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式主体｜四大话语
四大话语
拉康派精神分析成了一种非常强劲有力的理论，而且是一种在社会层面上意义重大的实践。但它还不是Weltanschauung，不是一个被整体化了的或者在整体化之中的世界观，[0]虽然有很多人想要做到这一点。它是一种话语，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着影响力。它只是众多话语中的一种，但并非那种决定性的终极话语。
当今世界，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无疑是权力话语：权力作为一种实现甲乙和丙目的的手段，但最终是为了权力而权力。拉康派精神分析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一种权力话语。它运用了分析情境中的某种权力，依据美国的很多心理学流派的观点，这种权力是不合道理的，而在美国的这些学派中，“客户的”自主权（可理解为自我）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必须始终是不受阻碍、不受挑战的。精神分析运用了欲望原因带来的权力，以便引起分析者欲望的重构。就这样，分析话语被结构化的方式不同于权力话语。拉康的“四大话语”力求说明众多话语之中的结构差异，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首先让我提一个与相对主义有关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终极话语，而是众多话语中的一个而已，那么它能提出什么主张引起我们的注意呢？如果分析话语只是几个话语中的一个，或者许多话语中的一个，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费神费力地去关注它呢？在这里我就只提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它使得我们可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去理解不同话语的功能。[1]
在开始详细谈论拉康的四大话语之前，就让我先指出，虽然拉康用“癔症话语”来描述其中一个话语，但他没有因此说，某个癔症主体向来，而且难以避免地运用癔症话语，或者在该话语中工作。身为分析家，癔症主体也许在分析家话语之内工作；身为学者，癔症主体也许在大学话语之内工作。癔症主体的精神结构并不随着其话语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效能会随之而变。一个人要是将自己置于分析家话语之中，那他或她对其他人的影响就对应于该话语可以有的影响，并且要忍受该话语特有障碍与短处带来的痛楚。某一话语促进某些事并阻碍其他事，容许一个人看到某些事，同时看不到其他事。
另一方面，话语不像可以随手戴上摘下的帽子。要改变话语通常需要满足某些条件。分析家并不总是在分析话语中工作；例如，在教学的时候，分析家很可能会采用大学话语或主人话语，或者同样也可能采用癔症话语（拉康自己的教学似乎经常采用的就是癔症话语）。
让人立马觉得惊讶的一件事情是，虽然拉康打造了癔症话语，但是没有所谓的强迫症、恐惧症、性倒错或精神病话语。毫无疑问，他们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形式化，而且拉康费了很多心思去形式化恐惧症、性倒错等里面的幻想结构。[2]但这些不是他概述的四大话语的主要焦点。我不会深入到四大话语的诸多复杂细节中，尤其是它们还随着时间发展：拉康在研讨班XVII中介绍了它们；到了研讨班XX以及之后，又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加工了它们。相反，我会呈现四大话语中每一个话语的基本特征，然后在再一章，讨论拉康在研讨班XXI中呈现的第二种谈论不同话语的方式。
主人话语
在某种程度上，拉康的话语是以主人话语开始的，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主人话语体现了令我们都顺服的能指的异化功能。就这样，主人话语在四大话语中占据了一个特权位置；它构成了一种（既是系统发生学上地，又是个体发生学上地）主要的话语。这是主体经由异化而到来的基本矩阵（我们会在第四到六章看到这一点），但是拉康在他四大话语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一个稍微不一样的功能：
在主人话语中，主导性或支配性位置（左上角）由S1占据，这是无意义的能指，没有原因的能指，换句话说，就是主人能指。主人的话必须要听——不是因为我们那样做会好过些，也不是因为一些其它这样理性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或她就是这么说的。[3]他或她的权力用不着理由：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主人（在这里由S1代表）发话（由箭头表示）给奴隶（S2），而奴隶被置于右上角的工人位置，那也被拉康成为小他者的位置。奴隶在替主人卖命工作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一些事情：他或她体现了知识（作为产物的知识），在这里由S2代表。主人不关心知识：只要一切正常运作，只要他或她的权力得以维持或增长，那么一切都好。他或她没兴趣知道事物如何运作。把资本家当作主人，那么工人就是奴隶，而位于右下角的对象a则代表了被制造出来的剩余物：剩余价值。此剩余源自于工人的活动，但被资本家占用了，而且我们可能会假设，这直接或间接地让资本家得到了某种享受：剩余享乐。
