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秦怡。图/葛燕萍供图
“昨天还说头发长了，该剪剪，晚上9点多还喝了酸奶，凌晨4点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厉害，居然就这么去了……”5月9日清晨，上海电影译制厂导演孙渝烽接到秦怡女儿的电话，对方这样对他说道，他才知道，秦怡去世了。挂了电话，孙渝烽独坐许久。他和秦怡已经共事、相识60余载。“太突然了。”孙渝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尽管今年1月过完生日，秦怡已经百岁，但她无论精神还是身体，看起来仿佛永远不会疲惫，让人忽略她的年纪。几年前，她上厕所时跌一跤摔坏了腿，住进医院，再没出来。疫情前，孙渝烽去看她，她笑呵呵地说腿已经好了，能起来四处走，说着，“嗖”地把一条腿举起来，举得老高。再往前数几年，孙渝烽去家里看她，已经九十几岁的秦怡自己独住，请的保姆只有白天来，有一次保姆有事提前走了，秦怡一看洗衣机洗了一条被单也没晾，自己登高把被单晾了。孙渝烽担心她，“这么大年纪，一个人行不行？”但她早习惯了。银幕上，她是“林洁”、“林红”、“芳林嫂”，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生活中，她对好友、原上海影协秘书长葛燕萍说过，她是家里的“重体力劳动者”，照顾卧床20多年的丈夫，再照顾精神分裂的儿子，“登高爬低”的事从来都是她做，尽管她自己也曾患癌，开过7次刀。秦怡是盼着自己长寿的，因为不敢死，她要照看儿子，儿子没了她，可怎么活？算是遂了心愿吗？85岁那年，儿子先她一步走了。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再算上年轻时经历的那些欺骗、背叛、家暴，有人说她这辈子的运气只在电影里，更多人说她心态好，她自己说：“人终究都有过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我从不认命，我会分析，就像剥桔子，把这些心结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地剥开。”她剥了大半辈子，直到2022年5月9日，这一生所有的沉重与汹涌都卸去了。
“秦怡离开以后，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女演员好像就没有了”，“20世纪30年代的女演员，她是最后一个。”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尽管是20世纪的标志，年轻观众也知道秦怡，并不因为她是一个常出现在电影界活动和晚会上的符号，而是因为作品。95岁那年，她还参演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正是秦怡的演绎让元稹的诗句在大银幕上有了具象呈现。94岁时她还自己写剧本，自己筹钱，一心扮演那个在她心中酝酿了十年之久的角色——女科学家，前往青海拍摄电影《青海湖畔》。孙渝烽担心四千多米的山顶实景拍摄她吃不消。秦怡回答：“我还真行。真的，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子劲头。”
80年代，秦怡与孙渝烽一起讨论剧本。图/孙渝烽供图
那股子劲头她一直有。秦怡生于上海一个旧式大家庭，命运的安排原应是穿着她最爱的蓝洋布碎花旗袍，早早嫁人，坐在弄堂里择菜淘米，掰下鸡毛菜上的黄叶。偏偏在洋行做账房的父亲比别家爸爸开明，允许她“两毛钱看一部新电影。如果是老片，只要五分”。《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居然还挤在人群中去看了迈尔斯通的《西线无战事》，她能背出几乎所有三十年代稍有名气的中国导演和演员的名字。16岁，家里给她定了亲。那时“八一三”事变已经爆发，闸北、南市相继被炸，上海陷入一片火海。刚在学校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的少女，一心想到前线当战地护士，内心深处的“那股子劲头”第一次冒了出来，她居然离家出走，先到武汉，又去重庆。那时，重庆聚集了全国各地而来的年轻人，他们等待机会，参军投入抗日。还没找到机会参军，面目姣好的秦怡倒先被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史东山和应云卫在剧团外发现，阴差阳错进入制片厂，成了一名演员。