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丁志杰：切勿高估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
IMI学术委员、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在10月23日于“2016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发表题为“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三个非常态因素”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非常态因素分别是金融发展放缓、成为“不成熟”的国际债权人、贸易增速放缓。
金融发展放缓角度看，中国正在发生的脱实向虚，现今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即便和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最高的。这并不代表中国的金融发达，而是意味着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而如果不对中国的金融泡沫加以控制，那么将可能发生危机。
另一角度，中国过去7年半贸易顺差获得的净资产达到了1.7万亿，却只留存了1000多亿，这意味着我国外部资产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即对外净资产难以获得收益。在他看来，这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越来越失去信心，进而造成人民币币值的下跌。
最后，在贸易问题上，他表示中国未来贸易还是要在扩大进出口规模的基础上，实现贸易进出口收支平衡，这样才是对中国经济福利效应和增长有积极作用。未来中国还是有很多空间的，扩展譬如一带一路的新的市场，沿线发展中国家会起积极作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上市公司法务部门的同行们进行汇报。接着时校长的话来说，十八大以前我做过独董，是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一部分，过去做得不错，没有出任何事情，有人会说可能没有尽职，我觉得其实尽职了，是风险控制得好，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行业限制，金融行业我不沾，因为这个行业跟我的研究领域相关，另一个是跟高等教育相关的我也不沾，时机控制和大股东的人怎么样，人好就好了，人要是不好再好的公司都很难。今天我只能跟大家汇报我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风险的看法。
题目是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三个非常态因素，我讲的问题都不是常态，不是常态就意味着可以改变，可逆的就说明还有希望，如果是不可逆的就是绝望了。当然对于当前经济我也不乐观，尽管不是结构性的，时间久了，就像酗酒和抽烟一样，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未来五年内中国会改变过去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新常态重要的标志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底线不断地降。2010年以前绝大多数年份或者平均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10%，2014年经济学界和决策层都在考虑什么是中高速？底线都是一致的，7.5%，对于上线大家有不同的认识，乐观的人认为应该在7.5-9.5%之间，悲观的人认为应该在7.5-9%之间，2015年到现在觉得9%几乎不可能，已经没人敢提中国经济增速到8%以上，从10%以上的增长下降到目前6.5%左右的水平，今年三个季度都是6.7%。去年股市，今年房市，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基于更长一点时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不是中高速，而是中速。
中速是不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因素改变造成的？有时候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说法不太一样，他怎么说都有道理，比如人口红利下降，经济放缓，还有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水平高了，增速会下来，确实有，但仔细想未必会这样。比如人口红利，中国经济新增就业三个季度已经完成了全年的指标，现在每年新增就业都在1000万以上，潜在的劳动力在下降，但就业增加了，跟过去没有变化，甚至比过去更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红利下降对于目前经济增长影响是打问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 8000美元，相当于高收入门槛的三分之二，大多数国家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失速的，如果在这个阶段失速就证明你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问题我们归结为客观原因有时候是不负责任的，推卸责任的做法，就像我们在学校一样，大家要遴选制，投票制，投票的结果没人负责，我讲三个非常态的因素。第一是金融发展放缓，第二是我们是“不成熟”的国际债权人，第三是贸易增速放缓。
金融发展放缓怎么理解，为经济和社会提供法务或者金融相关服务，金融服务就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们用钱来衡量，比法律事务重要得多，国民经济统计里不会把律所和法务部门作为独立的财务部门分析它占比多少，这个占比不够大，足够大了才会单列出来，金融在服务业中被单列出来，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金融业从经济中获得的收入，这部分一个层面反映了金融对世界经济提供了服务。
如果站在上市公司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说，实体经济获得金融服务付出的成本，中国持续增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都在下降，而中国在增长，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8.5%，今年上半年是9%，这个指标和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中国在全球大的经济体里面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德国、日本、英国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最高的，这个数很有意思，一个人获得的收入越多是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常识是这样，就中国的金融业来说是不是代表着中国的金融是发达的，大家说融资难、融资贵，中国的银行业全世界找不到这么多的银行，靠存款就可以挣钱，如果不能说明发达为什么会拿到这么多的钱，某种角度来说金融对于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但收入来源在实体经济里提供服务，分享蛋糕的一部分，说明中国分享的最多。发达国家的民间金融几乎绝迹，没有生存空间，中国有庞大的民间金融，我父亲的投资能力就比我强，在安徽农村，他的钱有小十年的时间搁在地方银行，一年一分的利。
