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涵予和袁泉太好了 | 专访《中国机长》监制李锦文
我爱祖国的蓝天
李锦文。 图/受访者供图
9月30日，《中国机长》上映了，这部电影由刘伟强导演，张涵予、袁泉、欧豪、杜江、张天爱、李沁等一众明星饰演，是国庆三部献礼片之一，和《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一起迎来了国庆档。
影片改编于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当日，航班遭遇风挡玻璃破裂，幸而机长刘传健等全体机组成员沉着应对，成功备降成都双流机场，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全部平安落地。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影片《萨利机长》。豆瓣、知乎等社交网络上，亦不乏将这两部电影相提并论的声音。
《中国机长》监制李锦文并不同意这个说法。在她看来，《中国机长》是事件原貌的呈现，而《萨利机长》延伸开来，探讨的是人和官僚制度的抗争。两者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
接受采访时，李锦文留着一头短发，说话穿着行事都颇为干练。在哥伦比亚电影（亚洲）公司时期，她参与了一系列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的制片和监制工作。《功夫》《双瞳》《卧虎藏龙》《可可西里》《一个都不能少》的背后，都有她的身影。在业内，李锦文的名声很大，是众多电影人敬重的前辈。但却并不算“出圈”。
在接受采访之前，她特意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仅仅讨论电影就好，就不要过多写我个人的事了，我不希望给自己带来太多的关注度。
在影视行业内，“监制”这个职位定义较为模糊，在不同的人手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李锦文属于事必躬亲的那一种。除了导演拍摄之外，所有的事情同其有关系。包括预算、妆容、合约、器材、演员档期，工作人员的吃喝拉撒，甚至于调动一台车去接演员，都在其工作范围内。总而言之，就是要把所有的细节和流程都安排好，俨然剧组的大总管。
李锦文和刘伟强之间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在80年代的香港，刘伟强还只是一名摄影师、李锦文还在担任制片助理时，两人就已经开始了合作。关于刘伟强，李锦文的评价是“雷厉风行”，具有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能力。
尽管有着多年的默契合作经验，但《中国机长》的难度之高，对两人来说依然是挑战：全新的题材，陌生的领域，献礼片。最大的难题还是时间有限。2018年5月，川航紧急备降事件发生；没过多久，博纳拿到了题材，找到刘伟强，开始进行项目筹备工作；今年1月3日，剧本写完，开机；3月中旬，拍摄停止，进入后期阶段。紧接着发行和宣传工作就都开始了。
拍摄期间，刘伟强没有休息过，也几乎没有给团队放过一天假。这和他往常的习惯相悖。在刘伟强的概念中，人只有在劳逸结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生产力，连轴转只会带来损伤，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了例。
“他（刘伟强）喜欢休息多一点。他从来认为人要调整，不能一直拍。可这一次，我相信是刘导唯一一次真的没有休息，转场就当是休息了。”李锦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
压力之下，人往往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中国机长》的完成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紧锣密鼓的工作后，影片终于如期上映，并且在9月28日的点映场中，拿下了当日最高的票房。但关于最终的结果，李锦文并不想作过多的预测。“我们每一个人尽责把项目做到最好，至于票房，就让老天爷来决定好了。”
我们太难了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中国机长》做前期调研时，得到了民航方面的很多帮助，分别体现在哪些细节上？
李锦文：对这部电影，民航开了很多通道。所有的英雄机组成员，我们全部去访问了，而且不是简单的访问，是一次又一次，和他们一起回忆当时所有的细节。比如说，驾驶舱里发生了什么？客舱里乘务长怎么安抚、控制所有的乘客？然后把那些口述的画面还原，再做一点点精彩的艺术加工。
在筹备和拍摄阶段，民航也委派了飞行、乘务、空管等各方面的专业顾问，全程为《中国机长》提供专业的指导。
不过，乘客方面，出于电影的戏剧化考虑，我们没有百分之百还原。我们收集了基本资料之后，根据资料和戏剧化需求配了119名乘客。有一些藏族人要回家，有一些小年轻去旅行，还有两名外国乘客。
因为这毕竟是一部电影，不能那么平，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点层次感在里面。所以就虚构了一些角色。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只有一年时间，时间紧急，有什么影响吗？
李锦文：《中国机长》的编剧和《烈火英雄》是同一个人。《烈火英雄》结束之后她马上就进入这一个新项目。真的是没多少时间。
我们太难了。你算算，《烈火英雄》是2018年10月开机的，《中国机长》是今年1月3号开机的。所以给小于（编剧）写这个剧本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两个半月。
而且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去了很多地方走访。我们没有人对民航整个体系有了解，所以去了很多次重庆、成都访问。因为只有把区管、进近、塔台，机场的各部门，所有的机构全部访问透了，才能动笔写剧本。
举个例子，电影中有一名现场总指挥，我们也访问了他。结尾看到的消防车、救护车，就是完全根据他告诉我们的应急制度来安排的。每次发生情况，启用几号应急预案，派什么车，多少台车，说什么话，都是严格地按照民航的制度来进行。
