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2018宏观调控更需灵活性
以下是全文内容：
今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进出口稳中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各类风险有序有效防控。这一目标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可，特别是经济增长从去年的6.9%下降到6.5%左右，应该是在综合各方面影响因素，推动经济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合理安排。
但是，进入2018年之后，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很多新的变化，经济增长保持6.5%的增长目标面临很大挑战：
1．从国际局势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强硬举措，有可能带动很多西方国家跟随，这将对中国出口增长形成很大压力。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取向调整，延续趋近态势，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汇率和资本市场等都将产生影响。
需要看到，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净出口的增长超出预期。2016年我国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4个百分点，2017年则为0.6个百分点，同比增加了1个百分点。如果扣除净出口增长的贡献，国内因素的影响反而使2017年经济增长低于2016年。
2017年净出口增长好于预期，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其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016年4月末为6.4762，5月开始进入贬值通道，12月末为6.9370，2017年1季度略有升值、保持基本平稳，4月开始进入升值通道。由于汇率变动对净出口的一些存在滞后性，这一阶段人民币贬值对2017年净出口增长是重要利好。
但2017年4月份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步入升值通道，12月末为6.5342，2018年2月末为6.3294，3月26日一度突破6.24。人民币升值将对净出口增长产生很大压力，形成与2017年有很大不同的局势，要维持“进出口稳中向好”难度大增，2018年净出口同比完全有可能再次出现负增长的结果。
2．从国内情况看，2017年我国基建投资逆势增长，房地产投资和销售表现不错，都超出年初的预期。这一方面与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有关，地方政府PPP和债务发行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住户部门贷款大幅度上升，主要也是投入住房领域，也使住户部门负债率急速上升（见附表）。
住户部门本外币存贷款（万亿元）
从2012年以来住户部门本外币存贷款相抵后的“净存款余额看，2017年不仅延续了2016年开始的下降态势（同比减少0.88万亿元），而且比2016年又大幅减少了2.596万亿元，反映出住户部门的负债率增长迅猛。本人在2016年住户部门净存款出现下降后就发文指出，这是住户部门净存款若干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且其规模不仅比2015年缩小，甚至比2014年都小了，这一态势值得高度关注，因为住户部门代表全社会的最终需求，如果住户部门净存款下降过快过大，将引发需求不足、经济下滑甚至人口出生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并没有引起宏观调控层面足够的重视，直到2017年住户部门净存款出现更大幅度减少后，这一问题才开始引起广泛而高度的重视。2018年1月末，住户部门存款余额达到66.0747万亿元，贷款余额达到41.4316万亿元，净存款余额为24.6431万亿元，比上年末进一步收缩。但2月末住户部门存款余额达到68.9638万亿元，贷款余额达到41.7077万亿元，净存款大幅反弹到27.2561万亿元，几乎追平2016年末规模。这反映出宏观层面从上年底开始严厉控制住房贷款、推动住户部门去杠杆的措施产生效果（这其中，2月份住户部门存款余额比1月增加了近3万亿元，规模非常惊人，超出一般规律，是否存在口径调整等特殊因素尚不得而知）。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和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当前工作三大攻坚战的首位，其中重点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控制，金融监管力度和范围进一步加大，影子银行、表外业务、资产管理、体内循环、房地产融资和住房贷款等明显收紧，推动金融机构和住户部门去杠杆。同时，伴随美元加息，人民币也存在加息的压力等。这都有可能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等产生抑制。
今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7.9%，增幅同比放缓1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长16.1%，增幅同比下降11.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同比下降超过3%。
需要看到的是，尽管2018年经济增长目标是6.5%左右，允许有一定的浮动区间，但考虑到要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三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基本上需要保持6.3%，实际上2018年经济增长原则上不能低于6.3%，允许增速下降的空间是有限的。经济发展不追求高速增长，但也不能出现大幅下滑。所以必须对经济增速可能下滑的态势高度警惕，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宏观环境的预测分析，增强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协调性和灵活性，准确把握防风险与稳增长的平衡点，防止宏观政策简单僵化和多方政策相互叠加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其中，在货币政策上要对可能的经济增速下滑形成应对预案。
2017年初确定的货币总量增长目标为12%左右，但实际结果为增长8.2%，不仅大大低于预期目标，而且M2的增长率居然低于GDP（6.9%）与CPI（1.6%）增长率之和（8.5%），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历史上，我国在确定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目标时，都是按照“GDP预期增长率+CPI预期增长率+调整系数”来计算的，其中，调整系数一般为3%，实际执行结果一般都会高于3%。
对2017年M2增速低于GDP增速和CPI增速之和的结果，权威部门的解释主要是推动金融去杠杆取得成效。也是基于这种状况的出现，2018年国家首次没有提出货币总量年度增长目标。这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从当前的情况看，一方面人民币自去年以来对美元已经有了很大升值，3月一度突破6.24，对出口将形成很大压力，因此，不宜跟随美元加息步伐同步推进人民币加息，根据需要，甚至可以扩大流动性投放，适当压低人民币利率水平，抑制经济增速下滑，也相应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与此同时，扩大流动性投放也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到2018年2月末，中央银行在冻结商业银行20万亿元左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对存款性机构拆放资金超过10万亿元，但二者的利率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化利率为1.62%，而向央行拆借资金的年化利率可能不低于3.62%，由此就形成巨额利差，并进而抬高社会融资成本。由此，在经济增速下滑需要宏观政策刺激，而央行外汇占款的扩大空间不大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考虑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压缩央行拆放资金规模，推动社会融资成本降低。
必须明确，我国在冻结大规模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央行又向存款性机构拆放大规模的资金，并保持很高的利差水平，是不尽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等于就是大水漫灌式宽松货币政策，“降准”不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
编辑 白若云 赵玉卿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田雯
来源 王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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