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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事者不纠结

2017-10-13 罗振宇 风吹江南 风吹江南

“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


文 | 罗振宇

来源:摘录自《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 01 /

破解纠结:专注于当下


我想通过《战天京》这本书里描述的故事,还有曾国藩这个人,来破解一个话题:两难中的纠结。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两难。举个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钱,你舍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这不就纠结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仔细分析一下你纠结的具体事情,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两个矛盾的结果,放在了现在。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矛盾。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问我,说最近与一个女孩网恋,但是父母坚决反对。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对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很纠结,这该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该爱这个女孩你就去爱,该结婚就结婚;同时,该孝顺父母,你就孝顺父母,哪有父母会一辈子记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调到了现在,所以才让它产生了矛盾。


因此,专注于当下,就是破纠结最好的法门。


我自己为人处世其实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有点直,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个二杆子。二杆子一定不好吗?不见得。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该发火就发火,然后该跟别人好就跟别人好。时间一长,别人就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谁也不会把我当坏人来看,会觉得我具有很大的确定性,跟我交往的时候不需要玩什么心眼,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这套心法我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我是通过观察我一个同学认识到的。我这个同学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工作,那里面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我总说他“政商”为零。


他对很多人的阴谋诡计完全无感,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但是他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在业务上非常棒。这样一个人,最后反而成了那个环境里面的最后赢家,现在官还当得挺大。


从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人处世切忌“目光远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该办的事办好。这样所有的矛盾,都会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自然化解掉。


/ 02 /

一个“诚”字走天下


曾国藩用的其实也是这样一套心法。有个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诚恳的“诚”字。李鸿章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说我的老师曾国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诚”字,这真的是让我受益无穷。


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打算用什么方法?”李鸿章说:“我跟他们打痞子腔,跟他们耍无赖。”曾国藩说:“不好,你要跟他们用一个‘诚’字,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人都讲道理。只要你用一个‘诚’字,该怎样就怎样,对方就不会欺负你;即使他欺负你,那也只是实力差距带来的正常结果,总比你耍无赖、使巧计,最后吃一个大大的暗亏要好得多,对谁我们都应该秉承一个‘诚’字。”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经常就是这样的。《战天京》这本书里还写到一个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马案。慈禧怀疑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干的,于是把他叫来,阴阳怪气地问:“此事甚奇呀!”曾国藩回答得非常简单:“我也觉得此事甚奇。”一个字也不多说,完全不跟老佛爷辩解。老佛爷拿他一点儿招都没有。


另外一个例子,朝廷要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一个官,曾国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给朝廷上了一个表章,要求再给自己降级。曾国藩劝他不要这样,说慈禧、恭亲王奕欣都是明白人,千万不要跟老中医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干这种事。


再比如说,左宗棠经常在背后给曾国藩捅刀子,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该解释这件事就解释这件事,过后我全当没发生过;该帮你左宗棠的时候,我还是要帮你。


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也就说回到了我前面讲的那个贬义词:鼠目寸光。我就处理眼下这一件事,处理好了,不考虑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博弈关系,这反而是在乱局中、变局中最最聪明的方法。


有一则禅宗故事,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你年轻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


小和尚问:“那你得道开悟之后,你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


小和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什么进步啊?”


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儿。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道半米宽、5米长的通道,你走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条通道两旁是悬崖,你还能走过去吗?你就会肝儿颤。


为什么会肝儿颤?因为你会想到未来,向左一步会掉下去,向右一步也会掉下去。其实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完全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两句我听来的话。


第一句,仍然来自于曾国藩:“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这就是说,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要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


第二句,来自于我师兄刘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刘春。他曾经也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中工作,我就问他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当时刘春师兄跟我讲了十六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了今天。哪十六个字?“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


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干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国藩那样的事业,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 03 /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他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结硬寨,打呆仗”。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有狼一般的队友,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队友,还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队友,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对手。


按照常理,曾国藩在前线打仗,慈禧太后应该支持他吧?支持没问题。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原来咸丰皇帝曾说过,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就封他一个王爵。后来没有兑现,就是为了防范曾国藩,只封了他一个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曾国藩身边的战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甚至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荃,都经常在他背后捅刀子。 再比如说他迎聘的幕僚们,按说应该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现实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战天京》里面就讲到一个细节,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的时候,《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就在营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将祁门大营四面围住,猛烈攻打,情况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派仆人去看王闿运在干什么。仆人回来说,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闿运这样的经学大家,《汉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还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读《汉书》呢?他这是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开溜呢。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


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 04 /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欣,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当个屁给放了就算了。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而且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大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仇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欣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个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欣扮成萨满,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什么事都不管周边的因素,先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欣跑来奔丧,就让他见,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就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


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就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宰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一定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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