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读了大学，为何还要倡导读写

识字不只是为了阅读

更是为了有所思考和判断的阅读

为何要倡导“读写”

文/徐贲

本文首发于总第821期《中国新闻周刊》

9月8日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倡导的“国际识字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今年的主题是“数码世界的识字”。“识字”（又叫“扫盲”）在这里是一个并不恰当的中文翻译，因为literacy从来就不只是指“识字”，而是指阅读与写作，也就是“读写”。

联合国的“识字”标准当然不会低到只是认字而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读写指的是，能够阅读和书写表达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文句，即读和写的能力。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指文化程度，包括认识、理解、解释、创造、通讯、计算、表达、阅读各种印刷、电脑显示、光盘影像等资料的能力。识字的意义也可以包括理解和运用与族群有关的符号系统。因此，literacy现在经常翻译成“素养质”，是一种对媒介文字、图像和其他符号的“理解”能力。

在认字和理解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理解的重要性在于它必不可少的独立思考和辨析，也就是判断。判断是读写必须具备的智识能力。早在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就已经强调了阅读与判断能力的关系，提出了“胜任的读者”（Fit Reader）的概念。在他的伟大诗作《失乐园》里，他期许自己的诗能找到胜任的读者。他认为，读诗是一个人成为胜任的读者之途径。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把阅读经典和深读当作一种提高学生思考能力的基本训练。

识字不只是为了阅读，而且更是为了有所思考和判断的阅读。弥尔顿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阅读观念的是他的名著《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1644）。他反对审查作品出版和钳制言论自由，根本理由是，人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并不专属于某些特殊地位和身份的人士，而是普通读者都能拥有的。读者不需要高高在上者向他们提供对儿童般的保护，也不需要政府用这种办法来让他们免受“不良”书籍的毒害。

弥尔顿认为，读者并不像设想的那么低能、浅薄、轻信易骗、情绪不稳。对读者会造成伤害的不是书籍里的内容或论述，而是不让他们去接触所谓的“危险思想”。读者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在真的碰到不良内容或谬误论述时，自己却没有能力去辨别和抵抗。

在弥尔顿那里，好的阅读可以养成珍惜和运用良心自由的习惯，没有这样的习惯，基于自由选择的理解和独立判断也就无从谈起。毋庸讳言，他的阅读观念是一种理想，即使放在今天的世界里，也很难成为现实。

自从18世纪阅读在现代社会里开始普及以来，它一直就有一个质量高低的问题。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用不同层次的入学率来论证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即使进过学校，甚至进过大学，也未必就等于具备了有质量读写的能力。

18世纪，当读写刚刚开始在欧洲普及的时候，是根据当时人们在正式文件上的签字情况（如遗嘱、婚嫁文件、宗教法庭的证词等，不能自己签字的，就画一个十字或做一个记号），来估计有关的“识字率”。在新英格兰，识字率是从签字的遗嘱得来的。在英国和法国，婚礼证人必须在教区登记，这是需要当事人签字的。

研究者们还用一些别的办法来估计识字率，例如，在18世纪的瑞典，路德教会派人挨家挨户盘查信徒的《圣经》知识。20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都积极利用读写来进行思想统治。因此，他们反倒比民主政府更加重视全民教育，更加鼓励民众看书读报。苏联政府也曾积极推行全民阅读和扫除文盲的运动。扫盲官员最常引用的就是列宁的教导，“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和“文盲只会游离于政治之外”。教育农民就是要让他们加入到列宁所说的“政治”中来，扫盲因此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苏联的扫盲非常成功，到1939年，苏联男子的识字率达到了95％，女子达到了79％。民众认了字，也就都能阅读《真理报》了。

作者：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值班编辑：俞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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