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新征程、新希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30年阶段”特征：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由快速发展逐渐滑落至濒临崩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愈发成为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又从濒临崩溃逐渐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该过程中成功地穿越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南方洪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第三个30年还在进行之中，令人充满遐想，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撰文认为，目前世界格局剧烈变革，国际矛盾不断激化，这些对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如果我国应对得当，在这个阶段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后，经过漫长的实力积累，我国有望在第四个30年成为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头号强国。

以下为文章全文：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创造了超出世人想象的巨大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已经崭露头角，推动世界格局发生极其深刻的剧烈变化；

纵观当下，国际国内局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发展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迎来必须准确把握时势变化、国际定位和发展方向、发展战略等非常关键的时刻；

展望未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确立，推动中国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让人充满期待、充满遐想！

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30年阶段”特征；改革开放后基本上十年一次大的冲击或危机呈现的“10年周期”现象；中国发展进入重大转型调整期和发展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不同于原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模式”或“第三条路”）等，值得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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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1979年，第一个30年，中国经济社会由快速发展，转为濒临崩溃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丧权辱国、任人宰割、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33 45103 33 14939 0 0 2731 0 0:00:16 0:00:05 0:00:11 2954“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地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增强了共产主义信仰，振奋了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激情，特别是在紧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胜利，更是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自信心和奉献精神，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高速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

但随着和平时期的延续，在强大外敌威胁逐渐解除、人们的生命安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不断显露，原来赖以聚集社会最大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形成最大合力，据以战胜强敌获取巨大胜利的“战时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模式越来越偏离现实，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和挑战。这在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表现的更早更明显，在其开国领袖斯大林去世后，随之发生了重大震荡和变化（“修正主义”），并且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抗的过程中，苏联也不断加强对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各成员国的控制和资源集中，不断激化内部矛盾，包括最后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异常紧张局面，撤离对中国的援助。这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威信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正确性，中国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待通过资源的更加集中利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实现“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竭泽而渔式的“大跃进”和高度公有、高度计划、平均分配式的“人民公社”运动，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反而使经济基础遭受重创，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 ，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进而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导致1959-1961年粮食供给严重困难，饿死大量人口（“三年困难时期”）。

在生产和供给上不去的情况下，为缓和供需矛盾和社会矛盾，包括严重的社会就业和物资供应矛盾，国家转而开始抑制需求，严厉批判享乐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转入农村“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批个人利益追求，强调“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为人”，掀起意识形态斗争高潮，进一步强化阶级斗争，破坏社会秩序，按人头供给、凭票供应的“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经济社会陷入濒临崩溃的局面。

苏联的变化，以及中国自己由高速发展到濒临崩溃的巨大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坚持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机制已经严重偏离现实，必须改革。

从理论上讲，只有将一个国家最广泛的人民和物质资源高度集中起来，以国家或国民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最强大的聚合力，才能战胜其他强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繁荣。而这就需要消灭私有、消除剥削、实现平等，推行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暴力革命，以暴力方式快速聚集资源（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资本家，工厂归工人”）。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在二战的成功、纳粹德国在一战之后的快速崛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统一等，都与推行这种模式密切相关。同时，从理论上讲，将一个国家的资源高度集中，交给国家最优秀的人进行安排，有计划地分配使用，要比将资源分散给能力不同的人自主使用，其效果应该好的多，是一种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

但这些模式都是有其极其严苛的适用条件的，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人们大公无私，而这是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

实际上，人类是世界上最受利益驱动的动物，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同时，人类又是最具社会性的群体动物，这又成为人类快速繁衍、快速进化的重要条件。这样，人类社会就必然存在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统一：个别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没有个别利益就没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个别利益的共同部分，只有公共利益最大化，个别利益才能得到根本保证。只有在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不加入集体并共同维护集体利益最大化，就难以保证自己的基本利益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舍弃自己的小利益而更多的维护集体的大利益，“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模式才能较好发挥作用，所以，才会出现“原始共产主义”的存在和“战时共产主义”的胜利。但一旦进入和平时期，没有强大外敌威胁，个人生存不成问题时，人们追求个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就会显现，战时共产主义的模式就会遭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从根本上说，人类制定的社会制度，没有不存在问题、挑不出毛病、一成不变的理想模式，只有最适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利大于弊的最现实模式。国家既要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崇尚文明，又必须以人为本、符合实际，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盲目追求理想化的最佳模式或简单照搬照套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对任何社会制度，都不能求全责备，而必须关注主流、顺应潮流、实事求是、趋利避害。

