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新冠导致负面情绪原因：大脑缺氧、隔离状态、恐惧、信息超载
肺部疾病容易缺氧，大脑缺氧之后就会引起精神和行为上的问题
刘忠纯是湖北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也是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疫情期间，他调研了大量的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康复驿站，主导参与了疫情期间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后疫情时期的心理康复。
在武汉疫情已进入尾声之际，就疫情的“次生灾害”心理问题该如何应对，刘忠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基础工作做好了，心理工作才能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心理医疗队的规模如何？
刘忠纯：国家心理医疗队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卫健委派驻到武汉的心理医生，前后共有302名，截止到3月31号已经走了大部分，到4月8号解封的时候，就差不多都走了。还有就是国家疾控中心派到武汉的两位专家，以及随队的117名护士和治疗师。2月2日就到了武汉，在这里待了有两个多月了，衣服都没带够，也没办法买。加起来有419人，这是从外地支援武汉前线的数量。他们被派驻到定点医院和方舱里，一部分也进入到隔离点和康复驿站。
《中国新闻周刊》：康复驿站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
刘忠纯：实际上，我们在一些大型康复驿站里，吸取了方舱医院的经验，比如规律作息、放广播和音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以湖北大学为例，这个康复观察中心规模很大，是我们早期进驻的康复驿站，效果比较好。3月初，我们专家组也去了那里，分配了本地的心理咨询师和两名精神科医师，当时国家心理医疗队都在医院和方舱。
《中国新闻周刊》：康复患者在驿站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刘忠纯：湖北大学的条件不是很好，都在学生寝室里面，用布或帘子隔开两边的床铺，中间留了一点过道，铺一个行军床，凳子都没有。在方舱里面有人可以一起讲话，还有电视，但是到了康复驿站，空调都没有，都是单间，不能出去，人就容易感到孤独寂寞。后来服务陆续到位了。
服务保障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肚子饿了，睡不好，这些没保障好，那谈心理没用。康复患者还会有一些别的需求，比如家里还有什么事，他/她的某个家人生病了，需要跟社区联系。有些康复患者还有慢性病，药吃完了，需要帮他找到。基础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基础工作做好了，心理工作才能开始。
PTSD与创伤治疗是最难的
《中国新闻周刊》：心理干预的工作有哪些难点？
刘忠纯：目前有两块是需要我们好好去做的，一个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治疗，另一个是哀伤反应的处理，去世患者的家属还有很多问题。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逝者家属会产生自责心理，因此感到抑郁，甚至有自杀的念头，这就需要我们采取认知行为治疗，让活着的人恢复正常的生活。早期做干预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人不接受，这需要政府和组织层面帮助家属解决具体的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应对逝者家属的哀伤反应？
刘忠纯：我们要允许他/她有哀伤，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哀伤才不正常。有一部分人，家里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去世，他/她却像是没事一样，内心很痛苦，在压抑着，自己不提，别人也不好揭疤子，但是迟早要面对。他们可能会想，自己怎么是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连感情都没有了，感觉不到痛苦。哀伤需要表达，而且需要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哪些人群可能会出现PTSD的症状？如何应对？
刘忠纯：一般情况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在10%左右，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医护人员，特别是本地医护群体，工作强度太大。除此之外，还有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家里有人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
出现PTSD的症状，就是会不时地回想、去回忆，并不断地闪现那些造成创伤的事情。这种影响持续时间很长，可能许多年后仍然会突然惊醒。我们会建议大家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不能总是处于一种警觉状态，增强社会交往，转移注意力。还有就是要识别情绪，接纳负面情绪，感觉不对了，要寻求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医护群体的心理需求为何如此多？
刘忠纯：最近很多医护人员找我，觉得搞不定了，休息了以后还是觉得不行，前段时间处于亢奋状态，看起来还好，一休息反而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后面肯定还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两天连续接触了几起。除了常见的焦虑、抑郁和失眠，内心都经历了振荡，天天看到有人去世，当时不觉得有什么，毕竟医生见得比较多，但这次的疫情太不寻常了。尤其是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每天都有病人离开。那种场景都会唤起他们的回忆，这种创伤需要更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来负责。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力量能否涵盖创伤治疗的心理需求？
刘忠纯：目前做创伤的治疗师不够，远远不够。创伤治疗对专业性和个人素质的要求更高，它跟普通的咨询和治疗不一样，需要跟患者一起去体验。一般的治疗师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也跟着陷进去，这就需要有督导，帮你拔出来。我们已经碰到过几例了，就是我们国家心理医疗队的队员，在共情的时候也跟着进去了。
我们武汉这边的心理治疗在全国还是很有地位的，但是实际上也还是不足，主要是组织体系管理方面。我们准备培训一批专门做创伤的治疗师，此前也在做，但还不成体系，下一步要开展系统的督导培训。
自杀倾向需要精神科医生干预
《中国新闻周刊》：新冠肺炎患者一般在康复之后可能遇到哪些心理问题？
刘忠纯：我们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周围的邻居会紧张，或者担心复阳，影响家里人的健康。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相比之下，在康复驿站有吃有住，不用做饭，这也是一个方面的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应对康复患者出现的症状？
刘忠纯：常见的症状包括紧张、担心、烦躁和失眠。有的患者会抱怨，凭什么就倒霉到我的头上来了。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制定了一些措施。首先是加强对于病情的健康教育，帮助他们了解疾病和情绪。其次是加强沟通和交流，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最后是引导他们坦然接受，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在接受的同时调整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正常化自己的情绪。
