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式炼狱 ——2014新闻舆论观察报告（1—7）

旧闻评论从今天开始，向尊敬的读者发起一项捧场活动，所得转赠给广州壹起社会研究中心作为行政经费。

这是2013年底成立的一家小型公益机构，本人是它的理事之一。壹起社研中心做的不是扶困济危的活，而是希望改善公益传播及其研究的状况。

机构已经及正在做的项目包括：新闻小课堂做到了第二期，公益与媒体交流刚在深圳做完第三期，还组织记者做了四川、甘肃、新疆等地灾区的探访活动。

本次冬季捧场的目标金额是五万元（500份，每份100元），截至2月28日。有意捧场的读者，请发送信息至公号后台，索取账户信息。

同时，请捧场人告知邮箱，赠送旧闻评论2014年选集（PDF），以致谢意。

2月底捧场结束后，会向参加捧场的友好通报本次详情（截至7日中午，统共已捧场125份）。

【报告有取舍，观察无禁区。一家之言，少见勿怪。】

总的来看，2014年的新闻业没有发生诸如南周事件那样的爆点事件，但无论是狭义的新闻采访业，还是广义的传媒舆论业，都出现了愈加复杂的情况。现实让人无话可说，趋势则耐人寻味。许多势力与原则在崩溃，另一些势力与原则又在形成，纷乱喧哗。

相较于从前长达十年的趋势，2014年的新闻业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权的力量在自觉介入，主动强化存在，提升整体控制。之所以说是“政权”而不是“政府”或“政治”，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在整体上捍卫意识形态基础，它将争论与矛盾毫无畏惧地导向政权本身。

作为这种基础性变化的结果之一，是2014年的新闻业在全部的平台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动荡。影视出版、微博、微信、传统报纸等都被统统波及，围绕每一类型的平台，都发生了密集的政策异动、实际操作、价值导向、格局塑造、趋势引导以及各种政治折冲。

而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上述发生在全系列平台上种种变动，都被当局有意识地纳入了“舆论基础设施的转型”这一大的概念中，并且被放置在“旧媒体与新媒体”的两分法上进行抑旧扬新式的运作。换言之，当局所理解的新媒体治理，既制造了冲突又容纳了矛盾。

因应这一总体思路，在“新闻业—舆论业”的新常态下，产生了“边缘—中心”的区隔与划分：管控的内容细化成各个中心，而在新旧媒体的边缘结合地带，则因边缘性交集而产生震荡。2014年的新闻业始终有主次之分、中心与边缘之别，趋势上有主流支流。

无论是中心操作，还是便于边缘震荡，都可以概括为“融合式炼狱”，亦即：中心操作主要体现为政权统治与基础巩固的融合，边缘震荡主要因为类型新旧、地缘远近、话语锤炼等交叉互动。包括了占中议题、包括新闻业从业者命运以及话语的激烈冲撞。

从搅动政治撮合式平台，到推动融合式炼狱，这条线索可以将2014年新闻传媒业的大部分事件联系到一起。总体上看这是政权在上动作、民间在下被动承接的生态初成——正像政权在经济领域展现的“国进民退”那样，它在新闻政治领域，复制了从前的成功经验。

所以，在现象上可以看到众多细节呈现，但在其背后都有目的考量。而这些意图在具体的环境之下，又被推动者形成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果不是单一的，甚至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一种复合式结果——其分步、分层呈现，并将新闻—舆论生态中的人物与价值观带入深浅不一的境地。

当然，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看，2014年的新闻舆论业处境，源自于以前数年精心耕耘，然后在今年终于化作一个多面向、多内容、多中心、多种影响的态势来。只是，前些年可能看不清楚，但今年将这些展露出来，也能见到当局越来越自信及有力度的操盘。

还有一点需要重申的是，2014年的新闻业，不单影响舆论，还将更多的社会构成卷入进来。也就是说，在舆论干预下，社会与政府的边界更多地消失——这不是“跨界”可以解释的，因为跨界的前提是不断清晰界别，但今年的操作是要推倒赖以掩护的界限。

尽管在大的命题上，2014年的新闻舆论业依旧体现为政权与人的关系纠结，局中人与局外人仍旧要处理自身的命运，要追求圆满地解释存在感焦虑，但在这些具体的新闻现象与舆论事件中，人们不得不在价值观“大屋顶”被剥除之下，努力寻求意义。