正是在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人们逐渐认清，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但却是遥远的目标，中国仍处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盲目追求高而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是脱离现实的，必须尽快改革，要加大考核和利益激励；需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技术和文明成果，并以开放推动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谓“波澜壮阔”，从高速发展到濒临崩溃，高度公有高度计划使社会阶级和阶层（利益集团）消灭殆尽，巨大的变化和与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差，以及第一代主要领导人的去世，给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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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79-2009年，第二个30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从濒临崩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1979年成为改革开放正式推行之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流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到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的历程中，成功穿越了1989年的政治风潮、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南方大水叠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三轮巨大冲击（基本上每十年一次，呈现出“10年周期“特征），成为21世纪开启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和稳定器，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和外汇储备国，综合实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猛提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简要历程与基本脉络

改革开放伊始，苏联尚未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抢夺市场，并增强对苏联的压力，张开双臂热烈拥抱中国。中国推行改革并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推动东西方两大阵营原来相对平衡和尖锐对抗的世界格局开始倾斜。

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发展方向、路径、模式等一系列问题上仍属于“摸着石头（有利于经济发展）过河”，充满争论和斗争。其中，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着重突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束缚，推动土地承包或利润承包，以利益作为主要驱动力，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加快发展。但这也必然涉及到整个国家管理体制机制的配套改革；开放，主要是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开放，引进其先进的产品、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意味着更多地学习借鉴其企业乃至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等，并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支持开放。但具体实施中又存在尺度把握的问题，存在原则、方向和路线的争论乃至斗争，最终聚焦于：是否彻底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进而放弃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尽快转向美国式的“以私有制为基础、联邦分权管理、多党竞选执政（政府和军队需要独立于政党）、三权分立制衡”的模式，还是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推动改革开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走出不同于苏美两种道路体制的新型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道路与模式。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由此确定了改革开放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并相应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可以说，这是防止激化与苏联的矛盾，最大程度地争取国际资源，稳中求进，避免重大失误和失控现实而明智的选择。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在启动改革转型的非常时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快速更替、社会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的迸发和利益调整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发达国家刻意灌输和推行其体制机制与国际规则等，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以致在改革开放刚满10年的1989年6月就爆发了激烈的政治风潮和流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十字路口。

这使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也是决定发展方向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危机与挑战。

但在这一关键时刻，1989年11月东西方阵营直接对抗的阵线——“柏林墙”被推倒，东欧开始剧烈变化，进而苏联及南斯拉夫于1991年解体，东方阵营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这种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将世界矛盾的焦点从中国转走，大大缓解了中国的国际压力。更重要的是，苏联解体后，其社会格局剧烈变化，经济发展严重衰退，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严重削弱，也给中国带来极大震撼和警示，使国内关于发展方向、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乃至斗争趋于缓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被广泛接受，中国重新回到加快发展、扩大开放的道路之上，从1993年开始，经济发展明显升温，到1995年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过热态势。

在这一过程中，从1993年开始，我国先后推动了财会制度深刻变革，财税体系深刻变革（修正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拨改贷”、“利改税”的做法，实施“利税分流”和分税制，控制国家经济建设职能，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和公共财政建设）、外汇管理体制重大变革，先后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并着力推动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职责划分和功能发挥，2005年正式颁布了《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预算法》等（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法规的落实遇到很大困难）。

1995年开始，针对经济过热问题，国家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在1996年实现软着陆。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出口的扩大，加大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压力，其前期国际资本和产能大量流入所形成的泡沫问题日益显现，最终爆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遭受重创，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此时的中国在金融领域尚未对外开放，外汇管制依然很严格，避免了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出产生的影响。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抑制出口及经济下滑做出了重大贡献，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人民币开始扩大在周边国家流通，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迅猛提升，赶超了日本。

同时，通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对金融、对货币自由兑换和外汇跨境流动等方面重要性的认识，在1998年开启了一轮深刻的金融体制改革：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和组织管理从地方上收中央垂直管理，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用于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大大提升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剥离商业银行附属业务，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推动国有银行加快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清理严重的社会“三角债”（相互拖欠），强化信用管理；进一步区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等等，并继续保持和改善外汇管理，控制资金跨境流动。这推动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机构深刻变化、整体实力明显增强。

