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里，没有胜利者
这种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情感
在一战后酿成了20世纪最浓郁的一杯毒酒
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文/佘涛
本文首发于总第83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18年底，阿道夫·希特勒因在一战中因毒气负伤在普鲁士小镇养伤，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惊闻同盟国已经战败投降。他扑倒在自己的床上，把脑袋埋进枕头和被子里。“我从站在母亲墓前的那一天就没有哭过，现在我无法自已了。”
这种耻辱感不只限于前线的士兵，在大后方亦是如此。德国保守政治家奥尔登堡说：“我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崩溃，我为之奋斗的一切，从孩提时代父母就教导我珍惜的一切，都埋葬于废墟之下。”
这种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情感，在一战后社会危机和激进化思潮的刺激下，酿成了20世纪最浓郁的一杯毒酒。
耻辱感是任何一个战败国都会有的正常情感，但是一战所带来的这种情绪却有其特殊性——它转化为极具攻击性的“背叛感”。
对战败国德国而言，战后最要紧的事是如何证明这数以百万计的人员伤亡是有价值的，如何弥合被战争极大撕裂的德国社会。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试图弥合这裂痕，埃伯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迎接从前线返回的军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没有被击败。”可惜这样的努力在战后德国社会的困境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右翼思潮的左右夹击下败下阵来。
作者写道，许多昔日的士兵都感到，自己的牺牲被后方出卖了。他们经常被苏维埃的支持者解除武装、羞辱和撕去肩章。有些人感到家庭并不欢迎他们，他们的长期离家使得家庭收入减少，还不能以打了胜仗来辩解。许多人相信，都是犹太人在背后搞鬼才使他们输掉这一场战争。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人们看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可以实现的，赤化的危险越来越明显。赤色革命激起了德国右翼分子的反弹，本来以“相对平静和浓浓的资产阶级化而引以为傲”的慕尼黑反而成为魏玛共和国中最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城市。激进复仇的情绪四处蔓延，作者评论道：“巴伐利亚的首都成为纳粹的发源地绝不是偶然的。”
除了战败国，就算是战胜国意大利也充斥着这样的情绪。因为巴黎和会上英、法未能满足其扩张领土的要求，意大利人觉得自己付出了6万士兵的生命却一无所获，英、法背叛了《伦敦条约》中的承诺，这是一场迷茫或“残缺”的胜利。意大利1870年建立以来，一直梦想恢复旧日罗马帝国的部分疆域，在墨索里尼的蛊惑下成为最早法西斯化的欧洲国家。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背叛感”，它发生在一战帝国解体后产生的小国中，中东地区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一战期间，英国为了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实力，鼓励帝国的原住民反抗奥斯曼的统治。1915年麦克马洪爵士向阿拉伯人承诺，支持阿拉伯战后独立，作为起义的回报。但英国又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让阿拉伯人非常愤怒，反犹暴乱迅速爆发，阿拉伯地区绵延数十年的冲突至今未平。
和之前欧洲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不同，在一战中，敌人通常被描述为“有罪和没有人性的人”，不值得给予怜悯，也无需克制以待。在战场上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差别逐渐消失，社会上一元化的极端思维盛行，人们相信，只有清除异己和“对社会平衡有害的人”才能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些思潮的蔓延，为三四十年代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埋下了伏笔。
著名美国史学者刘绪贻曾这样评价道：“20世纪是人类应付古典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时代。”一战的爆发是这种“应付”方式极端化的体现，同时最后达成和解的方式也极为糟糕。签订花样百出的合约、拉拢政治盟友确立集体安全、试验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式等，只带来短暂的休战。潜藏的矛盾，终于导致日后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浩大的战争爆发。从这个角度上看，一战的参战国都可以说是战败者。
《战败者》
作者：［德］罗伯特·格瓦特
译者：朱任东
出版：译林出版社
定价：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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