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参加了国庆50年庆典，和数千同学组成“庆”字的一撇

一本参加国庆欢庆活动的家庭相册

一部共和国的庆典史

一本国庆庆典的家庭相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冉

本文首发于2009年总第438期《中国新闻周刊》

天安门守卫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以前，皇帝的权威就是通过这道大门播扬的。随着皇权的消逝，防卫功能日益消退，象征意义逐渐增强，这里成了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国庆庆典，天安门都是全国瞩目的地方。

这里虽被称作广场，但笔者的童年从来没有在这里荡漾过。不过，作为首都的一分子，我的家庭很多成员都或多或少与这里发生过一段联系。

最初是二姨，1959年，镜头里那些手持鲜花涌向天安门城楼的浪花里有一个是她，虽然后来她搜尽了当年所有的纪录片也没有找到她的花裙子；接下来是二姨父，1984年他行进在“小平您好”的方阵里，于是我们翻出当年的照片，一律的黑框眼镜，早已面目不清；那一年的游行队伍里还有我的父亲，他走在一群立领制服白球鞋的队伍中；然后是我，1999年，我是那个一系列大背景字底下的十万分之一，我们学校的数千学生据说是“国庆”的“庆”字的那一撇。

滚滚潮水中的一朵浪花

1999年国庆，我读高中一年级，共和国50岁。那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还珠格格”，那是当年最热的人物。

学校里是高一、高二和初二3个年级接受了任务，高三和初三没有参加是考虑到影响毕业考试，初一年纪太小。我们的任务是在欢庆国庆的天安门广场参加背景组字。

我们开始训练是在1999年的三四月份。每天下午两节课后，要在学校操场上练几个小时。操场那时还不是塑胶跑道，尘土飞扬。

一次，一个高二女生的训练时脖子被蜜蜂叮了，但她不想打断训练忍着没说。后来这事被校长知道，把这个同学叫到主席台上大大表扬了一番，说她有邱少云的精神。

那时，校园里的偶像已经被小燕子和木村拓哉取代，此前最后一个留守在辅导员嘴边的偶像好像是赖宁——那个为救山火献出宝贵生命的三好学生。

1999年夏天，我们满怀自豪地投入到了这项集体荣誉当中。训练内容不难，那些口诀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大家都能倒背如流。

暑假也没停止训练，真是苦。但我那个夏天去了日本，参加了民宿活动，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回来后听说，暑假里许多同学热得虚脱晕倒，于是自己心中生出很多愧疚。

就这么进入了高二，训练还在继续，这时各种各样的合练多了起来。

第一次是全西城区的合练，在一个更大的土操场上。各校同学坐着公共汽车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大家穿着统一的白色上衣。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老师站在高处，挥着旗子给我们指挥，然后我们就跑来跑去，似乎地方总没站对，只记得灰头土脸，狼狈至极。

在第一次合练后，据说效果很乱，我看到校长和训导主任的脸色铁青。于是下午课不上了，整个下午都要练。对此，没有老师提出反对意见，学生也乐得不上课。

然后西城区又合练了一次，依然是在土里奔来奔去。这次的效果似乎还可以，老师们松了口气。

训练虽苦，但也给中学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

接下来是全北京大合练，这时同学们渐渐发现原来这事是如此好玩。每一次大合练，北京都要提前戒严，那时我们没想过这会给上班族带来不便。我们被主角的情绪填满，为所有人都要给我们让路而沾沾自喜。

1965年的国庆游行

那时去天安门合练都是步行，从我们学校的所在地南礼士路走到天安门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我们排着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一边走一边喊着“为国争光”之类的口号，沿途有路人停下来观看，有的还为我们鼓掌，大家心里充满自豪。

我们到了天安门才知道，原来北京有这么多中学生参加背景组字，广场上全是人。根本不知道西城的学生是哪一撇，东城的学生是哪一横。我只记得我们学校是在天安门西侧第二根灯柱的位置，从主席台望过去，一个人只是个墨点。

大合练对我们来说，等待的时间远远要超过排练的时间，等待的乐趣也远远超过排练。大家从来没有在晚上八九点还和同学在一起，而且还是在外面参加集体活动，于是都很兴奋。没人管的时候，学生们就在一起唱歌、聊天、做游戏，也在广场上瞎逛。那时由于全北京的中学都到了，有人忙着找自己的初中同学，记得广场的大喇叭里还广播过寻人启事。

广场上临时搭建了很多厕所，都是露天的，就在大会堂前面，后来有人告诉我大会堂里的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学生们要练到晚上12点左右，然后再步行回学校，有时练得更晚，回到学校都已是凌晨两三点了。老师就让我们待到天亮再由家长接走。

几次大合练，学校都发吃的，最后一次发了麦当劳。那时麦当劳在北京设店没几年，1992年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开张，麦当劳很快成了学生们的午间时尚快餐。而这一次，学校发麦当劳，有人说标志了集体趣味的转向。