短短几年，演了电影又演话剧，秦怡居然闯出名声，在演出了《天国春秋》《钦差大臣》《面子问题》《茶花女》等一系列话剧之后，秦怡成长为与舒绣文、白杨、张瑞芳齐名的重庆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她在杨村彬执导的《清宫秘史》中演珍妃轰动山城，连蒋介石、蒋经国都去看她的戏。40年代的知名左翼导演应云卫对秦怡说：“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一个适合以电影、话剧为生的人。”也是那个阶段，秦怡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表演风格。她曾说，有一种演员可以利用技巧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另一种通过真实感受演绎某个方面与自己相似的角色，而她是后者。一晃又是几年，当秦怡24岁和赵丹同拍《遥远的爱》时，她已经是知名电影明星。但她真正让人记住的角色，是在1949年以后。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感慨，“当时的演员都面临转型问题，因为社会在转，演员的美学观念、创作手法都要跟着转。”相当一部分曾在上海滩熠熠生辉的大牌明星，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适应不了美学观念的转变，陷入失落和焦虑中慢慢消沉，最后消失，秦怡的第二任丈夫金焰就在此列，秦怡却是旧上海那一批演太太小姐的演员里，转型相对最早、也最成功的一个。如果说，离家出走是改变可以改变之事的勇气，那么当现实不可改变时，秦怡也拥有接受无法改变之事的静气，也正是这种智慧，她度过了那些人生至暗，成为一个历史的同行者。出生在上海的秦怡，为了尽快扮演好工农兵角色，主动去西康矿山体验生活。锌矿、铜矿、煤矿……各种矿她都跟着下去过，她后来回忆，“无法描述的险情时时刻刻发生，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50年拍摄《农家乐》时，秦怡奔赴胶东莱阳深入生活，住在堆牛粪的草屋，跟农民同吃同住，一起下地劳动，用牛粪暖炕，因为太臭，她把鼻子堵得透不过气。她通过改变自己来跟上时代的努力很快收到回报，1956年，秦怡在《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芳林嫂是可信的，这个胶东农村妇女的角色与她在《女篮5号》中扮演的林洁、《青春之歌》里的林红一起，成为秦怡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丈夫金焰说秦怡是“电影疯子”。金焰对电影的要求很高，秦怡却不，金焰常说“什么蹩脚片子你都看”，秦怡说：“有时看到哪些缺点，自己拍片就可以警惕”。在干校的那些年，秦怡白天参加高强度劳动，但是只要晚上放电影，无论多晚，她都拿好小板凳等着。《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伟大的公民》……是电影帮她顶住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每当她完全静下心来去沉思角色，那也是她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进入80年代，当电视兴起，秦怡又积极地投入电视剧拍摄，1982年，她凭借电视连续剧《上海屋檐下》，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石川觉得秦怡像水，“水者无形，能御万物”，“无所不能，择时而动”，这大概是她长寿且始终未被时代大潮所抛弃的原因。
舞台始终给秦怡留有一束追光，而在追光之外，是她只能独自消解的生活难题。秦怡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她还懵懂，被软磨硬泡着嫁了，大她10岁的丈夫陈天国同为演员，却只晓得喝酒，喝醉了打老婆，有一次一只碗扔过来，秦怡身上落了永久的疤。19岁怀上女儿，逃走的勇气又来了。结束婚姻时，父亲也离世，秦怡不但养孩子，还担负起一大家子的开销。她只能把小小的女儿送回老家交给母亲，自己拼命拍戏，女儿却从此与她疏离，成年后三十几年不与秦怡来往，直到秦怡晚年，两人才和解。第二段婚姻有过爱，高大英俊的演员金焰30年代就已成名，曾是秦怡少女时代的偶像。那是与阮玲玉传过绯闻，与王人美共度11年婚姻的大明星，他无法专心爱秦怡一个人。她又想到了逃。1958年，金焰在拍摄电影《暴风中的雄鹰》时来到西北藏区，为了抵御高原的寒冷，金焰大量饮酒造成胃出血，缠绵病榻。秦怡放弃了离婚的想法，她不忍心在金焰病倒时离去。四年后，金焰不得不进行胃切除手术，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这个曾经高大英俊的男人在秦怡的照料下于病床上度过余下的岁月，直到1983年去世。