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和解：沙特与伊朗和解背后的动机
作者为国观智库公共事务部研究主管杨晓童。
3月10日，沙特、伊朗和中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沙伊两国复交，并且将在该协议签署后的数月之内，互相重新开放在位于彼此境内的大使馆。3月19日，沙特国王邀请伊朗总统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4月6日，沙伊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同时，沙特财务部长穆罕默德·贾丹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表示，“沙特将会很快恢复在伊朗的投资。”这一系列举动也象征了中东地区两大势力放下多年嫌隙，握手言和。
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大致可以归为宗教信仰和地缘政治这两项缘故。沙伊两国虽共信伊斯兰教，可两国执政者和国内大部分民众所遵循的派系截然不同。沙特主要信奉逊尼派，而伊朗主要信奉什叶派。在沙伊两国尚未建国之际，逊尼什叶两派之间的分歧就已经存在了千年。除了派系斗争之外，两国之间还存有诸多地缘政治纠纷，比如，两国同时想成为中东地区的领导者等。然而，沙伊两国正式断交还要追溯到2016年，沙特因叛国罪处决了本国的一名什叶派神职人员，以此事为导火索，沙特驻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随即被伊朗示威者摧毁，此后，沙特切断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既然沙伊两国之间的裂痕如此之深，中国又是如何做到斡旋沙伊两国达成和解的呢？
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调解沙伊两国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在能够与沙伊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是一个有实力、有影响力、负责任的大国。例如，尽管沙伊两国曾分别在阿曼和伊拉克境内举行过多轮会谈，可阿曼和伊拉克促使沙伊两国和解的努力终究未果，因为虽然阿曼和伊拉克与中国一样，能够同时与沙伊两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可奈何两国的实力有限，无法做出更多的调解和斡旋。中国与伊朗和沙特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是伊朗和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些无疑使得中国和身陷冲突中的沙伊形成了极为重要的信任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与沙、伊两国高层互动频繁。这些都表明中国越来越重视中东地区，而且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愈来愈强。当然，中国的成功并非自己单方面的努力，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沙伊两国近些年与对方达成和解的诉求和渴望。
近些年来，沙特王储兼实际掌权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改常态，在沙特推广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沙特愿景2030。根据该计划，沙特将会在2030年前做出努力减少其经济对石油的依赖、逐渐向多元化经济转型、大力发展基础建设、以及世俗化、改善民生、促进女性平等一系列举措。本·萨勒曼王储改善沙特国内经济的计划，使其无暇顾及与伊朗的争端。更何况近些年来，沙特与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战争已经陷入僵局，甚至越发呈现出一种对沙特不利的态势。因此，沙特更加迫切地希望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当然，其前提是体面的脱身。
除此之外，沙伊之间近期之所以能够达成和解还有其他原因。据莱斯大学公共策略研究所的中东事务研究员克里斯蒂安· 乌尔里克森研（Kristian Ulrichse）指出，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沙特就对与伊朗达成和解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沙特对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这一执政理念极为不满。例如，特朗普曾在2019年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被伊朗无人机袭击之后，选择了无视沙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没有做任何反击，并且特意强调此次袭击的受害者是沙特而不是美国。尽管事后特朗普针对伊朗实施了一系列报复性的打击，但其原因都是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与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被伊朗无人机袭击并无直接关联。二是沙特对特朗普不愿意继续履行其“世界警察”（直接军事干涉他国战争）这一职责颇为不满。例如，自沙特介入也门内战的战事急转直下以来，沙特就渴望美国能够直接出面，可特朗普以及其继承者拜登都对此事表现了排斥，拜登甚至公然反对沙特干涉也门内战的所作所为。因为在美国看来，从中东撤军并“重返亚太”，进而更好的与中国对抗早已成为了两党的共识，而并非继续在中东流血，甚至是陷入新的泥潭。笔者此处想自行补充一项：即本·萨勒曼王储在处理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一案上与拜登执政理念分道扬镳所导致沙特对美国的不满。
尽管沙特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就已经因为以上原因萌生了与伊朗达成和解的意愿。可意愿归意愿，沙特一直以来并无实际举动，其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沙特王储一直以来与特朗普私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拜登任职之际，这种微妙的关系也就付之东流，随之而来的则是拜登对沙特以及王储的在人权等议题上的批评和不满。例如，拜登在其任内就刻意鼓励卡舒吉受害案持续发酵。当然，本·萨勒曼王储刚硬的性格也无助缓和沙美关系。比如，王储曾多次在美国经济状况表现低迷的时候煽动欧佩克减产，并且曾向他助手表示他“不再对取悦美国感兴趣”。
关于伊朗为何迫切希望沙伊两国能够达成和解，其主要原因基于伊朗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和其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众多的民众抗议、游行等。自伊朗人质危机以来，美国就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这一局势在伊朗寻求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一同加入制裁伊朗的行列时进一步恶化。尽管伊朗与诸国在签署伊核协议之后，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有所缓和，但这种缓和是短暂的，因为特朗普随即退出了该协议并且通过美国的长臂管辖迫使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再一次加入了制裁伊朗的行列当中。
