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鄂护师张静静殉职，看疫情后医护人员身心健康问题

“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

4月6日晚，山东援鄂医疗队员张静静突发心脏骤停，经全力救治无效去世。她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也是山东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员，在湖北黄冈待了近两个月时间。

3月21日，张静静结束了援鄂任务，在山东进行集中隔离观察，4月4日隔离期满，本来计划在5号返回家中。5日上午，张静静突然出现心脏骤停的症状，经全力抢救无效，于6日晚上18时58分不幸逝世。

张静静的丈夫韩文涛长期在非洲工作，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孩子年龄还小，刚满5岁，留在了老家。在支援黄冈期间，张静静坚持写抗疫日记。刚到湖北时，她忙于工作，常常夜不能寐，一直到2月中旬，睡眠问题才有所好转。此外，她还根据南北方言有差异的情况，制定了《护患沟通手册》。

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一直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这其中，护理群体承担着具体而繁重的工作任务，首当其冲。从疫情高峰时期的急性应激反应到后疫情时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历过种种动荡的内心防线并没有随着疫情的缓和而巩固，仍然面临着长期的余震。

“医护群体本来见得比较多，但这次的疫情太不寻常了。尤其是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每天都有病人离开，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那时候他们还处于亢奋状态，看起来还好，一休息就很多问题出来了。”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陕西心理援助医疗队一共32人，平均5人一组，进驻到六家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其中难度最大的是雷神山医院和武昌医院，李奇光是专业出身的博士，主动请缨，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一般医疗队针对的主要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是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发现，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

医务人员的伤亡是造成这一困境的直接原因。2月14号，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护师柳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2月18号，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殉职。

院长的去世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一些医生和护士跟李奇光反映过，他们觉得刘院长是他们的精神支柱，这下子整个医院的主心骨不在了，行政流程上有点乱。其次是，为了抢救刘智明，当时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先进手段，但还是没能挽回院长的生命，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一度对新冠肺炎的治疗难度感到灰心。

李奇光和同事每天早上去病区做联络会诊，下午和晚上就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那时候人多一些。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

“大批量的目睹死亡，对于医护人员的心理创伤是很大的。她们脑海里会不断地闪回这种画面，晚上睡不着觉，甚至噩梦。白天在做其他的事情，也会突然闪回到这个病人去世的画面。处理另一个病人，可能病人状态不太好，就会反复地把这个病人往即将病故的状态去联想，导致自己的压力很大。”李奇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此同时，她们也要面临着来自家里的压力，长期的隔离状态影响了家庭关系。李奇光记得有一名护士和丈夫都在抗疫一线，不能回家。孩子只有11岁，在家里没人管，只有社区每天给孩子送饭。一家人住在三个地方，这名护士内心焦虑，整晚睡不着觉。

还有一名年轻的护士妈妈，从春节前就在医院的隔离酒店居住，到了3月份，过生日跟自己的孩子视频，孩子只有4岁，已经不太搭理她了。这位护士觉得难受，长期无法回家导致母子情感的疏远。

李奇光后来统计过，他们一共处理了五十多起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其中只有两名男性。很多医护不愿意在周围认识的同事面前袒露自己的愁绪，外地心理援助救援队作为介入的第三方，让很多人放下了顾虑。

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

有的医务人员因为焦虑和抑郁，长时间处于警觉状态，看到新的一批N95口罩跟上一批不一样，也会产生心理反应。上一批是3M的，这一批是国产的，医护人员担心不达标，不愿意戴。也有的人一进病区就紧张，喘不过气来，这是一种急性焦虑发作。李奇光和团队在可控的范围内，让来访的医护人员进行宣泄和释放，比如哭一场。

当然，也有一部分医护人员的应激状态会慢性化，比例在10~20%。“大多数的应激反应会随着应激源的消失而自然好转，但是对于少部分人来说，应激会持续存在，在医学诊断上叫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PTSD。在疫情过去之后，需要重点关注医护人员的持续应激状态，及时干预，否则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影响都非常大。”李奇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职业耗竭与不能承受之轻

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刘忠纯是湖北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也是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缓和，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医护人员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

“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伍毅是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作为第九批外地医疗队的成员，在2月21日随队来到武汉，进驻到红十字会医院。伍毅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访的本地护士，只有26岁，原本是在武汉市的一家非定点医院工作，是第一批报名援助红十字会医院的8位医护人员之一，在看护病人的过程中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这位护士的症状较轻，但她的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也是身处抗疫一线的护士，父母都住在乡下。她对自己的病情并不感到焦虑，但一直担心姐姐也感染病毒，导致胸闷和失眠等一系列症状。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缓和，以及外地医疗队的陆续进驻，本地医护群体的压力小了很多，但心理问题并没有随之减少。杜洺君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此次一直参与具体的心理援助。

对于心理需求的整体趋势，杜洺君有一个初步的判断。2月的时候，患者群体面临着基础就医的难题，医护群体则需要处理数量众多的病人，心理问题被掩盖在迅猛的疫情攻势下面。进入到3月，疫情有所缓和，医护群体的心理需求也显露出来。

杜洺君的团队定期给定点医院的医护群体做团体心理辅导，有的医院一个月两次。“整个疫情还没有结束，医护群体还是相对比较节制，他们跟我聊过，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完成14天的隔离观察，医院也回归到非定点医院时，他们觉得一定要大哭一场，也计划做一次好好的内心梳理。”杜洺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护士群体会更脆弱吗？对于这个问题，杜洺君的回答是否定的，恰恰相反，她们更坚强。“但就像堤坝一样，洪水袭来的时候，一般人早就撑不住了，她们经历了这么多，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需要疏导和宣泄。”杜洺君说。

随着一批经过改造的定点医院恢复正常的门诊，很多医护人员得到了轮换和休息的机会，回到家里却什么也不想做。“这其实是他们在休整自己，就像一池子的水，再加一勺，就溢出来了。这也是创伤后的一种反应。”

值班编辑：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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