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交在民相亲
最重要的是双方民众
要多面对面地接触![]()
我当中国驻日大使是从2010年2月到2019年5月，这9年零3个月，真可以用“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爬坡过坎、重回正轨”来形容。在我任上，中日双方可谓经历了“最严峻局面、最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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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刚即位的德仁天皇及皇后会见即将离任的程永华及夫人。你问能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有两点吧。一个是双方都认识到中日互为不能搬家的近邻，另一个是，双方尽管矛盾冲突很多，但实际合作规模很大，像经济贸易，2021年达到3700多亿美元。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回国开会，有人问，程大使你那里怎么样？我说政治上忙着吵架，经济上也受到一些影响。人家就问影响程度如何，我说简单来讲还剩下2748亿。对方一听吓了一跳，说你那受到影响规模还有这么大。所以说，双方共同利益还是很大的。做对外工作就是要通过加强双方共同利益的纽带来解决问题，这在外交上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我觉得，中日关系这50年，从一开始的“既近又远”，发展到“近而又近”，现在又有些“既近又远”的味道。近既是指地理位置，也是指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各种交集，远一是疫情的隔断，二也是心理距离，似乎有点冷冰冰的感觉。双方听到的似乎都是透过麦克风传来的声音，不真切，杂音很多。要重新打破这种氛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双方民众要多面对面地接触。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一直是中日关系一个很大的特色。我始终相信，国之交在民相亲。我是中日恢复邦交那年被选拔进入外交部成为学员的，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50年，几乎没有离开对日外事工作这个领域。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日语。1963年，在周恩来和陈毅的领导下，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地设立了八所外国语学校。八校各有侧重，长春外校以日语为主，小学和初中各招了一个班，每个班都有外教。1972年秋天，我们升高二了，社会上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上山下乡了。我们学日语的不知道将来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消息。9月29日，中日宣布邦交正常化。大家模糊感觉到，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变化。10月下旬，学校里来了几个生面孔的老师，突然宣布下星期一要考试。考的都是平时没学过的，如翻译日本报纸上的消息稿，说的事根本不知所云，一看考题就发懵，只能凭语法基本功翻译出来。很幸运我考上了，就这样成了外交部的出国学员。我们是12月1日到外交部报到的，但等了一年才出国，主要是等驻日使馆帮我们联系大学。因为中日还没有签订教育协定，双方学制没有互认，日本留学生可以直接就读北京语言学院，日本文部省却不同意公立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后来总算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联系到私立和光大学。那时还没有直飞航线，我们是经香港到日本的，路上就走了3天。到后感觉日本社会现代化程度很高，小车满街跑，还有新干线高铁。那时整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极其有限，也没有见过中国的年轻人，但是总体上日本人对我们都非常热情。我们开始主要是以旁听的形式，与日本学生一起学习，我们感觉这样的课程设置对我们不是很合适。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305医院病房里会见了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还回忆起自己50多年前在樱花盛开时节离开日本时的情景。池田大作深受感动，表示要为中日友好尽力。他答应当我们的“身份保证人”，安排创价大学接收了我们。在1975年4月初，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正式进入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我们是在樱花飘落时节踏进校园的。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提议下，我们在当年秋天种下一株樱花，命名为“周樱”，以纪念周恩来总理。那时“周樱”才是一人高的小树苗，现在早已长成大树，成了著名的“打卡地”。学校专门为我们6个人开设了一个“日语别科”，就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给我们“吃小灶”，每天强化，学习效果特别好。我们住的是跟日本同学混居的“学生寮”，宿舍里总有人在聊天，对强化语言很有帮助。文化冲突还是有的。中日两国你看人长得都差不多吧，但是衣食住行都有所不同。在食堂里，鸡蛋是生吃的。我斜眼看日本同学怎么吃，也学着把生鸡蛋打到饭里，浇上酱油伴着吃，有的中国同学不吃，都给我，我一顿吃好几个生鸡蛋。我们还和日本学生一起下乡去做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的“过疏化”问题。当时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早于中国，自然也就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日本与中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也叫汉字文化圈。日本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必须学会2000多个汉字。我看过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笔谈”的原件，孙中山不会日语，宫崎滔天不会汉语，但两人写汉字纵论天下，有来有去，谈得很深入。后来我们组织中日青少年交流的时候，如果时间较长都会安排一个“home stay”环节，即在对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家中住两天。宣布计划的时候无论哪边的学生都会发懵，说我不会汉语或日语，但我们作为组织者心里有数，径直安排，让接待的人家像幼儿园领小朋友一样将人领走，两天后肯定都难舍难分。语言不通，写几个汉字就都明白了。我在学习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些矛盾之处，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很有名，她就讲日本人思维的双重性。