再者，近些年来，中东诸多阿拉伯国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逐个与伊朗的劲敌以色列正式建交或者和解，这些让伊朗的执政者如坐针毡。因为伊朗的主体民族为波斯人，而并非中东地区的主体民族也就是阿拉伯人。所以，伊朗一直以来是依靠“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人民”这一泛伊斯兰世界的志向来号召该地区的阿拉伯人拥护自己的。一旦诸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不计前嫌达成和解，伊朗就会被孤立，进而陷入一种极其危险的处境。最后，伊朗近些年在中东地区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较量屡屡受挫。无论是伊朗科学家、将军等重要人物被暗杀，还是伊朗在叙利亚或黎巴嫩支持的民兵武装频繁遭遇以色列或美国的空袭，这些事实都无不时刻提醒伊朗现如今所处的窘境。另一方面，伊朗所受的挫折也进一步凸显出伊朗急需与以沙特为实际领袖的阿拉伯国家达成和解的迫切性。
与西方媒体和学者的理解不同，笔者并不认为中国促使沙伊和解代表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中东。中国一贯秉持的整体外交策略和针对中东的外交策略，即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并未动摇。因此，美国在中东地区享有的地位也并未被撼动，因为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在中东复杂的地缘环境中为中东各国提供安全保障。反观，笔者认为，中国促使沙伊两国达成和解的实际意义有以下几条；一，中国得以再次彰显其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其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义务。二，沙伊和解以及其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极大程度上缓和了中东伊斯兰教派系之间的斗争。比如近期，沙特外交大臣前往叙利亚邀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这一举动象征着自2012年沙特与这个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断交以来，沙特首次为沙叙两国关系正常化乃至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实现关系正常化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三，沙伊和解导致以色列企图与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携手围剿伊朗的企图彻底破灭。尽管以色列自建国之初就与其周边阿拉伯国家冲突不断，可近些年来，以色列在美国的协助下，利用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印证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谚语，成功的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起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因此，沙伊之间达成和解也意味着以色列在其与伊朗的对抗当中将丧失多个盟友，以及其他还未与以色列建交并且遵循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将失去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动机。
鉴于以上论述，可见沙伊之间“突然”达成和解非但偶然，而是因长期趋势所促。尽管笔者认为沙伊和解是一种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可其并无任何必然性，其中中国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虽然笔者对沙伊和解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因为虽然沙伊两国已经达成和解，可沙伊两国之间的和平是否得以持续并不取决与沙特或者是伊朗，而是取决于两国在也门的代理人是否能够维系和平。因为无论是也门政府还是胡塞武装，都不能完全将其归类为沙特或者伊朗的傀儡，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都是享有自主权的独立政体。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胡塞武装执政理念偏激，其信誉颇为堪忧。于是一旦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之间战争再起，其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极有可能再次将沙特和伊朗卷入其中。因为，无论是沙特还是伊朗都不会束手旁观的。沙特不会束手旁观的原因是因为沙特不会乐见其邻国政权被什叶派掌控，而伊朗不会束手旁观的原因则是因为在胡赛武装被沙特联军击溃之际选择不作为不仅会让其他什叶派对伊朗寒心，也会一举摧毁伊朗近些年来在中东地区扩展势力范围所取得的进展。
目前，在中国和阿曼的双方努力下，沙特、也门政府、伊朗和胡塞武装都对结束也门内战表达了赞同，在进一步谈判的同时也分别释放了善意。比如，伊朗答应将不再继续援助胡塞武装、沙特和胡塞武装互换战俘，和也门政府宣布将允许商业船只停靠在位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港口。可是，各方对胡塞武装是否在未来可以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参与到也门政府的日常决策当中，还是维持现状，也门政府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领土范围内给予胡塞武装自治权仍然尚未达成一致，也很难达成一致。除此之外，胡塞武装在此谈判当中要求的一系列诉求，比如；解除针对胡塞武装的经济制裁、外国军队从也门撤军、经济赔偿，和沙特等国不能继续干涉也门政府的决策等，其中后两条很难实现。若这些分歧不能被妥善解决，其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也门战争复燃甚至沙伊之间冲突再起的导火索。
当然，这些不过是猜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是否可以维系和平，以及沙伊之间的和解是否可以维持还需经时间的考验。最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成功调停了沙伊之间的冲突，尽管这很有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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