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正义缺位，来自民间的惩罚就合理了吗？

至于对

“人性的幽微和复杂，正义与法制的平衡”

的探讨与反思

还是还给更经典的原著吧

时隔多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推理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又被翻拍了。

即便不是推理小说迷，也该对《东方快车谋杀案》略有耳闻。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4年出版的成名作之一，它已经畅销了近一个世纪，并且被翻拍成了多个版本的影视作品，包括：最经典的1974年电影版、2001年电视电影版、2010年英剧版、2015年日剧版。

今年，那个拍摄过《雷神》和《灰姑娘》的英国导演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又为我们端上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正如大多数侦探迷们所说，这个版本的质量着实差强人意，远低于大家对他原本的预期。

不过，如果把2017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当作一个不怎么费脑子的爆米花电影，那它还是很称职的。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帮助从未阅读过阿加莎·克瑞斯蒂任何作品的观众，一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故事魅力。换言之，就是让你被故事爽到。至于对“人性的幽微和复杂，正义与法制的平衡”的探讨与反思，还是还给更经典的原著吧。

故事讲述了一起发生在豪华列车——东方快车上的离奇杀人案。

大侦探波洛刚刚处理完一起耶路撒冷的圣物盗窃案，正欲打道回府顺便给自己放个假。在换乘交通工具的途中，他遇到了家庭教师德本汉小姐和阿巴思诺特医生，虽然这两人的表现有些奇怪，但他并未放在心上。

遗憾的是，在他刚刚准备开始自己的假期之旅时，就收到了来自伦敦的加急电报，要求他尽快返回英国。无奈中他只好终止了自己的休假计划，并且搭上了当晚回程的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的董事是波洛的旧友，他原本打算为其安排一间头等舱的包厢，但吊诡的是当晚头等舱竟然没有一个空位，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选在今天出行一样”。但实际上，整个头等舱的绝大部分乘客，确实都因为某些共同的理由乘坐了这辆火车。

在这趟列车上有一个特殊的乘客， 爱德华·雷切特（Ratchett）。他对外宣称的身份是经常售卖赝品的古董商，但实际上他是5年前震惊美国的阿姆斯特朗绑架案的主谋——卡塞蒂（Cassetti）。

五年前，卡塞蒂绑架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三岁女儿黛西·阿姆斯特朗，并索要二十万赎金。阿姆斯特朗上校遵照指示，支付了赎金，但仍未能挽回女儿年幼的性命。身怀六甲的阿姆斯特朗太太受到刺激，同未出世的孩子一道驾鹤西去，阿姆斯特朗上校本人则于不久之后吞枪自杀。

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保姆也成为这场悲剧中的牺牲者之一——案件发生后，她遭到警方怀疑，最终因不堪忍受而跳楼身亡。

六个月后，卡塞蒂在美国被捕。然而，他利用自己庞大的财力上下买动，又利用司法上的漏洞，逃过审判。并从此改名换姓，逃离美国，过着富翁的日子。

这件事伤害的不只是阿姆斯特朗一家，它还给至少12个人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5年后，在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也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琳达·亚顿的（她在东方快车上化名为赫伯特太太）一手组织下，这12个各自怀揣着伤痛的人上演了一出精妙绝伦的复仇剧，各自给那个恶贯满盈的卡塞蒂捅了一刀。实现了在法律代表的正义缺位时，来自民间的公正审判。

影片最后的部分，波洛面对坐在隧道里的12个“杀人犯”进行最后的询问。那一幕的场景跟著名的油画作品《最后的晚餐》极其神似，应该是导演有意而为之。

对于这12人组成的复仇小队来说，能不能说服波洛就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是否会像《最后的晚餐》那样成为最后的相聚。《最后的晚餐》取材于《圣经·旧约》，本身也是一个质感厚重的宗教故事，表达的是对人性和神性复杂的思考。即便它并不十分吻合《东方列车谋杀案》的故事节奏，但导演意图以此为素材增加一部商业片深度的用心，还是值得尊重。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明显的亮点，我觉得这里的处理可以算一个。