可以说，如果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难以推动并取得这样的成果。而没有这一轮深刻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机构的品质和实力难以有效提升，恐怕也很难抵挡加入WTO之后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缓解之际，1998年夏天中国南方又遭遇特大洪水，二者叠加，造成199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滞胀压力巨大。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方大水叠加，使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之后第二次重大冲击和挑战。

为此，中国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并从1999年开始，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从而推动国有资源大量转化为国有收入（土地、矿产等有形资源，以及各种专营权等无形资源转让收入，成为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进而扩大投资，增加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资本金，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进而可以扩大贷款和融资，从而形成“资源变资本、资本加杠杆”的螺旋上升态势，推动中国经济在2000年开始止跌回升，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局面。

与中国形势不同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国际资本急于撤离并寻找新的去向，但中国金融没有太大开放，1998年俄罗斯爆发债务危机，拉美原本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又开始剧烈动荡，日本遭受冲击、经济进一步下滑，欧洲以及非洲经济低迷依然缺乏吸引力，这迫使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北美，其中，除一小部分流入加拿大外，绝大部分涌入美国。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除一小部分流入房地产，推动美国住房价格从1997年开始步入上行通道之外，绝大部分涌入原本已经过热的网络产业，在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异常繁荣的同时，也使网络产业的泡沫急剧聚集，最终于2000年10月造成纳斯达克崩盘，网络泡沫破灭，给美国经济金融带来严重冲击。为应对这一冲击，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法案刺激房地产发展，美联储也从2001年初开始大幅度降低联邦基准利率，这在推动房地产加快发展、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也为其后的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祸不单行的是，2001年美国又遭遇令人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的反恐局势陡然紧张，美国很快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其投资环境明显恶化，国际资本开始外流，美国经济陷入低迷。

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放眼全球，产能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已经显现，世界经济整体低迷，急需寻求新的增长点和拉动力。恰在此时，中国成为最大亮点，吸引了全球最大的注意力。

正是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世界需要中国的大背景下，在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就一直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来转变为WTO）的情况下，WTO组织也做出适当让步，中国在2000年10月被接受，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投到中国，推动中国很快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带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催生出“金砖五国”等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进入21世纪，正是在中国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又迎来一轮新的发展高潮。

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加快发展，在推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高潮的同时，也使得世界范围内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隐患更加突出，并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明显分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如七国集团（G7）的发展陷入低迷，双方经济总量的巨大差距逐步缩小并于2005年之后趋于逆转。

其中，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投资环境恶化，加之新兴经济体更具吸引力，造成大量资本外流。同时，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美国的低利率政策难以维持：自2001年初开始，联邦基准利率从6.5%一直降低到2003年6月的1%，创下美联储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这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进而推动贷款控制标准不断降低，次级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在此基础上，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大规模涌现并不断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多重嵌套的结构性产品。但自2004年6月开始，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联储被迫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到2006年6月提高到5.25%。这使得美国住房贷款的还本付息成本越来越高，再叠加资本外流，住房需求下降的影响，到2006年9月末，住房价格触顶回落，进而引发很多次级按揭贷款到2006年底出现大规模不良，住房贷款公司开始破产倒闭。到2007年7月，由次级贷款支持的证券产品（MBS）及其衍生品（CDS、CDO等）出现大规模兑付违约，引发所谓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次贷危机进一步引发美国全面的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成为全球范围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大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大衰退。

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流入，推动中国快速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大潮之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巨大冲击。

这成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第三次重大冲击和挑战。

幸运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吸取上世纪“大萧条”爆发后政府没有及时干预造成局面持续严重恶化的教训，20国集团（G20）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其中，中国更是体现出体制优势，迅速转变宏观调控方向，从之前不断采取强力措施重点抑制经济过快增长，转而快速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稳定器和推动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央行外汇储备快速扩张，国际影响力迅猛提升，以致于有人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可以说，中国再次成功穿越了全球金融危机，呈现出国运昌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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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9-2039年，第三个30年，还在进行之中，但已呈现出令人充满遐想的发展态势，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此期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意味着世界范围内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考虑到世界上已经难以再找到像中国改革开放所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推动力，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进入瓶颈，地球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也濒临极限，全球化带动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已经积重难返。危机爆发后，大规模的救市运动继续扩大产能和流动性投放，推动全球范围负债水平急剧抬升，投资品价格大幅度攀升，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地域政治冲突频繁爆发，风险隐患没有消除反而更加聚集，但潜在的政策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世界经济处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非常脆弱的状态，尽管2017年世界经济出现明显的回升态势，但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扩大投放、扩大负债的基础之上的，表面光鲜之下，隐藏着诸多风险点，在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2018年2月开始资本市场、主要货币汇率、新兴的数字货币价格等大幅波动，不少征兆让人不免对再次爆发新的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感到非常担忧。