互联网金融，这两块还没有统计到8.5%里面，金融业如果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会超过GDP的10%，反过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每生产一块钱的GDP产出要拿一毛钱购买金融服务，这个太高了，过去危机的时候讲高盛是吸血鬼，剪羊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脱实向虚，如果能往虚了搞，关键是很多人都想去虚，但虚不进去，能虚进去的做金融的都去做了，如果这个不能改变，中国在中高收入阶段，只是高收入门槛三分之二的发展水平上可能它就是长期的，我们永远进入不了高收入群体国家行列。温家宝总理最后两三年也不断地提出金融要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但这个问题到现在几乎没有改变，如果从增加值来看，剪的羊毛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目前全社会大的分配格局和产业之间的关系，金融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影响力大。
我们高估了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009年我开始做金融学院的院长，过去也在人民银行工作过，算是半个金融人，从这个角度批评自己所在的行业。这个作用高估有著名的论断，这是全世界唯一的论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仔细想金融比法律行业简单得多的服务，但是你给了它那么大的蛋糕，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有自我复杂化和自我循环的模式，高估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中国融资难和融资贵，中国人爱储蓄，节俭，钱这么多，利率这么高，利差这么大，很难解释，如果仔细看跟我们的金融发展有关，垄断在于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批评，要说金融垄断他马上说我们的金融机构有几千家，怎么垄断，无论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都是分割的。
四五年以前中国银行业还很好过，利润每年都是10%以上的增长，那时候银行的董事长一总结就说我们是怎么在公司治理以及经营上做出改进的，现在所有的大银行都回归到1%左右的增长，还是这拨人，大家同涨同落，还是跟垄断性以及国民经济分的蛋糕有关。银行现在也很辛苦，特别是投行，辛苦的价值几乎是零，也就是为了在这个蛋糕里守住自己的份额，就跟我在学校里做工作一样，我管招生指标，有院长来找我求我我就把他分下去，如果关系好多给他一点，其实他们的努力有用吗？没用，我的2000个指标是教育部给我下的，他们再努力我也不能让教育部增加指标，后来我改变运营的规则，用公式计算，没有一个人再需要找我了，指标也分下去了，中国的金融业存在这样的情况。
这个值高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代表危机，中国2015年占了GDP的8.5%以后，我们世界上最高，在这之前只有英国2007年和2009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了8.5%，中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三个大国，泡沫如果再往下走会怎么样，中国其实已经在发生危机了，中国的危机和西方的危机不一样，我们可以对泡沫进行控制，2015年为什么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么高，就是因为中国发生股灾，对于GDP的贡献还更大，这个行业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去年一些证券公司高管年底奖金不敢发，发高了股民不干，大家都赔钱。
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比中国高一点，像瑞士给全球提供金融服务，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不仅仅为本国服务，这个比值上升到高点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危机，我们是局部危机会把这个值推高。左边图上的黑虚线是泰国，这个值1995年和1996年超过了8%，1997年亚洲危机就是从泰国开始的，席卷了整个东亚，核心问题是它的影响要比金融业的泡沫导致经济崩盘小得多。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就是土耳其，蓝色虚线，1997年土耳其的金融业和房地产占GDP比重达到了高点，奇高，亚洲危机1998年演变为全球新兴市场危机，通过土耳其传过来的，我们一定要反思中国金融问题怎么解决，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
金融中心，北京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北京的排名远低于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和香港排在仅次于伦敦和纽约之后全球第三和第四位金融中心，如果单独把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和北京市的GDP比较，北京已经是最高了，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仅仅体现在互联网，还包括整个金融业未来的定位。
中国是“不成熟”的债权人，我们从2004年开始公布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现在讨论比较热的国家资产负债，我们讲的是中国作为总体有多少资产，有多少负债，而净资产，股东权益和国家对外。2004年对外净资产2400多亿，2016年上半年是1.6万亿，中国是债权国，过去长期是第二大债权国，仅次于日本，很不幸中国第二大债权国被德国所取代，取代的原因是不是中国顺差变少了？不是，中国还是顺差很大，每年2000多亿，我们每年应该增加2000亿的净资产，实际上不是这样，2008年的对外净资产是1.58亿，2016年上半年1.66万亿，过去七年半对外经资产增加了1000亿多一点，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净资产1.7万亿，中国有1.7万亿的净资产攒下来了，最后只剩下了1000多亿，还有1.6万亿去哪了，零头留下了，大头都没了。就像你去年通过辛勤劳动还涨了10万块钱，但是由于炒了股票，发现财富不是增加了10万块钱，而是减少了5万，甚至50万，这就是我们过去发生的。