主人肯定不示弱，因而小心翼翼地隐藏这种事实：他或她就像别人一样，也是语言的存在，顺服于象征阉割：能指导致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分裂，在主人话语中被遮蔽了，并出现在真理的位置上：被掩饰的真理。
四大话语中每一个话语里面的不同位置可以指定如下：
不管拉康在这四个位置上放置的是哪一个数学型，它都带有该位置被赋予的功能。
其它三个话语由这第一个话语通过逆时针旋转1/4个圈或“公转（revolution）”而生成。[4]有人可能会假设，这些后续或“派生的（derivative）”话语是在后来形成其存在，或至少被掌握的，因为分析家话语在19世纪末才形成其存在，而且正是分析家话语最终才使得癔症话语得到理解。（主人话语在很久之前就被黑格尔认识到了。）
大学话语
在大学话语中，
“知识”取代了支配性、命令性位置上无意义的主人能指，系统性的知识乃终极权威，代替盲目的意志起支配作用，而且一切皆有其缘由。拉康几乎进一步暗示，有某种从主人话语到大学话语的历史运动，大学话语为主人的意志提出了某种合法性或理性。由此而言，他似乎赞同1960年代和1970年代提出来的那种观点，即大学是资本主义之生产（或者就像他当时所说的“军事工业情结”）的一支武装，这暗示了隐藏在大学话语背后的真理终究是主人能指。
知识在这里质询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其形式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丧失或减少）并将其合理化或正当化。此处的产物或者丧失是被分裂的、被异化的主体。既然大学话语中的代理是知道的主体（the knowing subject），那么被生产出来的，同时被驱逐的，就是不知的主体或者无意识的主体。拉康说，哲学向来服侍主人，向来置身于为主人话语提供理性与支持的服务中，就像那种糟糕的科学。
请注意，虽然拉康起初将大学话语联系于科学的形式化，联系于科学日益的数学化，但他后来撇开了真正的科学工作与大学话语的关系，反而将之联系于癔症话语。这初听起来也许让人惊讶，因为拉康认为真正的科学活动（例如在《科学与真理》中解释的）[5]并不对应于癔症话语的结构，我在后面会解释这一点。
这种转变反映在，他在《电视》（Television）中将科学话语与癔症话语联系起来，以及在1975年于比利时的一次名为propos sur l’hysterie的演讲中，将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这意味着大学话语里面涉及到的那种知识等于就是弗洛伊德用最轻蔑的口吻所说的合理化。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是想象其作为应对实在的那种思想，以及作为维持明显逻辑的和/或物理的矛盾引起的难题的那种思想，而是作为一种想穷尽一个领域的百科全书般的努力（想象Charles Fourier的810种人格类型[6]，以及Auguste Comte意在建立一门涵盖一切的社会学）。
为服务于主人能指而工作，这多少是任何类型的论证将会做的事，只要它打着理性与合理的幌子。
癔症话语
在癔症话语中（实际上是第四个，而不是第三个连续的四分之一旋转后生成的话语，如下所示），
分裂的主体占据了支配性位置，并且向S1发话，质疑它。虽然大学话语为主人能指马首是瞻，用某些莫须有的系统为它打掩护，但是癔症主体扑向主人，要求他或她亮出自己的玩意，拿知识制作点正儿八经的东西，以此证明自己的能耐。[7]癔症话语恰好就是大学话语的反面，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癔症主体维持卓越的主体性分裂，即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维持欲望本身具有冲突的或自我矛盾的本质。
在右下角的位置上，我们找到了知识（S2）。这一位置也是拉康放置享乐，即放置话语产生的快乐的位置，并且他由此暗示癔症主体从知识中获取快感。知识在癔症话语中比在其它话语中被爱欲化的程度更甚。在主人话语中，知识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生产别的什么东西，它能够被用来替主人干活，仅此而已。可知识本身对于主人而言，始终是触不可及的。在大学话语中，知识与其说本身是目的，不如说它正当化了大学特有的实存和活动。[8]因此，癔症提供了一种相对于知识的独特配置，我相信这就是拉康最后将科学话语等同于癔症话语的缘故。
在1970年的研讨班XVII上，拉康认为科学与主人话语拥有同样的结构。[9]他似乎将科学看作是为主人服务的，就像经典的哲学所做的那样。到了1973年，拉康在《电视》中声称，科学话语和癔症话语几乎是一样的（p. 19），而在1975年，他直接将这两者等同起来。[10]是什么导致他这么做的？