至于真正的拍摄反而没有拍很长时间。因为演员需要保持情绪，如果时间拖得太长，情绪不会一直到位。这一点，刘伟强导演控制得很好。非常有制度，之前全部有彩排，不需要临时到现场再慢慢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电影拍摄过程中，用了哪些特效技术来还原川航事件当时的情景？碰到了哪些难题？
李锦文：因为只有空客 A319能飞高原，所以我们在西安做了一个一比一的A319模型。然后为了拍摄机位可以更多一点，又把它分开成三段，一段是驾驶舱，一段是头等舱，一段是经济舱，在三个空间分别来布置机位。
《中国机长》片场。 图/受访者供图
电影中，飞机是有颠簸的，所以我们在模型的下面做了运动平台。每一段我们都布置有一个单独的平台，要拍摄哪一段机舱的颠簸画面，就启动哪一个平台。
《中国机长》片场。图/受访者供图
最麻烦的就是拍摄整个飞机运动的镜头，搞三舱联动的时候。首先三舱之间有接口，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平，不然观众会看出来。然后三个平台，三段模型，如何能让它们的运动保持在同样的频率和幅度上，同时中间完全不出现缝隙？这个最难。
关于这个，我们做了很多次实验，才终于让它一点毛病都没有。西安做这个飞机模型的公司一直在帮我们调试。所有人的头都大了。
定海神针
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经常有网友把《中国机长》跟《萨利机长》放在一块比，你是怎么去看待这种比较的？
李锦文：我个人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电影主题。《中国机长》基本上就是在还原这个35分钟的事件原型。我觉得我们的故事比他们更惊险，更完整，更有视觉效果和冲击力。
《萨利机长》延伸开去了，他们讨论的是机长和官僚制度抗衡的过程。其实跟我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题材，不太好比较。
中国新闻周刊：请稍微点评一下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
李锦文：所有主演都非常好，整个机组和乘务组的塑造都很棒。但时间有限不能一一说到。
首先机长没得讲了，张涵予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他现在跟机长刘传健本人就像兄弟一样。在这部戏拍摄之前，他们就留了联系方式。涵予哥一有任何想法，或者对角色的新理解，马上就会直接跟刘传健沟通。涵予哥的戏很稳。坦白说，这一部戏如果不是他，我也想不到哪一个人可以演机长。
还有袁泉，真的，我不知道可以说什么。她跟涵予哥是一样的类型，真的好内敛。不夸张地说，她能演出一种力量，都不需要多少台词，她的气质、眼神、讲话的方式，就能hold住整个后舱。整个团队我认为选角选得真的非常对，尤其是张涵予和袁泉，真的太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拍完，还有什么遗憾吗？
李锦文：每一部电影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遗憾，但其实我们团队已经很了不起了。从去年的5月14日川航事件发生，定到今年9月30号上映，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把这部电影全部搞定，特技量还很大，用了超过一千个特效镜头。
香港电影人在内地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哪一年全心全意北上来拍戏的？
李锦文：之前一直断断续续有。如果真的是从头到尾来算，是2005年。那年我在内地拍了一部英语电影。叫《生死有命》，导演是元奎。剧组主演和制片人基本都是老外，其他人都是中国人。
刚开始饮食不适应。我一点辣都不能吃，一点点都不行。现在我比一般人能吃辣，都是练出来的。
而且，那时候我的普通话还不太好，再加上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俚语，我没办法听懂。最痛苦的是，我看不懂简体字，剧本都看不明白。
拍那部戏的时候，我们开始在桂林，然后转到横店。当时挺惨的，闹了不少笑话。在横店，经过一个地方叫义乌，可我那个时候就念成“叉鸟”，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差到了这种地步。
我一直拼命地学。现在除了一些方言，我感觉我能听懂95%以上的话了。我自己的普通话也有进步，虽然到现在大家还是听得出我的口音，但我坚持一直在APP上学拼音。香港没有拼音，都是硬记字音的。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的背后，都有香港团队的身影。这两年，香港和内地团队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你的心态有什么样的转变？操作手法会不会也有一些变化？
李锦文：我不能代表导演，只能代表香港一些跟我心态比较靠近的电影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不要分什么内地、香港。我们都是统一的祖国。只不过当年我们在英国的统治下，还没回归的时候，就比较可怜，没有根，心态上就好像小孤儿一样。
那到了现在，我只希望，把我之前在外国学的一些东西，以及香港的一些能跟内地影视圈匹配的好东西带过来。比如说，成体系的一套技术，一些不错的制度。然后在跟内地的团队合作过程中，边做边学边磨合，把电影做得更好一点。反过来说，我在内地也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
如果用一首歌来代表我的心情，那就是《中国机长》结尾那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选用这首歌一开始是涵予哥的想法，现在我们都已经爱上这首歌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国庆档，《中国机长》受到《我和我的祖国》和《攀登者》两部电影的夹击，你觉得有希望胜出吗？
李锦文：坦白说，我也不是装大方，我是真的希望三部电影都好。因为只有三部电影都好，才能证明整个电影市场又好了。独大没有意义，独大并不代表电影市场好，只能说明出了一个特例。
值班编辑：罗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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