对于政权而言，它已经较为成功地将政治取向坦率地逼迫至人们的周遭、身边，但它在攻克国民的内心防御上依旧面临挑战。无须讳言的是，政权在这方面有点上的突破，但尚未形成面上的、透至心灵的合围。而政权在政经其他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也让这种持续施压难以维系。

一个问题因此诞生：2014年的政权在操作新闻舆论业上，尽管高奏凯歌，但它最终会胜利吗？2014年是否代表了这种政治操纵达到了最顶点、社会承受接近了最低谷？这些尚无答案可言。但从业者及施压者角度看，2014都是很艰苦的一年，而炼狱仍在继续。

尽管财年还剩下半月，但从整体上估计，大陆报业在2014年的经营状况不会离“惨淡”二字太远。对于某些大的报团来说，亏损将数以亿计，压垮报业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已经在风里飘。更关键的是，这种盈亏不是正常的起伏，报业旧有的发展模式接近终结。

2013年南周事件影响贯穿全年，这让当局在捍卫意识形态的领地及不可侵犯属性上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对于报纸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2014年管制原则的根本一条就是做减法。而且在做减法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对手，连抗议的举动都没有。

一批边缘化的报纸被批准关闭，这说明蹒跚的报业正在越过一个被黑洞吞噬的临界点。但这远远不是唯一的临界点，快速而坚定吞噬报业的其他临界点已经在不远处显现。与此相比的，是报业从业者无以复加的无力感，以及被拉向漩涡时的挣扎。

2014年重新申领记者证，本是一个正常轮换的期限节点，但因为当时正风声鹤唳的网络意识形态化争论乍起，这次换领记者证被认为是该场论争在行政机制上的延伸。尽管从后来的情势看，本次换证的作用被有意渲染及过度想象，但它依旧成功增强了管制对业界的审查力度。

从很大程度上看，新快报案所串联起的刘虎案、刘永洲案，以及从网站蔓延到整个报系的沈颢案及21世纪报案，其影响力堪比去年的南周事件。后者在时政报道上树立了至今有效的红线，前者则被当作财经系列案加以操弄，将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业经营手法污名化。

陈永洲案已经宣判，完成了它的“引子”功能。沈颢等21世纪报案依旧在发酵当中，尤其通过后者的央视忏悔模式，延续了打大V时所形成的公开羞辱方式，试图在道德上摧毁专业主义典型及新闻圣徒——这个作业方向不会停，因为当局至今难以放下南方系情结/包袱。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报业在衰退的过程中谨守“内容为王”的逻辑思路，想要以此证明过去支持报业增长与繁荣的策略仍旧管用。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不只是内容在衰退，就连内容的定义也不在报业掌握中。2014年极大地冲击了报业的内容观。

从大的方面来讲，报业对管制当局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的是确保这一块领域不会构成意识形态挑战，不重要的是报业的发展规律被严重漠视，党化与否成为唯一考量标准。因应后一种思路，有报纸被收编，有报纸被羞辱，有报纸被放弃，有报纸被破拆。

报业发展的荣誉属于个别先锋报纸，但报纸的衰退后果却要由整个报业来承担。在绝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报纸都要面对停止不前的处境——新媒体融合作为一种“止损处方”被草率地开列出来。但在这个时候，担负转型实验的报纸不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挑选的结果。

澎湃新闻作为上海报业的止损方案之一抛将出来，它提供了在历史相对清白的单一报纸中集中投入资源进行改造的案例——澎湃新闻之所以能够实施的每一个前提条件，都在其他报纸/报业那里构成障碍。很可能，澎湃的侥幸存活是无法复制的，不具有普遍意义。

2014年澎湃新闻转换形态，并没有证实报纸转型或媒介融合有多光彩，反而是强烈地展现出转型之难、以及融合之苛刻。而浙报集团则以集团规模在另一个方向上呈现突围的成果展，搞收购做游戏内容、撇除财新这个政治地雷等，但它的优势同样是别家的短缺。

报业衰落作为一个趋势判断，当然是仁智互见。在总体上谈论报纸比从前更差，发展策略不再适用，都不算过分。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那种原本依赖于一个正常报业的内容生产发生了坍塌，有一篇篇好报道所堆积起来的许多东西，在失效，这是新闻生态性的。

2014年有没有什么可观的新闻报道，包括财新的周元根报道不会超过三个。与此同时，调查记者几句减少，新闻监督式样的报道从源头上枯竭了。读者可以不以为意，但不等于这不重要。