日本小说以“私小说”为多，就是以日语第一人称“我”为视角的小说，如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这种小说分析日本人的心理构造、思维方式很细腻。在创价大学学习到1977年3月，我被安排到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实际上从当年夏天就开始准备了。那段时间使馆50多人全员动员，我年轻，就让我多跑腿。我就三天两头跑日本外务省等地方，主要是协调日程、礼宾方面的安排。 小平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按职务来说应算“外务省宾客”，但日本人都了解邓小平的分量，而且他是访日的第一位新中国国家领导人，日本政府很重视，把他定格为“公宾”，即政府首脑一级。确立为“公宾”，就有走红地毯、放礼炮等一系列礼仪。而且，日本外相园田直说，他要亲自去机场迎接。这与“公宾”的接待规格不合，外务省有人提出异议，但园田直表示他不管什么“格”不“格”的，哪怕作为园田直个人也要去。小平同志访日期间，我是他身边三个联络员之一。他的专机到达时，我的岗位是在赤坂国宾馆值守。小平同志车队进来，福田赳夫首相在国宾馆主持欢迎仪式，我所站位置在前院，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礼炮轰鸣，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颤动一样，真的是热血沸腾，那种感动是终生难忘的。小平同志讲他到日本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是看望老朋友，第三是“取经”，寻找“长生不老药”。当时日程里安排了三家日本企业：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我后来听使馆同事说，小平同志看后说，知道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10月这次访日对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有很大的触动作用的。我一直在驻日使馆工作到1983年，等于连续在日本待了近10年才调回国，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从1984到1988年，我有不少机会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那时他每年至少要会见日本客人十来次。在他身边工作，我感受非常深。一般他提前十到十五分钟到福建厅听汇报。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当中一下子抓住重点，思维的那种高度和宽度真是罕有其匹，而且他谈事情很有预见性。我记得他多次说，我们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过三五十年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胡耀邦1983年访日时邀请了3000青年访华。这是在访问前开过多次准备会，反复讨论、仔细测算了国内接待能力后才决定的。3000人分成大大小小多个团分赴各地，十一前夕汇集在天安门，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那个场面是很动人的。我负责接待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团的席位在华表东边，临时观礼台最前面，紧靠大街。群众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方阵过来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就上来了。北大学生拿床单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时，刚好在我们前面。我还在发愣时，日本朋友们很快都鼓掌欢呼起来，气氛特别热烈。当时我们国家国力还不是很强，开展这么一个大交流可以说是很有远见、着眼未来的做法，培育了一大批对华友好骨干力量。很多人成为日本各行各业的精英，一些人还成了政要。我跟其中很多人都保持着联系，几十年之后他们对这次大交流仍然念念不忘。1989年，我又调回驻日使馆工作，给时任大使杨振亚做大使秘书。那时为了突破西方封锁，我们在各个方向上都在做工作，但总体来说日本这边是最先松动的。这主要靠的是我们长期做对日民间友好工作打下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从周恩来总理开始打下的，所以我们在日本各界都有一批朋友。这个过程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些高层沟通。我记得是在1990年新年，1月2号，杨振亚大使与日本大藏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桥本龙太郎一对一面谈，桥本龙太郎指定我直接与他秘书联络。这样就推动了桥本龙太郎1990年初的访华，那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部长首次来访，影响很大。1990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解冻了8100亿日元的第三批对华政府贷款。1992年10月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还实现了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国民的象征，不叫国家元首，不能参与政治，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的阻力，一些右翼人士反对天皇访华。实现天皇访华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我参与了其中一些工作。后来我担任驻日大使，每年至少有两三次与天皇直接面对面交谈。他好几次提到1992年的访华，谈到在北京、上海等地参观的印象，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深。我是2010年2月开始担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正好是从那年起，中国GDP超过了日本。![]()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程永华为使馆赴前线救灾工作组送行。图/受访者提供日本从1968年开始就是世界老二，一下子被中国超了，一些人从内心中感到难以接受，用我们官方的话讲就是“没有调整好对华认知”。当然这个认知也是相互的，我们对日本也有一个调整认知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再次强烈地浮现出来，我们当然要进行反制。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我当时就去日本外务省抗议。对方辩解，我反驳，如此七八个回合。对方说，日本人的文化观和中国有所不同。我说，你讲日本文化，我也略知一二，你下边想说的我也知道，但是用你们日本人的话说，你们福岛县的女儿绝对不会嫁到山口县当媳妇。这个典故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可能都听不懂，这就得学习日本历史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关西“萨长联盟”从西往东攻打幕府军，“萨”是萨摩藩，就是现在的鹿儿岛；“长”是长州藩，就是现在的山口县。幕府最后的堡垒会津藩（今福岛县）被攻破，一批叫“白虎队”的童子军在山上剖腹自杀。这个故事在日本是很被传颂的。之后福岛县和山口县就结了仇。