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中国在美投资的挑战与障碍
近四十年以来，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一直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在美的直接对外投资（FDI）才开始凸显重要作用。这一双边关系如今日益重要，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令人担忧。对此，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发表研究报告，深入分析中国与美国投资现状，分析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挑战与障碍。
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已经规模惊人。但过去，大部分中国流向美国的资本都是购买证券等纸上交易，特别是美国国债的购买，并非直接投资。在更广的层面上，随着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推动跨境投资的持续发展可以为双边关系设立新基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强劲持久，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比双边贸易更可持续，同时也能支持美国的发展。
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在经历快速变化，按照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投资人在本土市场的收益降低，投资机会受限。其次，许多中国公司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阶段，他们在本土市场大获成功，自然将目光转向了全球性扩张，立志成为全球性品牌。第三，中国的投资目标正在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大宗商品，转向发达市场的消费者与企业技术服务。这意味着中国投资有大幅增长的潜力,但具体的表现将取决于美国市场的能力与意愿，取决于联邦政府、州市政府与美国企业是否能利用这一机会，继续接纳外国投资。这就要求美国打造开放的投资环境，欢迎中国在内的国际资本。
以下为文章全文：
近四十年以来，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一直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在美的直接对外投资（FDI）才开始凸显重要作用。中国的FDI很可能继续大幅增长，成为中美之间又一重要而有益的经济纽带。这一纽带发挥其最大作用时，可以支持美国就业，甚至贡献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将这两个经济体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直接投资将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基。这一双边关系如今日益重要，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令人担忧。
虽然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国企业在华的成功为两国带去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成为了两国关系的关键，然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并非毫无争议和摩擦。这是由于双方经常性的贸易争端，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市场准入，给一些美国企业在华的竞争造成了困难。不过，这也反映出公众未能充分了解，国际贸易总体来说，包括与中国的贸易，为美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的确，贸易会导致严重的就业岗位流失,但贸易的益处也广为体现在整个美国经济中。而且许多工作流失并非由于贸易，而是由于科技进步迅速，生产效率提升所致。科技进步的强大作用颠覆了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包括中国与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
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已经规模惊人。但过去，大部分中国流向美国的资本都是购买证券等纸上交易，特别是美国国债的购买，并非直接投资，也就不需要雇佣美国工人，或者建造工厂等实体资产。的确，总体而言，跨境直接投资是从美国流向中国，而并非从中国到美国。这些投资大部分都是美国公司单向投入中国，以帮助自身进入并且在中国市场中竞争。
但现在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连续几年的增长，虽然大部分投资一度涌向非洲与拉丁美洲，但现在中国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在美的直接投资已经从之前的低位开始迅猛攀升。
正因如此，中国在美投资开始维持或创造当地就业岗位。在一些项目中，中国投资人为美国企业提供成长资本，帮助其扩大产能。对于另一些项目，通过与中国投资人成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些美国企业发掘了中国市场的新商机。另外，中国市场的规模与容量毕竟可观，创新性的美国初创公司得以快速量产新产品，降低新兴技术成本。从这一意义上，中国投资将造福于面临激烈全球竞争的美国中小企业、制造商、初创公司、农民和农场主。
在更广的层面上，随着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推动跨境投资的持续发展可以为双边关系设立新基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强劲持久，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比双边贸易更可持续，同时也能支持美国的发展。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彰显了中国对美国市场与美国工人的信心，表达了对美国经济长期韧性的信念。
当然，投资的涨落背后有着诸多因素，中国经济的动向，包括汇率变动与资本控制就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过，这些属于正常的周期性变化，影响整体趋势的可能性不大。与欧洲、日本等国的投资人一样，许多中国投资人依然认为美国是全球最稳定与活跃的市场之一。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将会延续。首先，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在经历快速变化，按照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投资人在本土市场的收益降低，投资机会受限。其次，许多中国公司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阶段，他们在本土市场大获成功，自然将目光转向了全球性扩张，立志成为全球性品牌。第三，中国的投资目标正在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大宗商品，转向发达市场的消费者与企业技术服务。
这意味着中国投资有大幅增长的潜力,但具体的表现将取决于美国市场的能力与意愿，取决于联邦政府、州市政府与美国企业是否能利用这一机会，继续接纳外国投资。这就要求美国打造开放的投资环境，欢迎中国在内的国际资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最终完成将提高跨境投资规则和相关机构的可预测性，极大地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若想吸引到源源不断的直接投资，美国将需要与欧盟等其他发达市场展开竞争。众所周知，从亚洲到欧洲，各国对中国资本的争抢已进入白热化。英国与澳大利亚也是中国资本的青睐之地，虽然与美国国内情况类似，英澳的本土政治也开始出现对中国资本的强烈抵制。若美国无法维持一个欢迎而非拒绝境外资本，特别是中国资本的投资环境，那么美国将无法充分收获中国投资带来的利好。
直接投资固然能带来巨大商机，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实际难题与执行挑战。仅仅对外国资本有需求或有意愿投资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潜在的合作必须能带来经济效益，投资人可以从中收获可观回报，投资接收方能够发掘新机遇。美国是一个相对开放透明的市场，但是交易的识别与执行过程依旧复杂繁复。这包括遵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联邦与州法规，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协调当地利益相关方并解决企业文化差异等种种考虑。
当交易双方来自美国和中国，上述因素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中美之间的文化、法律法规差异、对目标市场与机遇的理解不同、政治动态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上述挑战将进一步放大。因此，由于经济、法律和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一些投资项目胎死腹中。许多项目即使落地，最终也未能取得经济与商业上的成功。
相较而言，中国目前的投资数量不多, 但一些较大规模的交易已经引起了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担忧。人们质疑这些收购交易的本质与意图，这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明显。但其实，这些恐惧往往毫无根据，产生于对投资机制的常见误解。
不管投资人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他们寻求的是平稳的投资环境和稳定的长期回报。当投资涉及工厂、生产设施和不动产等实体资产时，投资人的身份也许会发生变化，但这些资产几乎从来不会离开美国。这样的好处就是美国与此同时，能够获得新的资本。
另外，总体而言，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市场的行为与其他国际投资者大体相似：他们都希望投资优秀资产，追求投资多元化，瞄准与中国经济互补的行业以满足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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