与在报业做减法不同，微博微信这两个主要的社群媒体平台，虽然在2014年没有出现什么新应用，但着重体现做“加法”的思路。与上年相比，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的数量激增。进而利用这个作为舆论基础基础设施，加大对意识形态的宣告与巩固。

建设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是作为政治任务、在政府青睐的传播专家的鼓动下出现的。它的潜在含义是：要在新媒体的舆论生态中占据优势，必须加强政府势力的存在感。这也是为了弥补“有阵地的地方没人”或“有人的地方没阵地”的尴尬局面。

政务官号在社群平台上的大面积占位补缺，是作为遏制微博大V的辅助手段推行的，等到大V严重凋零后，政务微博/微信很自然地成为一种舆论占领的模式。从实际传播效果看，政务微博的等级制非常明显，中央强势、地方劣势，这是集权在新媒体上的镜像。

在报业式微，无法供应深度内容之后，政务微博的存在再一次极大地扭转了微博的传播形态。随之而来的，是微博的议程设置能力被当局全面接管。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传播权力的迁移，网民不再能主导舆论，而是成为舆论的跟随者，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分裂。

2014年微博议程设置有一个新变化，那就是异议人士的声音基本被覆盖，即使在开始能有发声，但很快就被掩盖下去。这在浦志强、郭玉闪、徐晓等人的传播遭遇上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网络社会运动受到破拆，线上与线下联动不复完整存在。

对于当局来说，在控制了微博的议程设置权力之后，最大的挑战在于维持它基本的活跃度。纵观2014年全年，有两条线索是在效果上服务于这一规划的：一是中纪委操控下的反腐题材，以政治八卦鼓动人；二是意识形态主动挑起论战，以挑衅的姿态恐吓人。

回顾2014年的传播议题，反腐是一个相当诡异的重要内容。大众媒体在这个方面完全丧失了主动性，成为“枪“，服务于背后的教化势力。从硕果仅存的财新到纷纷党化的市场化报纸，概莫能外。政权以超大规模的掌控能力，掀动了新媒体架构下的反腐传播新局面。

反腐议题的操作，激发了社群媒体用户潜在的嗜好，并将其公开表达。而在公开表达的同时，引发“反腐何处去”的争论——很有意思的是，2014年反腐题材的密集传播，其矛头极少指向体制与执政党，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人们迷失在“大老虎”们的超大型八卦阵里。

但在另外一条线索上，情势没有如此八卦美好，意识形态化的议题被反复操作——与过去单纯地被动反击不同，2014年的意识形态操作的重点不再于“破”，而在于“立”。这一方面与微博的右倾能力衰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君逐渐揭示的执政好恶有关。

在此过程中，网信办独立出来，专注于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塑造，做了几次议题操纵上的实验。其一是维持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反美反日等传统议题，其二是培植周小平们红色大V，想要将他们做成新媒体的“标配”，从而让社群媒体在捍卫意识形态上具有更大能量。

周小平与花千芳被选作新媒体文宣的傀儡，固然引发了一系列笑话，暴露了主管部门在社群媒体上进行意识形态行销的缺陷，但相较于2008年前后利用司马南方舟子（“南方系”新解）对南方系的围剿，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幕后指挥与前锋都发生了轮替，一个新局在2014年埋下伏笔。

2014年的微博在民间议程设置上毫无作为，这在根本上动摇了用户对它的一贯积极的评价与期待。一个公共性极度衰减的微博是否值得留恋？这样的疑惑变得越来越强烈。从许多人的做法看，是折中主义，那就是在不离开平台的同时，也克制参与度。

与相对暴露在用户视野中的微博不同，微信以它的私密性以及有限的开放度，在2014年继续维持低调的存在。从这一点来说，2014年兴起的各种微信排行榜名单，聊胜于无，因为支撑榜单诱惑力的开放性始终没有成长起来，微信作为私密的社群与扩大的社会，一直有违和。

政务微信及其产能开发，其规模的扩大得益于行政命令，以及自上而下的“舆论及治理阵地”焦虑；但其持久的生命力则受制于商业模式及游移不定的开放性，等到意识形态需求回落、盈利需求上扬时，一旦微信不能回应，2014年所聚集的微信泡沫就会破裂。

2014年的微信公号在曲折中苟活。新闻审查机制非常熟练地延伸到公号，包括石扉客主持的公号遭到删除，也都说明微信在如何看待自身的公共媒体属性上，尚无最后的决心。微信公号的泛娱乐化倾向，在2014年露出强劲势头，它对微信是好是坏，尚无定论。

