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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命里的两份重量

2017-08-02 郭路瑶 冰点周刊

19岁的弟弟选择放弃。他服下农药,留下遗书:“我走了,但哥哥有救了。”

全文共3485字,阅读大概需要7分钟。


一个生命里的两份重量


记者 | 郭路瑶

编辑 | 陈卓



弟弟自杀5年后,郜洪辉的伤口已经缓慢愈合。

 

整洁的灰色衬衣下,换肾手术留下的刀口,长成了纤长的疤痕。脖子上因透析插管留下的针眼,越来越淡。

 

他和几年前判若两人。7年前,在安徽省阜南县,“尿毒症”这个全家人闻所未闻的名词,先后砸到他和弟弟郜洪涛身上。两个孩子的高额治疗费用,像天平两端沉重的铅块,将这个农村家庭压至绝望境地。

 

19岁的弟弟选择放弃。他服下农药,留下遗书:“我走了,但哥哥有救了。”


2011年4月,弟弟搀扶郜洪辉走出血透室。 来源:《新安晚报》作者:张洪金


郜洪辉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扭转:救助接踵而至,他做了换肾手术,回到高中校园。在这个夏天,他以超一本线21分的成绩,被安徽农业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

 

如今,郜洪辉再次面对镜头。他坐在廉租房里,昏暗的光线,衬出瘦削的肩膀。大部分时间里,他表情平静,语气中听不出波澜。

 

甚至,谈到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这个26岁的男孩,会像普通高中毕业生一样,有些期待地抬起头,眼里闪出光芒。

 

不到24小时,媒体为他凑够4年医药费,大学也为他免除学费。手机忙碌地响着,郜洪辉礼貌地回应,暂时不再需要更多帮助。

 

然而,当关注的目光散去,出租屋内变得异常安静。无意中提及弟弟,空气立刻变得凝重,谈话悄然中止。洪涛的死,仍是这个家中最隐秘的伤口。它无声地飘荡着,像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

 

最初的两年,母亲不忍去给次子上坟,但每年春节,桌上总会多摆一双碗筷。大字不识的父亲郜传友,将那封字迹略显幼稚的遗书,小心地夹在军绿色小包的最里层。洪辉过去常和弟弟下棋,弟弟走后,那副棕色的塑料象棋,他至今还收着,却再也不愿打开。

 

郜洪辉兄弟俩有着同样的单眼皮、小眼睛和黝黑的皮肤。他们在同一座杂草丛生的农家小院里长大。那是一溜平房,裸露的红砖,黄扑扑的泥巴地。东西各两间屋子,都配了洗澡间,是郜传友为兄弟俩成家预备的。

 

弟弟去世后,老宅里空空荡荡,几乎找不到他生活过的痕迹。值钱的物件早已变卖,只剩一台生锈的冰柜,一台吱吱作响的吊扇。

 

两个儿子曾是这家人最大的骄傲。农闲时,郜传友在窑厂烧砖。为了两个儿子,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别人一天烧3千多块砖,他一天烧6千多块。他只念过两年书,但两个儿子成绩优秀,在班上都能排进前十。

 

他说,自己不羡慕别家楼房高,就盼着兄弟俩“考大学”。儿子们初中毕业时,妻子想把课本卖了,他不肯。他把这些书撂起来,堆得老高,就像搭起一层层向上的希望。

 

医生开出的诊断书,击碎了这家人的希望。先是洪辉,接着是洪涛,都被确诊为尿毒症。

 

“医生都不敢把结果递给我。”郜传友侧着脸,哽咽着说。他记得洪辉刚被确诊时,洪涛还提出,要给哥哥捐一个肾。

 

他和妻子都去做了配型,但他的血型不符,妻子血脂过高。郜传友不愿当着孩子的面掉泪,只有在医院的厕所里,他才敢哭出声来。他整夜整夜地失眠,麻木地躺在陪护床上,耳边回荡着急匆匆的电梯声和脚步声。

 

记者扛着摄像机到来时,兄弟俩身体浮肿,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躺在同一间病房里。记者问,如果只有一个生的机会,留给谁?黄色的药液一滴滴落下,两个儿子望着天花板,回答都干脆果断,要让对方活。

 

郜传友奔走在两张病床间,哭得直不起腰。这位父亲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对每一个来访的记者,他都习惯性地扑通跪下。

 

10多万元捐款陆续送来,但钱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农民早已卖光为数不多的家当——大三轮车、农用车的拖车还有成片的杨柳树。他变得暴躁,将家中唯一一口木柜扔在院子里,“恨它卖不出钱”。他还变得迷信,有“大仙”主动找上门来,他每次都给七八十块,甚至上百元。

 

从未出过远门的郜传友,带着两个儿子辗转去过南京、北京、郑州、合肥。他骑车卖过菜,在垃圾桶里捡过破烂,睡过医院外的凉亭。最后,走路时身板挺得直直的他,弯下了自己的膝盖,脖子上挂着纸板,跪在人声鼎沸的菜场里。

 

有人扔下五毛一块,更多的人骂他是“骗子”。

 

“爸爸为了生计竟然上街去讨饭,我想不出、也不敢想爸爸站在大街上是什么样的。”弟弟曾对媒体说,他为此流泪。乞讨用的纸板,是洪辉写的,弟弟不愿写。

 

在北京301医院,一天吃饭时,弟弟平静地告诉洪辉,“咱家条件不好,我就不治了。”

 

