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的原因……”（微信公众:zhoumh9)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再是原因”
丁辉
香港的许子东就鲁迅与胡适讲过一句话：“病情是鲁迅看得透，药方是胡适开得好。”鲁迅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文化上，从而一辈子念兹在兹的是改造国民性。中国向有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一元论传统，制度建设则先天不足，这一病症在鲁迅这里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很多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文化或者国民性的问题，其实还是制度的问题。比如讨论既久，几成定论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的问题。国人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是事实，但那是“果”，而不是“因”。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正是长期缺乏民主制度，从而缺乏民主训练的结果。因此不能等到有一天国人具备了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再去实行民主制度，而是要先有民主制度，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养成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
社会变革不是文学抒情。谈改造文化、人心或者国民性往往可以做出更“深刻”的文章，一旦“落地”，就不仅是难，而是几乎不可能，比试图改变空气的成分还要荒谬；因为改变空气成分，在大范围固不可能，最起码在极小的范围，比方说一根试管里，还是可能的。鲁迅的悲观与绝望，不亦宜乎？
关于“文化决定论”，上海的朱学勤讲过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中的一个比喻，说街上有一个醉酒肇事的司机，被一个“深刻”的警察抓住，他不去抓这个司机本身，却去追捕酒店老板、追捕酿酒的厂商、直至追捕一千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胡克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再是原因”。由此，说“病情是鲁迅看得透”，还是值得商量。
张明澍著《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以统计学及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这种努力本值得嘉许，但由于张著把很多由制度产生的问题归结为文化或国民的文化心理问题，结论往往流于轻率。比如，张著第五章有一个问卷：假如你想对政府的某项决策提出意见，你会采用哪些方法？张氏根据有58.6%的人选择了“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而只有3.7%的人选择了“上街游行”，得出结论说：“中国公民选择政治参与方式时，有两个与西方人不同的特点。第一是依靠组织，依靠领导，而不是西方人的依靠个人，依靠自己。第二是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与政府有合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参与方式。”“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与政府有合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参与方式”也许是事实，但这显然不是什么文化心理的问题。如果一种制度使得和政府对抗要负担过高的风险成本，老百姓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计算，自然会选择“合作性”的温和方式，甚至干脆三缄其口，缩头自保。
我曾在文章中论及美国人的“勇敢”精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美军在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首先激怒的竟然是美国人，他们为了“敌人的权利”上街游行抗议自己的政府，要求政府为终止这种非人道行径采取行动。
美国人可以因为千万里之外的人的权利被剥夺而奔走、呼号，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大抵也只能忍气吞声。然而若是简单地认为美国人的勇敢和中国人的怯懦是“文化心理”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却是皮相。正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赋予，或者说培育了美国人的“勇敢”精神。“敢言”、“敢行”是需要有制度环境和体制环境作为保障的。美国人在大街上喊出自己的声音之后，回家该吃饭吃饭，该娱乐娱乐，该睡觉睡觉，并不用担心警察敲门，乃至“跨省追捕”……
“正制度”与“正人心”孰更重要，争论起来往往各执一端，公理婆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改造国民性（鲁迅所谓“立人”），口号不可谓不响，意志不可谓不坚，然结果只可以悲剧甚至闹剧概之。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试错”一下其他途径呢？比如“正制度”。要之，“制度”既正，“人心”甚至不必正之，让它自然生长好了。动不动就说要“正人心”，拿人性、人的灵魂开刀本就是一种极端权力思维，“文革”殷鉴不远。
与鲁迅坚持“立人”（“正人心”）不同，胡适一辈子强调制度建设（“正制度”），且以此经常被鲁迅嘲笑、挖苦。鲁迅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排除了“改革国民性”之外的所有努力包括制度建设的可行性，从而陷入了独断的一元论；胡适讲制度优先，却同时并不排斥国民性问题。但胡适却看到制度本身对人的教育与影响作用，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国民性。只需看看与我们毗邻隔海的的朝、韩，胡适此理可谓甚明。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很难说胡适的话有多深刻，却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常识。
动不动抬出“文化”、“国民性”，是有意无意地为制度的延宕提供借口，从而也把制度变革难以推进的责任“派”给了国民。李慎之先生身前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若仔细玩味，李公此言与其说是预言，毋宁说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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