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个好人的成本只需要一块钱
作一点微小的贡献
就别给它乘以一个夸张的心理系数和情感系数了
朋友圈刷屏的腾讯公益“自闭症小朋友画廊”项目我参与了么？参与了。我分享到朋友圈了么？没有。
我的参与是好奇心使然，说实话，当我在这个项目的H5页面里播放自闭症小朋友录制的语音的时候，那个沉闷、板滞又稚嫩的声音确实瞬间击中了我，让我愿意为他做点什么。可是当我为他付了一块钱，把“买”到的画存到我的手机相册里之后，我突然又不那么想分享了。
因为我的爱心不只值一块钱。
这个项目能瞬间刷屏，一天凑了1500多万的项目善款，跟它的创意、H5的交互、微信支付的便捷，以及朋友圈传播的辐射力都相关。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只需要花一块钱，就能向大家证明：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个好人。
那么，数千万甚至上亿人，都可能愿意表明自己是个好人。
这让我想起了上礼拜发生的一件事——
我的一个朋友的公司员工，在办公的园区里拣到了一只从楼上不慎摔下的猫。那是一只狸花小母猫，下半身已经丧失行动能力，他们将它送医，小猫的生命力很顽强，每天都在努力吃饭和喝奶，但它仍需要一场规模颇大的手术才有不超过50%的可能性恢复健康，在宠物医疗行业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手术至少需要15,000元。
因为都是内容创意和营销领域的朋友，所以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几家公司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征集手术赞助方，公司和个人不限。手术后如果小猫得救，我们其中一个人的公司会收养它，并公开鸣谢所有在营救小猫的行动中帮过忙的公司和人。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两天之后我们放弃了。
几乎所有来询问赞助手术费的人和公司代表都问到了一个问题：手术后这只猫恢复健康，能自主行动的准确概率能在多少？因为猫的具体伤病程度需要手术确认，我们也没有准确的答案，根据专业朋友的判断，不超过50%。听到这个结果，大家基本都打退堂鼓了。原因很清楚：这只小猫术后如果不能痊愈，行动仍有不便，则意味着要么追加手术治疗费用，要么意味着持续投入养护的成本——无论是钱还是人力。出于对这种极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担心，大家都放弃了。
事实上我们也放弃了。隔天我的朋友们给猫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发现下半身的神经全无反应，于是我们联系医生给猫做了安乐死。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在一些极端动物保护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我们可能做了一次恶。但我们自己知道，无论是我们几个朋友，还是联系到我们的朋友和公司，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善良的，都想做一个好人。而最后导致我们放弃做一个好人的原因是：我们“算计”了这次做一个好人的成本。
最终我们决定做一次恶人。
事实上，在人们决定“做好人”的时候，往往更在意成本和投入产出比。
去年沸沸扬扬的深圳“罗一笑事件”的反转为什么那么让人愤怒？一个经营着广告公司、有至少几百万人民币私产的父亲，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通过社交网络众筹给绝症女儿的治疗费用。真相通过“反转”暴露之后，罗一笑的父亲见识到了人们铺天盖地的愤怒和咒骂。原因很简单，没人喜欢被愚弄，更没人不计较“积德行善”的成本。
对罗一笑的捐款不像“一元购画”那么简单，捐赠者基本都捐出了至少几百元甚至上千人民币，他们当然希望这笔钱有个说法，去向清楚帐目公开透明，一旦出了一点问题，人们就会不安和愤怒。很简单，人们觉得被骗了，但这背后其实还是一个成本算计的问题。如果你只捐了一块钱的话，你即便知道自己被骗了，还会那么抓狂么？
李敖评价国民党要员连战的夫人连方瑀的时候说过一段非常刻薄的话：“听她报年龄要用加法，听她报佳音要用减法，听她报财产要用乘法，听她报行善要用除法”。这话未免太过诛心，因为普通人在行善的时候，不自觉地做了乘法的大有人在——不是说捐了300对外要说3000；而是经常本能地在心理上，把自己捐了300的那点情怀和好人值，做出3000块捐赠的架势和效果。
这可能是一种人类的本能。2011年底我当了一位某位艾姓艺术家的“债主”，在他的公司被查偷漏税，他本人身陷囹圄的当口“借”了他两百美金，当年我在PayPal上按下捐款的按钮的时候，也是热泪盈眶，觉得自己善莫大焉的。
人们趋近于用一种成本更低的方式，来彰显自己是一个道德高洁的人、乐善好施的人。比方说，在微博上逼捐也是一种成本很低的彰显“善行”的方式。吴京拍了《战狼2》，票房大卖，偏偏同期又赶上了四川再度地震，于是吴京就在微博上被逼着“捐一两亿不过分吧”。那些逼着吴京少说捐个一两亿的，总觉得人家捐少了，但他们也未必是坏人，让吴京捐钱是对他们来说成本很低的“行善”方式，只不过他们自己放大了自己那点扭曲的善良指数而已。
回到朋友圈上，每逢天灾人祸就转发各种“大爱无疆”海报的人，你不能说他们是不善良的，只是他们表达爱心的成本确实不高。当一个人总有机会用成本更低廉的方式来彰显他们人性中那点本能的善良，他们就更愿意做这件事，然后自我感动，再本能地给自己的善良值乘以一个不小的系数。
再回到“自闭症小朋友画廊”的事。这个漂亮的创意在我看来有两个缺憾——
一是它确实对自闭症这样的疾病有美化嫌疑。《欢乐颂》里安迪的弟弟小明有自闭症，同时是个绘画天才，然后现实生活中确实又有一些擅长绘画的自闭症患者孤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自闭症患者都擅长绘画。事实上，绝大多数自闭症患者不会画画，也对现实世界完全无能为力。一个靠社交传播推广开来的项目，营造了一种感觉，好像是上千万人买到了上千幅自闭症小朋友的画，好像是自闭症小朋友这么能创作——这就把自闭症这件事本身玫瑰色化了。
二就是当一个“爱心网友”的成本。一块钱获取一个“爱心网友”的称号，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从算计“善良成本”上很划算的事，也更能促成这件事的刷屏传播。事实上我更乐见的情况是：我能花100元-300元的价格买到一幅自闭症小朋友绘制的“真迹”或它的誊印版，或直接可以通过微信打印店打印出来，可以挂到我的家里。这样我也更愿意把它分享到朋友圈上。我花了100-300元做了一件“善良的事”，我还是想告诉一些人，并且影响一些人的；我家里的墙上也可以多一幅有特殊意义的画，我也可以跟来我家吃饭或喝茶的朋友介绍它。
更重要的是，我花了100-300块钱，不敢说就一定比花一块钱的人善良，但我愿意做这件事，也愿意多花几百块买一个iPhone的红色版，把其中的一部分钱捐给全球艾滋病防护组织，这至少证明：我是一个在捐助公益事业上养成了一些固定行为习惯的人。
“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固然没错，但太小的善，作为一点微小的贡献，就别给它乘以一个夸张的心理系数和情感系数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托氏派对（ID：thetparty）
作者：骆轶航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值班编辑：庄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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