就在丈夫病倒后不久，儿子金捷在秦怡当年离家出走的年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从此被困在时间里。作为民进上海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的彭阳有段时间常到秦怡家里去，小弟（金捷小名）看到她背的包漂亮，就好奇地走来摸，秦怡赶忙说：“你不要去动小姐姐的包包哦。” 彭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小弟已经50多岁，事实上远远年长于彭阳，但因为病，他是秦怡永远的小孩子。
秦怡与儿子。
小弟的精神分裂症一度发展到狂躁症。在秦怡53岁那年，儿子对她挥出了第一拳，秦怡再度深陷暴力漩涡。前夫对她家暴，她可以离开，但患病的儿子对她挥出拳头，她能怎么办？秦怡对彭阳说过，“但凡女人受的苦，我全受过了。”每次面对孩子狂躁的拳头，秦怡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打妈妈的脸，妈妈明天还要拍戏。”秦怡照顾孩子整整43年，43年中包含的全是琐碎的、日常的和烦恼的事，是做不完和说不尽的事。孩子离不开人，要长时间出门时，不管是活动还是会议，秦怡只能把小弟带在身边，只要外出，无论自己还是小弟，总要收拾得妥妥帖帖，那是她自己更是孩子的尊严。朋友们心疼她，问，要不把小弟送福利机构一阵子？她坚决不肯。秦怡的小皮夹里，一直放着一张儿子3岁时的照片，胖乎乎的小脸带着些许不易察觉的淡淡忧愁，秦怡多次对孙渝烽讲：“对小弟我这个做母亲的是有负罪感的。在小学时就发现小弟有点不正常，可那时候工作太忙，没有好好照料他。”她总觉得，如果能早点发现及时送医，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44岁那年，秦怡被确诊肠癌，此后她经历4次大病，开刀7次。医生曾断定她活不了多久，但她还是撑过来了，她得支撑这个家。原上海影协秘书长葛燕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从肠癌开刀，秦怡就落下了腹泻的后遗症。每次外出拍戏或参加活动，她都严格控制进食和饮水，常空着肚子候场，以免影响进度。“每次去她家接她，她都已经提前收拾停当，从没有因为身体或家里的事情耽搁而不准时。”葛燕萍说。这个上海女性的利落与优雅，像是刻在骨子里。前几年，石川在一个活动现场见到秦怡，她穿着最喜欢的蓝底碎花连衣裙，石川等几个小辈夸她：“秦怡老师今天真漂亮。”秦怡对自己还是有小小的抱怨，“我这几天脚疼，就穿个平底鞋，不然我要穿高跟鞋。”她对自己的伤痛过往从不避讳，身边走得近的朋友都听她提过，但那并不是祥林嫂式的抱怨，而是一种接受，接受那些暗礁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她也开得起玩笑，因为做过很多次手术，秦怡常说自己是个“杀千刀的女人”。她割过胆囊，说“别人是孤胆英雄，我是个无胆英雄”。前些年，葛燕萍给电视剧《激情年代》当策划和制片，秦怡听说了，热心地提携她，去给电视剧任出品人。每次出席活动遇到前来合影、签名的观众，秦怡也从不拒绝。2017年春节前，孙渝烽给秦怡打电话拜早年，说“节日里你该好好休息休息了”。她却说，“我一点也休不了，事儿都排满了。” 孙渝烽有时看她实在累，劝她别去了，她才说出肺腑之言：“我必须工作，要不是工作，我活不到现在。”
1983年，丈夫金焰去世，秦怡61岁。2007年，儿子金捷去世，秦怡85岁。去参加了小弟追悼会的孙渝烽一直无法忘记秦怡那天不知所措、无泪发呆的眼神。很长一段日子她才顽强地走出丧子之痛，金捷去世的第二年发生汶川地震，她把积攒多年留给小弟的20万元全部捐了出去。在年近90岁那年的一次访谈中，秦怡说：“我的人生怎么搞得乱七八糟的……我所有的婚姻生活和爱情生活是一塌糊涂……人家还羡慕死我了，好像我多不得了似的，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忙忙叨叨就老了，没想到这么快就90岁了，竟然没什么好的回忆。”她美好的回忆都在电影里，她在94岁登上高原拍摄电影时，“笑得很灿烂的面容”让孙渝烽想起她曾说过的那些话：“只要活着就要努力工作。”“活到一百岁，我也要干电影。”如果说，她活过的这一百年也似一部电影，那么也许最后的镜头应该定格在1938年的那个清晨，16岁的秦怡离家奔赴抗战前线，到码头那一刻，跳板已经撤掉，船正在离岸。她不管不顾，紧跑几步，闭着眼睛纵身一跃。从此，弄堂少女的生活甩在了身后，而酝酿出那“一跃”的勇气，以及接受“一跃”所带来一切后果的宁静，就是她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