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蔡鄂生、魏本华、刘珺、王永利、彭文生等谈：“一带一路”与跨境金融合作丨2017国际货币论坛干货系列二
在全国金融工作召开之际，2017国际货币论坛主题一分论坛“ ‘一带一路’与跨境金融合作研讨会暨跨境金融50人论坛成立仪式”于7月15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北大厅隆重举行。主题一论坛由IMI与《当代金融家》杂志联合主办，会上进行了“跨境金融50人论坛”揭牌仪式。刘元春、蔡鄂生、魏本华、刘珺、王永利、彭文生、肖耿、涂永红、贝霓诗（Herbert Poenisch）、丁剑平、郭建伟、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 Martinez Oliva）、李炳涛等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跨境金融合作、人民币汇率与海外投资等问题发表了精彩观点，并给出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以下是部分专家的观点：
刘元春：跨境金融发展中的若干战略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了跨境金融发展中必须深入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这些年跨境金融的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跨境支付，跨境支付系统的参与机构从19家拓展到27家，并有427家间接参与其中，美国和俄罗斯也纳入到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中。过去几年中，我国的一系列改革，例如对于资本项下的改革、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是，近年来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例如根据国际货币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下降了25.8%，以人民币结算全球支付金额同比下降29.5%，人民币国际支付排名从第五位下降到第六位。
因此，跨境金融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跨境金融发展中必须要深入思考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比如在进行贸易大发展、投资大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是以金融服务为先导还是以货币国际化为先导，这里面的主次到底如何划分；二是国际融资进程中，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是以金融市场为载体还是以双边的信贷协调为主题；三是以发达国家市场化、规则化发展模式为重心，还是以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能力支持互联互通为重心，都需要我们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所经历的一系列风险事件，也会提醒我们在跨境金融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到底是以内部金融市场稳定为主，还是以离岸市场为主体。
蔡鄂生：坚持“一带一路”战略方向，重视理念落地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蔡鄂生分析了“一带一路”需要重视的理念基础。
第一，应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来思考“一带一路”中出现的问题。“一带一路”已不是简单的战略，其成效和风险不能简单的以经济产出来衡量，还有社会发展问题等众多因素也应包含在内。“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是要达到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发展成果应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我们的投资如何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最主要的标准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能不能达到成果共享。
第二，“一带一路”中很多非常好的理念如何去落地，非常重要。我们讲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如何让简单的几个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体现，如何在“一带一路”过程中将政府机构和资源部门几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出来，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和质量，需要大量的努力。今年5月份高峰论坛签了那么多协议，现在要将协议成果变成现实的成果往前推进，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加强融资方面的沟通、基础设施的支撑、开放金融的支持等等。
第三，我们的研究要把握未来的趋势。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今天分析的报告是昨天的数据，到了明天数据改变，就脱离了实践。因此，作为我们的论坛也好智库也好，不仅要研究当下，更要去把握未来的趋势，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
魏本华：“一带一路”下是顺应当前国际经济大局势的需要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对“一带一路”中的货币战略和金融合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一带一路”战略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也是顺应当前国际经济大局势的需要；“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问题集中在金融问题的解决方面，其中也体现了中国对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治理的新想法；“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性体现在共商、共建、共享，即需要我们最大程度地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
第二，“一带一路”的资金需要巨大，每家机构如果分别单独的投，第一解决不了问题，第二反而增加成本，建议成立至少要五千亿人民币以上巨型投资基金。