2018-19年又成为世界和中国一个非常敏感的危机“十年周期”点！

从中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40年，国内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又到了一个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关键时期。

中国在大规模经济刺激之后，依靠传统的扩大投资和贸易、高度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1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日益显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增长动能新旧转换等相互叠加，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包容式发展所掩盖的深层次矛盾加快暴露，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调整期。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大量外流、外汇储备快速减少，人民币加快贬值，原有的调控模式、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提出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概念，强调不再追求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而着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机构调整、发展质量提升。但“新常态”应该是什么状态，所对应的新路径、新模式、新的调控方式等尚需时间探索，原有的模式、路径和调控方式难以马上转变，问题的积累仍在继续，直到2017年，重大政策转变才真正开始。十九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极其关键和重要，但其具体落实还需要细化方案和一定的时间，也必然需要配套推动党和国家管理体制、组织架构和干部队伍的深刻调整，加快国家治理系统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重大转变，由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其中有非常深刻的社会背景，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从国际大环境上看，中国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开启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从处于苏美两极对抗之中存在很大运作空间，转变为步入国际社会“坐二望一”的特殊位置，过去坚持的“韬光养晦”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美国特朗普新政刚刚开始，国际地缘矛盾更加激烈，国际大环境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这都将对中国的发展稳定产生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剧烈变革，也会不断激化国际矛盾，甚至引发主要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或直接对抗。这就像20世纪之初美国的强势崛起，推动世界格局剧烈变化，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剧烈调整（中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金融大危机）才达到新的相对平衡一样，21世纪上半叶必定也是一个剧烈震荡的世界格局变革调整期，对可能爆发的尖锐矛盾和极其严峻事件，要有充分的心理和应对准备。

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亟需有新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略。其中，2017-2019年将成为非常关键的转型调整期，这期间，即使调整的方向非常准确，但如果调整的节奏和力度把握不好，调整过度、转变失控，也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造成极大的影响。在世界经济金融乃至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这确实需要对可能的风险和新的一轮巨大冲击高度警惕！

当然，中国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困难和问题确实不少。但是，放在全球范围看，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最严峻的，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之中，改革开放、提升消费等方面的潜力和政策可调整的余地非常大，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等，网络化信息化发展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和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很大。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世界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大压力。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党的十九大在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局势变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方位以及与之对应的新思想、新方略，做出了一系列让人信服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非常及时，极其重要，这让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信心，对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纵观全球，展望未来，依然是“世界剧烈变化，中国风景独好”。

这让人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在2039年前，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所谓“世界第几大经济体”是按照年度GDP进行排名的，而年度GDP最大，并不代表一个国家历史累集财富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就同步成为世界最强。实际上，美国在1890年前GDP 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但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并不能与英国同日而语，英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才逼近英国，但之后的“大危机、大萧条”又使美国遭受重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才超过英国，特别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之后，才彻底拉开了与英国的距离。美国从GDP超越英国，到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超越英国，经历了60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即使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要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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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望未来，在第四个30年，中国有望实现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

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在已经跨进第三个30年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穿越了十年一轮三次重大冲击和挑战，创造了巨大的发展奇迹，在增强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动世界格局发生极其深刻而剧烈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推动世界格局由量变进入质变阶段，世界的中心开始向中国转移，中国的崛起呈现出令人震惊、势不可挡的态势。这些成果的取得，都不是天上掉馅饼凭空得来的，“幸福是靠拼搏得来的”，可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展望未来，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让人有理由相信，在之后的第四个30年内，即在2069年之前，中国有可能成为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头号强国。

这样，中华民族就将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新道路、新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这样，21世纪就将成为中国的世纪，就像20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一样。

在这种剧烈变革时代，中国对国际国内大形势的把握是否准确，战略与策略的选择是否得当，就变的格外重要。中国崛起的新时代刚刚开始，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但面临的挑战将更加突出，特别是要承担更大国际义务，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将面临更多的国际局势变化的挑战，必须始终坚持着眼全球、求真务实、稳中求进，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编辑  徐同 张昊轩

来源  王永利（微信公众号）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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