而在缺点上，这部电影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各角色的人设问题。

主角大侦探波洛的扮演者就是导演布拉纳本人，他的戏份过多，却又偏偏撑不起人物性格和故事架构。波洛在推理这个环节上下的功夫实在太少，以至于让人有一种真相其实就在那里，他只不过是走了两步就找到了的错觉。

而对于主角的用力过猛，其他12位关键配角的人格塑造又严重不足。我们来看看布拉纳请来了哪些人为这部电影添砖加瓦：“杰克船长”约翰尼·德普、“猫女”米歇尔·菲佛、“星战新女主”黛茜·雷德利、“M夫人”朱迪·丹奇、“西班牙野玫瑰”佩内洛普·克鲁兹、“绿魔”威廉·达福等等。

这些知名的演员，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角色。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们的表演功底被严重浪费了。导演对影片节奏的把握问题较大，叙事虽然完整但显得冗长混乱，又混杂了太多情感纠葛，加之主演占据大量篇幅，最终导致留给每个角色树立自己形象的时间少得可怜，所以影片中人物形象均显得单薄异常。一位豆瓣网友毫不客气地说，这简直就是导演自己的个人秀。

而电影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于正义和法律的思考太过轻浮。

看完了电影的人都会明白，其实《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整体逻辑并不复杂，对于推理和思考能力的考验也谈不上多么烧脑，这个故事最大的亮点是在于12人之多的集体犯罪并且每个人都带着不容置喙的正义动机。但是当公权力代表的正义缺位的时候，我们使用私刑来惩戒那些“恶人”们，究竟是否是合理的？

这部电影是怎么回答的呢？

它首先预设了一个活了大半辈子，但看问题依旧是非黑即白的侦探波洛。他认为在面对谋杀案的时候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向警察说出真相。但是在经过《最后的晚餐》以后，他又忽然突破了自己的陈旧价值观，意识到这世界上除了黑和白以外还有中间地带。于是他新生了，成长了，选择帮助复仇小队将这件事隐瞒下来，一起为这个复仇故事圆谎。

这里面的诸多不合逻辑之处就不多说了，电影对这部分的处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用一种轻浮的态度对这个深刻复杂的社会命题甚至关乎人类文明的命题给予了解答。

在原著中，复仇小队知道自己的谋杀计划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个说辞——12人陪审团制度。在美国这个判例法国家，陪审团的地位比法官要高得多，他们有时候甚至能左右一幢案件的裁决。陪审团的人数一般都是12人，而这个复仇小队的人数也恰好就是12人。这一点在1974年的经典版电影里有比较充分的体现，但是在2017年的这一版电影中几乎没有提到。

这个细节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复仇者”不愿意脱离既定的社会框架，为自己的行为找“合法性”的借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即便是被悲痛纠结的复仇者，他们也希望谋杀这件事情能够得到更多道义乃至法律上的支持。换言之，这群复仇者不是莽夫，他们是开化的文明人，深知法律制度对维护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才会在做“谋杀”这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时，还努力向现代法律制度靠拢。

在某电视剧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这群复仇者们声称自己行使的是“高于法律的正义”，这样的说法就显得可笑了。

在这个案件中，法律代表的正义是缺位的。法律代表的是人类行为准则的底线，如果法律代表的正义缺位，那就意味着底线被打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以此为理由进一步逼退法律的底线。而那些所谓的高于法律的正义究竟能否代表正义，是否具备正当性，这本身就需要打个问号。

对，我们承认，法律在很多时候都反映的比较慢，甚至都帮不上忙。但是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能够从情理的角度理解复仇小队的行为，但这在法律上却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硬要说波洛为什么会选择原谅这支复仇小队，或许是因为他们动机的特殊性。他们都是因为一起杀人案而痛失所爱的可怜人，在呐喊的正义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被逼无奈举起了手中的刀子，向仇人复仇。所以这起谋杀案的性质本身并不恶劣，甚至动机都是令人同情的。

波洛对待他们时的宽容不具备普遍性，是必须酌情考虑具体情况的特殊案例。

在有一版的电影中，波罗在和南斯拉夫警察做好了交接后，背对着杀人犯们渐行渐远。他的手中握着一把十字架，眼含热泪，内心沉重而矛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人，在面对人情和法律的斗争时该有的表现。

文：《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记者庄兼程

值班编辑：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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