第三，我对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前景是非常乐观，是充满信心的，“一带一路”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出好多好的机会。同时“一带一路”将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金融合作的前景，“一带一路”如果能以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的形式能够定下来，各国都有轮流举办峰会的机会，将会是更好的形式。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金融是实质问题，有必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经开始项目合作，或者是相对来说条件比较成熟更积极的国家专门建立双边的金融合作机制。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到发展一定阶段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人民币国际化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货币功能的跨境延伸，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国家利益是货币的根本属性，只有国家利益才能真正地牟定货币国际化与他国货币、国别经济之间的比较关系，才能解释为什么国际货币地位之争如此激烈，才能解释为什么全球化背景下美元的全球铸币权、欧元的形成等事件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冲击。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因为真正的驱动力是人类的进步。科技突破如此迅速，已经进入“一切皆互联”的世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所以全球化在阶段性的休养生息后会进入下半场，并且继续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行。可能下一步整个全球投资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黑天鹅和灰天鹅事件会频出。
另类投资特别是对冲基金价值创造力显著下降，另类与传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冲基金存在的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T型投资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愈发突出，更要求垂直维度的行业挖掘能力和平行维度的金融市场把握能力。
市场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化，国际投资与国内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呈现经常化的状态。所有的投资都在全球价值网中被串联在一起，要求在投资的时候兼顾到经济、国别政治，甚至要兼顾到外交和军事方面潜在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过程和分析体系愈加复杂化、立体化、多元化。
投资服务于未来有潜力的实体经济，但现在无法确定哪些行业是未来真正有潜力的行业。任何的预测只是过往经验的推论，绝对不是结论。投资的技术含量骤然提升，量化投资、模型驱动和人工智能都将参与到未来国际投资的每个细节中，科技将对未来的投资产生根本性的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国际投资复杂性是同步的，全球化也有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加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时代课题。
王永利：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坚持记帐清算的方式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认为，人民币走出去应该坚持的是记帐清算而不是现钞走出去，现钞走出去本身的成本就很大，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推动货币数字化甚至是电子化的路径。在记帐清算下，货币所有权的转移取代了真正的货币头寸或者现钞的转移，流出流入的是所有权而不是真正的钱。
人民币走出去不是简单的事情，会带来一整套外债的管理、外汇的管理、海外净资产、海外负债一系列的变化要去应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真正支持人民币走出去重点应该是国内，要加快推动国内全球人民币清算总中心和人民币交易总中心的建设。全球真正人民币交易总中心，不是一个市场的概念，是由若干个市场，比如国债市场，人民币要走出去国债的交易量不大，是很难支持的。
在“一带一路”在加快推动的同时，围绕“一带一路”加快人民币走出去，一定要加快我们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同时也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巨大的帮助。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彭文生分析了对外投资需要的资金来源，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主要有有三个来源：一是贸易顺差；二是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固定收益类投资，资金进入产生外汇；三是私人部门对外投资，资金来源来自于过去累积的外汇储备。在有些国家可以对外投资人民币，但是这些国家拿人民币是要花出去的，要么来中国投资，要么是购买中国的出口，所以对外投资、对资金需求的基本逻辑是不会改变的。
贸易顺差和汇率是什么关系呢？短期来看，资本帐户管制情况下，贸易顺差或逆差是短期外汇供求重要的决定因素；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变动反过来会影响贸易差额，贬值增加顺差，升值降低顺差；长期来看，生产率、贸易条件、内部汇率是影响汇率和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内部汇率和外部汇率在历史上关系比较紧密，但最近分化比较严重，外部汇率在贬值，内部汇率在升值。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的未来趋势是从权益类转为固定收益率类，资金流入和流出相互抵消，对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也没有太大影响。
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资产配置的转换是由其内在要求决定的。过去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资产配置是有所失衡的，私人部门累积了相当大的对外负债。如果央行对市场不进行干预的话，就会体现为贬值压力。
汇率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最根本的是要对内部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
肖耿：货币稳定是健康有效的海外投资的基石
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学院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指出，货币稳定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货币稳定利于市场对接。汇率是连接两个价格体系的纽带，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有40年历史，本身内部很多价格还没有完全的理顺，在理顺过程中需要一个参照价，如果人民币和美元基本稳定，就使得所有者结构调整比较容易，正如97年后的十年，政府把价格波动基本上吸收了、固定了，外商进入中国不需担心汇率的问题，这十年间外商投资发展，整个中国全球供应链体系完全跟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对接了。