考虑一下海森堡不确定原理。该原理用简单的术语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确切地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如果我们确定了其中一个参数，那么另一个必然是未知的。就其本身而言，这是科学家提出来的一个令人惊讶不已的命题。我们常常天真地认为科学家这种人会不屈不饶地改进他们的工具，直到这些工具能够丈量一切，无视事物极其微小的部分或令人眩目的速度。但是，海森堡假定了我们丈量的能力有限，因此科学知识有真正的局限。
如果我们暂时把科学知识视为一个全部或者集合，虽然是一个在扩展中的（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理想的集合，囊括了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科学知识），那么海森堡的说法就可以理解成，集合是不完整的，全部是不全的，因为集合中有一个“填不满”的洞（图9.1）。[11]
这就类似于拉康对癔症主体的说法：癔症主体敦促主人——体现在伴侣、老师或者某某人身上——直到他或她找到了主人知识中的缺失。要么主人没有一个针对万物的解释，要么其推理站不住脚。在向主人发话时，癔症主体要求主人生产知识，接着再反驳其理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癔症主体乃医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对癔症的理论阐释背后的真正驱动力。癔症主体使得弗洛伊德发展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而且一直在咨询室中向他证明，他的知识和诀窍是不充分的。
癔症主体就像优秀的科学家，并不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拼命解释一切——这是分类者抑或百科全书编纂者的工作——也不会理所当然地认定一切解决方案终有一天唾手可得。海森堡震撼了物理学圈子，他断言有些东西从结构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可能了解的，这是一种概念上的异常。
类似的问题和悖论也出现在了逻辑学和数学中，就像我们在前面第三和第七章中看到的那样。用拉康的话来说，这些不可能性关联于被称为对象a的实在。
在癔症话语中，对象a出现在真理的位置上。这意味着癔症话语的真理，也就是其隐含的驱动力是实在。物理学也一样，用真正的科学精神来研究时，物理学也受命于实在，也就是受命于那些不起作用、不相称的东西。它并不谨慎地掩盖悖论和矛盾，企图证明其理论是完美无缺的——也就是适用于任何情况——反而是尽可能地去发展这些悖论和矛盾。
分析家话语
现在我们转向分析家话语：
对象a作为欲望的原因是这里的代理，它占据了支配性的或命令的位置。分析家起到了纯粹欲望的作用（纯粹的欲望主体），并质询主体的分裂，而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裂恰好是在这些时刻显现出来的：口误、失误和非故意的行动、含糊的言语、梦等等。分析家由此推动患者工作、联想，而这种费力的联想生产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主人能指。患者在某种意义上“咳出（coughs up）”了一个主人能指，这是一个之前从未与别的能指产生过关联的能指。
在讨论主人话语时，我称S1是毫无道理的能指。主人能指具体出现在分析情境中之时，将自身表现为死亡的尽头、终点、术语、词或者短语，打断了联想，让患者的话语陷入停滞。就像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它可能是个恰当的名字（患者的或分析家的），是对所爱之人亡故的指涉，是一种疾病的名称（艾滋、癌症、牛皮鲜、失明），或者是各种其它事物。分析的任务是把这些主人能指和其它能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分析生产出来的主人能指辩证化。
这牵涉到依赖主人话语，或者就像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的那样，求助于含义（signification）的基本结构：必须要在每个主人能指与一个二元能指之间建立联系，这样主体化才会发生。症状本身可能会呈现为一个主人能指；事实上，随着分析往前推进，随着个人生活越来越多的方面被当成症状，每一个症状性的活动或痛苦在分析工作中可能都呈现为一个简单的词或短语，而且对于主体而言似乎毫无意义。在研讨班XX中，拉康称分析家话语中的S1为la bêtise（蠢话或“轻浮的话”），这是在指涉小汉斯案例，就是小汉斯称自己对马的全部恐惧是la bêtise——拉康如是翻译（p. 171）。它是分析过程本身生产出来的一点胡说。[12]
在分析话语中，S2出现在真理的位置上（左下角的位置）。S2在这里代表知识，但显然不是那种在大学话语中占据支配性位置的知识。这里涉及到的知识是无意识的知识，是在意指链中被捕获到的知识，是还未被主体化的知识。这种知识所在之处，主体必将到来。