为什么中国七年半危机以来增加了1600亿的净资产，原因在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模式出问题了，2015年对外净资产6.2万亿，而收益是-746亿，这么多钱在海外用，不仅没有挣回一分钱利息，还贴出去了700多亿，净资产收益率是负的1.18，不是净资产，而是有这么多钱，随便一点零花钱存到银行还有百分之一点多，而我们的净资产是负的，而负债2015年4.6万亿，负债成本1400亿，3.13%，2015年全年净资产1.6万亿，收益是-13.91%，中国把1美元给别人用，一年以后不仅没有收到利息，还贴出去13.9%，如果从整个区间来看，2009-2016年上半年，七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对外净资产的收益率平均是10.1%，净资产是12.69万亿，我们把12.7万亿储蓄给别人使用，没有收到利息，还倒贴了12755亿美元，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话你干吗。
这种情况也有一种解释叫托市，中国是不成熟的债权人，你要用钱，资产收益率低，我们在这个期间总的资产收益率是-12.84%，负债成本更高，负债成本9.4%，如果有一个杠杆在，你是债权国，但净收益是负的，能不能理解为中国是不成熟的债权人，不一定，危机爆发之前我们也在抱怨，抱怨中国是债权国，钱不能生钱，四年里我们对外输出净资产累计3.12万亿，但我们只赚了76亿美元，本还在，这个时期净资产的收益率不高，0.25%，要是和现在-10.5%相比好多了，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说中国不成熟，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成熟，但实际上看到的是赔得越来越多。
七八年以前我要想见高盛的副总裁就觉得很厉害，二十年前高盛的副总裁到中国来小平同志都接见。现在呢，不一样了，高盛的CEO来，包括美国的基辛格来都有机会在一起共进午餐，原因不是中国强大了，原因是我们的亏损就是他们的收益，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才是最核心的。2008年我们应对危机可能出现了错误，使得国民财富对外流失，过去我们讲大而不强，现在不仅不强，还反而变弱了，大家都没有信心，上周末我在微博上写了一条对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心虚了，中国的汇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的做法不仅是外国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本国投资者越来越失去信心。不是不成熟，也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应对错了。
贸易，过去贸易快速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1994年汇率并轨，使得汇率高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开始贸易顺差，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外贸迎来新的发展，2008年以前外贸出口增速都在25%以上，大多数年份在30%，快速增长大家想起了我们要这么多贸易干吗。2008年危机以后美国提出全球失衡，美国的逆差，中国的顺差，要求中国减顺差，顺差可以减，但怎么减是一个问题。2015年我们的出口加进口占GDP的比重是36%，蓝线的最末端和红线的最高点几乎齐平，红线的最高点是2006，出口一项占GDP的比重就是GDP的35%，现在出口加进口是一个数，中国外贸依存度急剧下降，可以解释为世界危机了，外需不足，但它反映了一点，你和别人交换的东西越多获益就越大，这是交换的基本原则。
中国下降是不是必然，是不是客观原因，就世界危机了，图上清晰的显示中国的红线在中间，危机以后外贸依存度除了中国以外全球前五大经济体都上升了，如果说是危机造成的大家都应该降，结果只有中国下降，最典型的是德国，GDP超过了80%，过去中国最高，现在我们还不到德国比重的一半，德国躲在欧元区里享受欧元走弱带来的好处，美国想弄它也不好弄。英国的比重现在也在50%以上。还有一个国家在我们身边，就是日本，日本的外贸依存度被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按下去以后，危机以后它反弹了，过去远远低于中国，2015年已经首次超过了中国，不仅仅是中国人去旅游让安倍在经济上有了支撑，贸易也是，过去我们错了，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是贸易大国，所以要往贸易强国转变，这个没错，但这个强要以一定的规模为基础，做强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大，没有这个支撑是强不起来的，今年我们认识到了，如果没有贸易的规模，这个顺差是极其有害的，中国未来贸易还是要在扩大进出口规模的基础上，实现贸易进出口收支平衡，这样才是对中国经济福利效应和增长有积极作用。
这些因素能不能改变，都可以改变，比如外贸来说，我们和欧美的摩擦越来越严重，中国的竞争力太强，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的，我们还要扩展新的市场，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会起积极作用。金融也是一样，金融回归应有的地位，就像一个行业，一个集团，一个产业，如果地位被高估一定会带来很多负面问题，就像一个人不该做的事情让他做了，他会想各种方法，对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都是巨大的打击。但对外有那么大的利益输送，中国未来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和发达国家，就像巴结上富的亲戚你会得不到好的脸色，跟穷人打交道不仅温暖，有时候还能获得一些小的利益。总的来说我其实是不乐观的，特别对于金融来说地位一旦高估很难改变，它不应该得到8.5%，但你已经给它了，就像给压岁钱一样，去年给他1000，这个钱可给可不给，今年回去如果给800块钱，估计就得不到什么笑脸。最近看了几个奥巴马的视频，2009年作为美国总统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美国金融地位被高估，到现在马上要卸任了，奥巴马这八年对华尔街的地位修正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还是有可能回归的，这样中国的经济才有可能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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