第二，中国的资产分布需要货币稳定。欧洲、日本拥有大量的对外资产，汇率的波动对他们影响并不大，但中国离均衡资产的分布还相差很远，未来中国的企业、家庭和政府一定要逐渐拥有更多的海外资产，这样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汇率稳定。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货币稳定。人民币国际化自然需要人民币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但是这个过程中如果人民币汇率处理不好，可能会出问题。目前香港的债券通和我们的债券市场开放，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发展无风险高等级的国债市场，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所以，预期的稳定也非常重要，外汇管制一步到位的结果是，过去六个月外汇市场的流动性变得很差，一旦预期稳定，外汇市场的开放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涂永红：结构性调整是影响贸易差的根本问题，应积极鼓励对外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认为，所有经典汇率理论对人民币汇率都不适用，正在进行的全球的结构性调整还没有纳入到汇率理论中来，精确预测汇率是格林童话。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的问题不是汇率的问题、价格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属于贸易结构不改。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汇率不能由单纯两国之间的顺差和逆差来决定，未来考虑汇率水平结构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中国国际收支格局近年来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得对外投资成为中国内外均衡一个重要的手段。从对外投资角度看，直接投资引进外资很重要。实证分析发现：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对外投资对中国境外拉动贡献率更大。
我认为应积极鼓励对外投资、扩大直接投资，推动供给侧改革，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基础。对外投资应更多地去并购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和品牌，通过逆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把国外的高新技术和国内急需的一些产业移植到国内，促进国内技术创新，提高质量和品质，加速补短板的进程，这样只有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来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发展，进而巩固贸易大国地位，只有这样人民币国际化才能禁受住考验，在经过一定的回调后继续稳步前进。
无论是去购买资源、技术或者是组织生产，最终的目标都是服务于国内市场，要引进来、引回来，在此基础上扩大双边贸易，更多地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达到金融机构国际化，为中国企业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在离岸市场上培育我们自己的生力军。
贝霓诗：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从美元国际化中吸取经验
国际清算银行原高级经济学家贝霓诗（Herbert Poenisch）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的国际化具有相似之处，我们应该从美元同一阶段的进程中吸取经验。
美国二战后在世界上有主导地位，大多数国家外汇储备都是美元，二战后美国成为真正的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美国的国内市场有非常大的规模和非常好的流动性，先有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才会有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体系，美国所有的机制性安排都是之后建立的。美国在60年代以后就有赤字，美元逐渐流出了美国。与当今中国类比，政府想控制外汇和汇率，银行不想控制，这是有矛盾的。境外美元大幅度增加，美国银行在国外有运行，在欧洲有巨大的欧洲美元债券市场。
欧洲美元市场在国际货币领域是非常好的研究案例。我们的当局对于欧洲离岸人民币市场有一些担心：第一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汇价是不同的，第二因为离岸市场规模太大，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在市场上会产生通胀影响。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首先应是金融一体化。现在“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币储备是1%，这是很低的，至少要达到30%，中国的银行如今在“一带一路”65个国家中覆盖了25个国家，任重而道远。
如果想增加人民币的使用，我们要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美元可以用于新加坡、伦敦等等，人民币清算也应该这么发展，依次在上海、香港的清算所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进行货币互换安排。
丁剑平：从学术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回顾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学术研究，认为过去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采用人民币波动的残差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货币波动残差的影响，但残差中包含的因素太多，有独立浮动的因素，也有其他货币的影响，要把其他货币的影响完全去除是不可能的。因此引入了一个新的逻辑，使用人民币是为了和中国贸易，应考虑市场规模的影响。在这个逻辑下，分析中加入了贸易约束、GDP约束和各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约束，并考虑贸易引力模型。于是分析结果如下：
东北亚11国，人民币的影响因素很强，尤其是2000年后逐渐加强。美元因素也很强，但对欧洲和英国依赖很小。
南亚8国，对美元、日元和英镑显著，却对人民币不显著。英殖民的影响仍在。
西亚北非17国，美元、日元、人民币的影响很强，因为中、美、日是主要石油消费国，人民币2000年以后超过了美元的地位。