《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即将解封，普通市民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闭生活，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刘忠纯：普通居民憋了这么久，情绪会有一部分，但是解禁之后，也在慢慢缓解，绝大部分人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社交，是没问题的。少部分人会有心理需求，我们门诊从大年初三（1月27日）开到现在，一个普通门诊，一个专家门诊，一直没停过。平时的咨询号可以说是“一号难求”，下个星期的号都是提前一个星期放出来，每次早上几分钟就没了。下个星期我们准备开两个专家门诊，还有一个在线门诊。我们担心有人在解封之后，就不管不顾了，不戴口罩，出去喝酒，完全不注意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哪些群体的心理需求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
刘忠纯：说起来，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理问题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他们同时承担了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压力，还不能说、不好说，服务达不到，只能努力去做。在那种情况下，没有退路，只能上，跟医生一样，打了鸡血似的，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产生了一种亢奋感，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
《中国新闻周刊》：还遇到过哪些极端的情况？
刘忠纯：这次自杀干预的情况也出现过，隔离病房和方舱医院都有。肺部疾病容易缺氧，大脑缺氧之后就会引起精神和行为上的问题。而且病人处于隔离状态，因为恐惧，或是新闻上的信息超载，种种原因，导致负性的情绪占据主导，出现了极端症状。病人把管子拔掉，把针拔掉，往外面跑的，这就需要我们精神科医师来处理，做联络会诊。外地来援助武汉的心理医疗队承担这些，内科医生搞不定的时候，马上请精神科医生来会诊。
我们精神科医生在上门诊的时候，经常会跟患者讨论自杀的问题。一般的医生不敢去谈，都知道那个人有消极的念头，不想活了，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谈，担心有反作用，这就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干预，激发他们正性的潜能。
这次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SARS，创伤治疗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你们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刘忠纯：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路。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下沉到社区，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武昌区就有13个街道，都安排了咨询师值班，面对面谈，或者在线聊。现在国家心理医疗队基本已经回去，派到社区的咨询师主要都是武汉本地的，当然还有在线的渠道。目前主要是武昌区在做，其他区还没有推广开来。
《中国新闻周刊》：社区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
刘忠纯：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作用很重要。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需要社工的帮助。社区里派驻了心理咨询师，再上面有我们督导，解决不了的话还有精神科医师，这是基本的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社区的参与，还需要哪些力量的支持？
刘忠纯：心理治疗的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单靠我们是不够的。除了我们，还有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接下来要复产复工，学校开学，也要关注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该毕业的毕业不了，在家复习考试要挂科的，还有各个单位职工的心理需求。
前期的热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长期的系统治疗来讲，还是需要稳定的队伍，特别是本地的队伍，这样才有着力点，进一步下沉到社区。在这个基础上，以远程和在线为补充。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心理咨询的储备力量是否足够？
刘忠纯：咨询师更多的还是来自社会。据说湖北省有心理咨询师执照的有2～3万，但实际上很多都是护士，也有警察和记者，为了拓展自己的职业选择报考，但全职在做的不多。而且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服务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还是散的。光考证还不行，实践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来统筹。现在我们在推进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跟SARS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刘忠纯：这次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SARS，速度太快，波及面太广，而且不可预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撑不住了。最严重的时候，找不到地方看病，生活得不到保障，所以创伤治疗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国家的疫情形势严峻，目前你们在国际合作层面有哪些尝试？
刘忠纯：4月4日晚上10点，science杂志的一个编辑约到我和浙江大学的胡少华教授，进行了视频连线。这位科学编辑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他们现在也遇到了很多我们早期应对过的问题，跟我们特别聊了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医生每天看到周围大量的感染患者，也会害怕。
我跟他们介绍了针对医护人员采取的措施，比如我们在光谷院区尝试的医护心灵驿站，鼓励医护人员在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回酒店，先到心灵驿站坐一会儿，吃点东西，我们有生物反馈治疗仪，以及虚拟现实技术（VR），每天都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在那里值班，随时可以面对面地谈。
我们当时建立了工作组，有专门的成员在做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识别患者的情绪，进一步去应对可能的问题。这种组织层面的经验，美国那边还比较少。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评估系统，我们也有在线的服务平台。同时也在总结我们的经验，陆续发到国际学术平台上，供其他国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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