已经记不清在广场上合练过多少次了，但最后一次合练最热闹，除了天上没有飞机，基本都全了。出乎意料的是，替代飞机的是绚烂的烟花，足足响了有一个小时之久，那是我看过的最美丽的烟花。

也许是合练太多次了，等到真的国庆那一天，我都没感觉了。9月30日那天一直下雨，妈妈怕我坐在广场上湿，还给我做了一个塑料垫。当晚夜里3点就到天安门附近集合，当时一直想如果下雨怎么办，结果到了早上雨停了。

我们跟随命令闭着眼睛就把字组完了。头顶每飞过一架飞机，同学们都仰着头看。男生们议论这个飞机应该飞去南斯拉夫，扬我国威。那年的5月8日，美国的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件事，决定了我们此后很久对于美国的看法，虽然我们依然吃麦当劳。

后来我发现，忙活了大半年，竟然不知道自己翻的是什么字。直到10月1日那天，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家，看了电视，才知道自己组的背景那么美。

好多年后，我看过一个视频，朝鲜也做万人组字。在组金日成画像时，有个人举错了，正好错在金日成的牙上，从整体看就成了一个缺牙的金日成。那时我才意识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看了电视，才知道整个国庆庆典是怎么回事，因为组字看不到游行的队伍，我们大多是听声音想象，谁在讲话？什么方阵通过了天安门？后来看电视得知，实际情况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国庆结束后，学校给每个人发了100元钱。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种说法是规定一人给300元，剩下的被学校扣掉了。学生们都觉得不该就这么被打发了，但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光荣，50年大庆不是谁都能赶上的。

后来也听说，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高三第一学期因为国庆训练耽误了学习，影响了高考成绩。而且还听说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参加，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就以影响学习为由拒绝参加，他们的校长是个牛脾气的人。

“祖国万岁”

二姨是个充满无限情怀的人，属于那种小的时候是学习尖子，年轻的时候是文学青年，工作的时候是车间里的积极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如今志得意满，生活优越却感叹人生来去匆匆。

二姨说，不能参加今年国庆60周年的游行十分遗憾。她前后参加了8次国庆游行，因为“文革”前年年都有游行。她小学时是手持鲜花冲向天安门的少先队员中的一员，这就3次，从3年级到5年级都没落下。中学时，跳藤圈操和集体舞也参加了3次。毕业参加工作后还参加过彩车游行。

二姨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那次她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当时她上小学四年级，站在第一排，作为少先队员站在金水桥南，先是背对着天安门，然后游行队伍都走过去后，他们转身冲向天安门城楼，拿着花欢呼“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当时，二姨在朝阳区东大桥小学读书，她是少先队大队长，她们学校只有20多人被选上，和朝阳区其他小学的代表一起大概两百个少先队员。

那次要求穿白衬衫花裙子，二姨只有条蓝裙子，姥姥特意去东四市场扯了块花布回来，给二姨做了条花裙子，还在背后掐了腰。国庆那天，二姨特意别着大队长的“三道杠”去了天安门，原本以为这会让她鹤立鸡群，谁曾想，很多同学都戴着大队长的袖标，原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是给学生干部的一种待遇。

那几年，国庆游行年年有。二姨的一双白球鞋年年都穿着参加大型活动，从大穿到合适再穿到小，每次都要用白粉笔涂白。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二姨虽然参加了10年的国庆游行，但她没能参加1984年的35周年国庆庆典。那次国庆意味非凡，用父亲的话说，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向世界昭告巨龙苏醒的标志。

1984年，二姨已经下海了，不再是单位的人了，游行队伍中没有个体户或者私企方阵，这让二姨很失落。一转眼二姨已经60岁了，但她看到60周年国庆彩排仍然热血沸腾。

到了1984年，参加国庆游行的就是二姨父和我的父亲了。那一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自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

父亲那时在中央团校首届大专班学习，团中央的方阵就由这200多个青年干部组成，为此父亲练习了半年的高踢腿和正步走。

而真到了天安门前，大家都激动得不知该怎么迈腿了。后来，这群踌躇满志的青年集体在天安门前留了影。当年那个方阵中的青年干部很多都今非昔比了。

当时二姨父走在航天部的方阵里，他们和北京大学的方阵紧挨着。在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方阵里突然打起了“小平您好”的条幅。这句话在人们心里憋了很久，但第一次打出来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于是局面一时混乱，人们都挤过去看，还有很多人拍照，把航天部的彩车方阵都给冲散了。

那一年人们普遍面带微笑，第一批弄潮儿浮出水面：柳传志成立了联想，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已经超过40家，人们把这一切变化汇聚为一声最普通的“小平您好”。 

值班编辑：陶小草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