中亚国家5国，2008年以后人民币开始走强，并超过美元。
独联体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参照人民币的比重超过了美元和欧元。
中东欧16国，参考率欧元是第一位，08年后人民币与美元排序不相上下。
结论是，做强本国市场规模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市场规模扩大了，外商才有使用人民币的动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定不是线性的逻辑，还需要多方多种的努力。
郭建伟：2+X模式大力推动丝绸之路人民币区域化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行长郭建伟分析了“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重大的机遇。理由有四，一是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趋势，有利于推进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使用。二是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份额。三是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巨大，有利于扩大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规模。四是全球金融资源错配的内在要求，有利用我国与沿线国家扩大货币互换范围和规模。
第二，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方面，从区域选择上看，应将中亚五国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地区。但是，从现实条件上看，当前我国与中亚国家不具备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一是中国与中亚五国金融一体化程度不高，二是中亚五国外债负债率远高于我国。因此，从合作模式上看，次区域理论下的“2+X”货币合作模式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的最佳突破口。鉴于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实力超过了中亚其他四国的总和，应首先选择哈萨克斯坦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点推进国，两国通过货币互换、货币挂牌交易、汇率联动、贸易投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开展多重货币合作，通过两国金融合作取得的可复制性经验，外溢到中亚其他国家。
第三，郭行长针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中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努力推动人民币与中亚国家货币挂牌交易、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性、以海外基础设施援建为契机扩大人民币资本输出、发展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加快区域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增强人民币的民间认同感。
胡安·卡洛斯：“一带一路” ：具有多边属性的合作倡议
意大利银行经济与统计研究主管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 Martinez Oliva）认为，“一带一路”、亚投行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快速的使用具有显著的互动作用，这种互动首先将使得人民币成为一种地区性的货币，同时促进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不应该被看成一个单边的行动，而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追求建立一个非常可靠的金融体系和网络的共同愿望的反映，具有多边的属性。“一带一路”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和美国马歇尔计划有些像，但“一带一路”互利互惠、开放包容的基调决定其本质上是一个合作的倡议，将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促进各国的繁荣。
李炳涛：与国际组织协作是铲除跨境金融合作国别风险的方式之一
光大证券业务总监、光证国际行政总裁李炳涛认为，中资企业在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具体建设也面临着的国别风险和特殊经营环境障碍，而在实践中，与大型国际组织协作是铲除国别风险比较好的方式。
“一带一路”的建设和跨境金融合作方面形成了六个的角色定位，第一是民间外交的引路人， “一带一路”是大国外交的形式，但具体的项目必须要有民间外交形式来落地。第二是战略实践的补充者，在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大框架下，实际工作中在港中资企业可以发展很多优质的小项目投资。第三是国别风险的控制方，香港积累了大量的熟悉各国文化环境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环境的人才，对控制国别风险十分重要。第四是信息交集地，香港是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信息交流枢纽。第五是内资对外并购的桥梁。第六是资源配置的调拨器。
“一带一路”合作的丝路建议，从我的角度来讲，即将自身成功过的商业模式，到比我们落后的国家中尤其是文化相近国家中去复制。同时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选择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特别自己已经走出去的客户。
注：本文为根据速记整理的会议纪要精华部分，未经参会专家审核，后续将会陆续推出完整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
编辑 黄泽清 韦祎 蒋超 何平 李欣怡 肖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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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8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7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中国财富管理报告》《金融科技二十讲》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产品。
2016年，研究所入围《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影响力榜单列高校智库第4位，并在“中国经济类研究机构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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