郜传友知道后,以为洪涛只是“开玩笑”。他没放在心上,只是反复告诫小儿子,“治到哪一步讲哪一步,有一块钱就先治一块钱。”

 

在他心中那杠秤上,没有什么比儿子们的活路更重、更沉,包括面子和尊严。


郜洪辉坐在廉租房里 郭路瑶/摄


许继朋是洪涛的好友,初中和兄弟俩在一个班。在他的记忆中,郜家兄弟模样相似,但性格不同。哥哥更加成熟稳重,弟弟看起来大大咧咧,很调皮,爱闹事,有些坐不住。但在活泼开朗的背后,弟弟也有些固执。认定的事,他会去做。

 

在病房里被困了两年后,这个19岁少年,决绝地走向了死亡。

 

他留下一封遗书。蓝色的圆珠笔字迹间,凝结着复杂的情绪。“如果我离开了你们,不是我不想治,而是我们家太穷了……在合肥住院的时候,我好想家!想我的同学,想我的老师,想我从前所经过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是在昨天。”“我今年才19岁啊!老天没有给我绽放的机会。流泪?流泪!我除了眼泪好像是一无所有了,我离开了,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来给哥哥治疗了!爸爸,妈妈。”

 

在信的结尾,这个曾经淘气的弟弟,嘱咐哥哥:“病治好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弟弟我就很开心了。”

 

郜洪辉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时,已是一周后。父亲早已处理完后事,没让他见弟弟最后一面。“那是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常常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发呆。病房内是医院特有的蓝,窗外是压抑的灰白,没有一朵云。

 

他常给弟弟写信,写完就撕掉。兄弟俩没有一张合影,弟弟留下的照片,仅存于身份证和学籍卡上,他却经常梦见弟弟,全是快乐的日子。

 

他记得,生病后,和弟弟的感情突然变深了。两个人每天躺在病床上,“感觉随时可能经历生离死别”。

 

在抽血化验,等待透析的间隙里,兄弟俩要么下棋,要么看书。无论上哪看病,父亲都拖着一个大蛇皮袋,里面一半是书,有高中课本,也有他们爱看的历史小说。

 

下象棋,曾是兄弟俩最爱的消遣。上初中时,每天中午,俩人坐在拥挤的出租屋里,两碗饭,一盘棋,便能打发中饭时间。那时,他们是最普通的兄弟,谁也不肯让谁,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扯着嗓门大叫。

 

重读高中时,他将自己藏了起来。没有同学知道他的过去。班上满是青春洋溢的面孔,甚至有好些“00后”。有人对这个“大龄考生”感到好奇,问他年龄,他只是笑笑。

 

上体育课时,他从不下楼,总是埋头做题。每隔一两个月,他会从学校消失两天,去合肥复查。大冬天,寒风凛冽,天还没亮,他便独自坐上大巴,第二天深夜才能到家。回学校后,他找同学借笔记,一点点追赶落下的功课。

 

很多从前的同班同学,不理解洪辉的“拼”。他做完手术后,他们心疼地劝道,“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郜洪辉却将它视为人生的独木桥。由于服用降低免疫力的抗排斥药,小感冒都可能让他丧命。只有一个健康的肾,他也不能过度劳累。但在所有人都在向前冲的高三,他有些顾不上身体了,半年没去复查,感冒了也没空去看,“熬一熬就过去了”。

 

考试遇到挫折,才真正让他焦躁。“感觉心里凉凉的,有点辜负弟弟的期望。”

 

他清楚记得,在充斥着消毒水、针管和吊瓶的病房内,弟弟和他聊得最多的是“想上大学”。洪涛曾坚定地说,“哪怕每周做两三次肾透析,也要去参加高考。”

 

“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学。我也在替弟弟学。”郜洪辉沉默了几秒,低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骑着电动车去学校,穿过小县城时,他还是会想起弟弟。

 

从前,他们喜欢“轧马路”,和好友漫无目的地闲逛。

 

县城不大,南北只有一条主干道,东西分布着许多狭窄的小巷。

 

沿着被摩托车挤塞的街道,几个少年穿过喧闹的夜市,走到街心公园,那里是老城区的中心。在长廊下打牌的人们,光着膀子,踩着拖鞋。黄昏时分,街上飘着大排档、生煎包和烤串的诱人香味。他们忍住口水,空着肚子回家,炒盘土豆丝,或者吃点馒头咸菜。日子平常得就像空气,“从没想过要珍惜”。

 

他最后悔的便是,“总是欺负弟弟,做完饭后把刷碗的活一股脑丢给他”。

 

回忆这些最寻常的日子,郜洪辉突然顿住,不再说话。如今,每天5点多起床后,他便出门给家人买早餐。不管多远,他都要去。

 

“经历了那么多,什么事都想得开,除了生死。”他在QQ空间中写道。

 

重回校园后,他养了一只乌龟。之所以选择乌龟,因为它“安静,好养,能活很久”。

 

弟弟去世后,他将棋盒搁在病房的窗台上。在盒子背面,他用力写下:“我要活下去,不为别的,为我弟弟!”

 

这个夏天,他终于要拥抱新生活了。

 

郜洪辉已经等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将QQ头像改成一个“飞”字,空间背景是一片深蓝色天空,一只大鸟昂首展开双翅。

 

但安静下来后,他还是想“过一种稳定的生活”。“不再把伤疤揭开,平平淡淡地上大学、工作,当一个平凡的人。”

 

(感谢阜阳新闻网李京泽为本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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