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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阴影,她背负一生 | “小学生事件”当事人去世

2017-12-13 文晔 中国新闻周刊


“别人把我当作政治代名词,

但我自己不这样看,

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

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

我实在也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来源:大白新闻


编者语


12月10日,媒体报道称,57岁的“革命小闯将”、“小学生事件”当事人黄帅因癌症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周刊君今天推送一篇2006年关于黄帅的旧文。


40年前,北京市海淀区的小学生黄帅曾被卷入一场席卷全国教育界的时代旋涡。


1973年,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 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 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 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单纯的黄帅随后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


出乎意料的是,这封600字的信得到了这样的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媒体又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


黄帅: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本刊记者/文晔

本文首发于总第294期《中国新闻周刊》

 

沉默30年后,一本《黄帅心语》把她再次带到公众面前,当记者们要求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的时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写的,“惧怕记者”“拒绝记者”。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你的书也许能安慰他们。”黄帅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绝。就这样,记者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点也不帅的黄帅——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发,圆圆的眼镜,再加上嘴角浅浅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清纯,简直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经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宠辱不惊”,黄帅正在给朋友发邮件,这是邮件的主题,她说,“这是我一生都得修炼的主题,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读者能在书里看到。”


与痛为伴


正如此书的编辑丁山所言,“在黄帅的书里能看到隐隐的自虐倾向”,她常常诗意地写着亲情、友情,突然就笔锋一转,说起痛苦,说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对于“文革”,对于政治,书中几乎只字未提。面对记者的追问,她也只说,“离家破人亡,只差半步。”从12岁被捧为“小闯将”,到16岁被骂作“小爬虫”,她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宠辱,有些后遗症,比如恐高,注定不会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绝望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干脆来得更猛吧,甚至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边,我要跳楼!”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闪开了。她走到阳台,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于是,她返回身来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顿。然后,紧紧地抱着妹妹痛哭,从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则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时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领着她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当黄帅落难后,那些过去推崇她,抬举她的人,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这是黄帅对命运的感叹。


黄帅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父亲。当年,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身陷囹圄,劳动改造。剃光头、挨批斗,人们以“文革”中的语言和方式发泄着对“文革”的怨恨,这个错误直到1981年,黄帅给胡耀邦写信之后,才得到纠正。


“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年轻时代的她,无心打扮,无空玩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自觉沉重”。


愚女移山


 “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着这座山长大。”黄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1979年她刚被北工大计算机系录取,第二天,舆论就展开了关于黄帅能不能上大学的争论。


1988年,黄帅随着“留学潮”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并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她做了两年安逸的家庭主妇。


1998年,作为长女,黄帅选择了回家,在主动和国内联系后,母校北工大热情地接纳了她。刚回来那会儿,人家跟她聊天,总爱往人生、历史、民族,这些大的话题上扯,而她打心眼里不感兴趣。


2006年她出书了,《黄帅心语》不过是人生感悟的闲适小品,但媒体总要问她对于“文革”的反思。


“别人把我当作为一个符号,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别人期待我去讲历史,但是我脑子里的构成偏不是历史事件,我关心的是亲情,友情,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实在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书出版后,面对太多关于往事的追问,黄帅无奈地说,“以后有什么话,看来只能写给自己了。”


别人提起旧事,她被迫回忆,殊不知,因为回忆,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数小时不能自拔。虽然恢复的时间在缩短,但当“过去”回来找她的时候,她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躲进“过去”哭泣。


从小学到现在,黄帅一直在写日记,虽然母亲曾经跪着求她不要写,虽然她也曾撕过烧过,但她不能停笔,因为 “写着写着自己就释怀了,写着写着就可以放笔了”,日记是她的心理医生,她在诉说中,治疗了自己。


今天的黄帅,为父母的病焦虑着,为10岁儿子的聪明骄傲着,心甘情愿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儿子、朋友们中,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她。


值班编辑: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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