现在，依据拉康的观点，若是分析家采用了分析话语，分析者在分析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被癔症化。无论其临床结构如何——不管是恐惧症的、性倒错的还是强迫性强制的——，分析者都会被带入癔症话语中。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分析家可以说是把分裂的、自我矛盾的主体推到了前线。分析家不质疑强迫神经症患者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理论，比如说，不试图向神经症主体表明其学识观点在什么地方不一致。这样一位强迫症主体也许会试图在其分析性会谈期间站在大学（学术）话语中S2的位置上讲话，但若让分析者置身于这一层面，会使得分析者坚守在那种特殊的立场上。相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分析家无视（分析者）花整整半个小时来批评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体的观点，分析家可能会专注于分析者言语中最轻微的口误或者歧义——比如说，分析者使用形象的隐喻“near misses（几乎失之交臂）”来描述她选择了很糟糕的时间来发表自己论巴赫金的文章，而分析家知道这位分析者拒绝了一次意想不到且不想要的求婚（“near Mrs.”），之后很快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因此，分析家藉由指出分析者并非自己话语的主人这一事实，把分析者安置在用同一张嘴同时说话的有意识的言语主体和某种其它（主体）之间的这种分裂中，将其任命为话语的代理，在该话语中，诸多S1在分析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受到质询，并和S2产生关联（就像在癔症话语中的）。显然这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对象a——作为纯粹欲望而工作的分析家。[13]
精神分析的社会处境
我早先提到精神分析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一种权力话语：它不会跌落到主人话语。不过美国人对拉康派精神分析情景——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其它地方的——的看法，经常仅仅就围绕着个别分析家和学派与其它分析家和学派卷入的权力斗争。[14]就精神分析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言，它显然在社会与政治环境中运作，包含了竞争性的以及时常是对抗性的话语：医学话语推广精神“障碍”的生理基础与治疗；“科学的”和哲学的话语旨在削弱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临床基础；政治的和经济的话语力图压缩精神分析治疗的时长和成本；心理学话语希望把患者引向自己的信徒，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神分析变成了众多政治说客之一，而且能够做的不外乎是，试图捍卫自身在日益变化的政治背景中实存的权利。
在巴黎和其它城市，拉康派精神分析成了主要的运动，个人以及学派争夺理论和/或临床上的支配地位、政治影响、大学支持、医院里的位置、患者以及受欢迎的程度。这是精神分析话语必然的副产物吗，就像我们看到它在分析设置中运作的那样？我不这么认为。它当然可能会对个别分析家在分析设置中坚守分析话语的能力有负面影响，但这看起来不是分析话语本身固有的。考虑到精神分析长期以来的分立与内斗，这么说无疑会引起很多人反驳，但是我想坚持这么说：这种分立与内斗源自于分析家在精神分析制度化（形成学派、巩固教条、训练新的分析家、许可证颁发条款）一开始便采用的其它话语，而非分析家话语本身。就分析话语可以且应当坚守在分析设置，而非其它背景中而言，它当然是有所局限的！
没有元语言这种东西
没有所谓的元语言或元话语能够用某种方式摆我们脱迄今为止讨论过的话语的局限，因为我们总是在某个话语中运作，哪怕我们用一般的言辞谈论话语。精神分析出名的原因不在于提供了话语之外的阿基米德点，而只是在于阐述了话语本身的结构。每种话语都需要享乐有所丧失[15]（见第八章），而且都有其自身的发条或真理（经常是被谨慎地掩盖了）。每种话语都用不同的方式定义了那种丧失，并由不同的发条启动。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话语的某些特征，而拉康还阐述了其它话语的特征。直到我们识别出了一种话语独有的特征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它如何运作。
拉康首次介绍四大话语时，似乎暗示没有其它的话语了。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每一种形式的话语都属于这其中一个吗？在进入下一章讨论科学问题之前，我会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
[0] 见拉康在研讨班XI第77页对这一点的评论。
「译文合辑」：
「译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