山口县还有一个寓意，指安倍晋三是山口县出身。对方想说的是日本是樱花文化，樱花一吹就落了，人死了就翻篇了，哪怕是战犯，已经受到惩罚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而我则是说，历史是不容否认的，而且要成为我们今后“以史为鉴”的教训，这是不能被忘记的。此事发生的十年之前，我在日本工作时注意到一条报道。日本每年都举办地方知事会（日本都道府县行政区长官称为知事，源自中国古代的官称，如“知县”即“知某县事”），在这次大会上，福岛县知事和山口县知事握手了，这在日本居然成了新闻。因此交涉当中，我脑中一下冒出这个典故。我说了这句话后，对方寻思半天也接不住，最后说，你要说的话我也充分理解了，也听取了，咱们今天先这么着。我跟他们交流都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一轮一轮地交涉。针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用他们的历史文化典故去反击，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这是非常有效的。钓鱼岛两次大的冲突（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和这次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后，中日关系跌入了冰点。![]()
程永华任驻日大使期间，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过四次记者会，宣讲中方立场。图/受访者提供我总结，我担任驻日大使的9年多，前2/3时间属于困难时期，后1/3推动重回正轨。2014年，双方达成“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等四点原则共识，有了一个努力方向，但实际上还是很难爬出来，这就是“爬坡过坎”。真正有所改善，是从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在杭州G20峰会上的会晤开始的。到2018年，两国领导人时隔多年成功实现互访，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明显深化，中日关系真正“重回正轨”。我仔细分析过日本人对中国的“国民感情”民调数据。相对最不好的大概是五六十岁的人，相对最好的在18岁到29岁。再往上，七八十岁及以上的人对中国的感情又不一样，很多有对侵华的负罪感。而五六十岁这批人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有一种心态，日语叫做“过信”。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中日矛盾的深层原因之一。年轻一代则没有什么包袱。日本一些企业家告诉我，他们在深圳等地亲眼看到了中国创新创业那种劲头。一交流，中国的老板全都是三四十岁或四五十岁，而日本方面的差不多都是七八十岁。日本年轻人对中国这种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印象深刻。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固有成见（日语叫“先入观”），所以做青年工作大有可为，这是着眼未来的工作。2014年中日关系还很严峻的时候，我们使馆就尝试着开始一点一点组织日本大学生访华。每年邀请六七百日本大学生，有时是30人团，有时是50人团，有时是100人团。后来我想，既然可以分散，那能不能把它合起来？当时我脑子里那种图景就是1984年的3000人大交流。我回国时跟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跟北大党委书记郝平也做了交流，他们都很支持。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我们举办了“中日大学生千人交流大会”。2018年又办了一届。我们大使馆负责从日本组织青年，在国内由中日友好协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几家分头接待。其中一天集中在北大活动。上午北大全开放，自由参观交流，想干啥干啥，到课堂去也行，去实验室也行，打太极拳也行，练书法也行。中午去学生食堂吃饭，下午在北大百年讲堂开大会。两次都是组织500日本青年，加上中国学生、翻译和志愿者，一共1200人。头一年是刘延东副总理到现场讲话，第二年是李克强总理视频讲话，教育部长陈宝生现场讲话。刘延东副总理当年是3000日本青年访华活动副总指挥，她在现场很激动，事先准备的稿子讲着讲着就放到一边，现场即兴发挥，号召两国青年要着眼未来，相互友好。当时也是有一些担忧的。一搞民调，80%多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同样多的中国人不喜欢日本，都是类似这样的结果。这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会不会频生摩擦甚至大打出手？但最后结果非常好。可见只要面对面交流，有一些隔阂是能够消除的。说到外交智慧，我办公室里面挂了一幅字。那幅字不是我挂的，应该是我的前任挂上去的。四个大字在四个角上，写的是“运筹帷幄”，中间的小字写着：“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当了9年多大使，那幅字始终挂在我的办公室，我经常要看一看，领会一下里面的意思。说实话，外交官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央也要求我们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能接受的方式去讲好中国故事，外交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两年，中日关系既近又远，面临的复杂因素增多，杂音增多，负面声音增多。按照中方统计数据，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3714亿美元；日方统计数据不一，最少的也有3500多亿，最多的3900多亿。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80年代对华贸易只占日本外贸的百分之六七，去年上升到22.9%；80年代对日贸易占到中国外贸的30%左右，去年下降到6.1%。小泉时期日本出台“中国加一”政策（China plus one），说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要分散风险，安倍上台后继续执行这个政策。但日本企业家有自己的解读，他们告诉我，首先得有China才有这个one。2019年双方往来人员达双向1200多万，中国去日本的900多万，日本到中国的不到300万。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去日本就是购物，其实现在更多是去体验日本文化，到山里很安静的地方去做做陶器什么的。这些都是深刻的变化。现在你上网去看，似乎很少看到说对方好话的。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是不发声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面对面交流。通过网络放大器传来的声音，跟面对面倾听到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我很希望，疫情之后，双方能够尽快恢复面对面交流对话，逐渐消除隔阂，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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