不过，微信公号所引发的对自媒体的理想主义热情，在2014年终于被泼了一头冷水。这也许是好事，因为至少证伪了两个乐观预期：一是微信公号的兴起可以弥补大众媒体公共性的衰减问题，二是公号可以推动媒体人转型，进而推动媒体改革运动的大发展。

2014年微信与报业所发生的新旧变迁，也有助于认识“作者”与“读者”关系的真相。作者已死，一方面可以指作者对剧烈社会变动的无力参与，一方面也可以指他们的生存遇上了天花板。与“作者已死”相应的是“读者已死”，读者对媒改运动的贡献也乏善可陈。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出版总署的合并，其结果在2014年显现。新的广电出版总局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出版审查，原先因为部门壁垒而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存在的出版漏洞，已经被补上。从它发布的禁令看，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更加颟顸保守。

新的广电总局对旧有的影视审查领域继续保持高压状态，对新收归的图书出版同样增强了控制。与过去相比，它们不再是仅仅发布一个禁令名单，而是将前置审批扩大到禁止对象的职业、生活甚至是生存方面，将审查的边界直接推进到当事人迫身的程度上。

演职人员首先成为“祭品”。某些演艺分子被抓捕的过程相当隐蔽，隐含了告密与情治的某些成分。换言之，总能有人在浪头峰尖上因为黄赌毒受到精确抓捕。对比某些舆论热点的传播周期与演职人员被捕的时间轴，很难让人不产生联想：这里面含有舆情操纵术。

在公安对“黄赌毒”的演艺劳工进行惩治以后，事情远不算完。影视出版方面精心设计的排斥条规就跟着出台，比如，禁止他们参演影视作品，已经参演的要加以处理等等。它通过将“黄赌毒”的议题变成了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机会，不遗余力地鼓吹。

2014年的演艺界明确收到这样的信息：如果不服从，很可能就会打入冷宫，不仅会丢掉自由，还会失掉工作机会，身体及经济上都将受到惩罚。相信这个信号已经被业界收悉，从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诸多业界人士的表态看，他们算是心悦诚服了。

将演艺行业加以泛政治化的操作，其实可以追溯出这种严格管制的决策动力与心理。在2014年初的南周事件中，包括陆港台在内的一大批一线演艺人员加入声援队伍，拥有庞大粉丝群的著名演员转眼之间就化身为影响力巨大的“公知”，这种声势给管理者留下了心病。

2014年的占中议题中，因为时政消息的单方面封锁，这类信息的传播范围受到严格控制。但是，微博上面香港演艺人员就占中分裂成反对与用户的两派，尖锐对立，显示出文艺人士在政治表达上同样能收获支持者，从而间接地否定信息封锁的高墙。

但是跟南周事件时拿演艺人员没办法不一样，2014年的广电总局采取了一整套方案回应卷入政治议题的演艺人士。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在微博等社群媒体上进行高等级的敏感话题应对，动员持相反观点的同行痛击高谈国事的进步演艺人员进行，掀动群众制造压制声浪。

2014年的广电出版总局成为名符其实的意识形态“阵地”。除了在占中议题上意特别手法处置遗漏的信息封锁，更习惯于主动出击，假设红线，主动打击，围剿上点面结合。这种操作手法结合了禁令与制裁，令审查具有更实质性的杀伤力，2014年是新现象。

对占中议题的反向操作，也许膨胀了广电出版总局的“三个自信”，它们似乎在更深的度、更广的范围上加以推演。比如，借着反占中的舆论控制，推出了包括陆港台三地作家在内的禁书名单，其中有大路的野夫、台湾的九把刀、香港的梁文道等等。

诡异的是，这份禁书清单神神秘秘，尽管书店和出版社的某些通知及动作透露出来，清单已被证实，但当局的态度是不置可否，北大出版社等具有一定背景的出版机构甚至在微博上公然否定在禁的作家清单，都很耐人寻味。具体到这一块，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种推测的逻辑是：原属于版署管理的图书出版，政治上相对开明思想，一直采用比例较高的市场化操作模式，从而令整个图书出版行业浸染了较深的市场力量，它就很难被意识形态彻底控制。换言之，围绕禁书作家名单的控制与反弹，是市场存量在做出反应。

将一个市场化程度相对高的图书出版与向来是意识形态唱戏的影视出版，糅合到一起，会出现暂时的不调和。显然，后者对前者具有组织架构、政治正确等方面的优势，所以建制上的合并，势必要带来审查上的合流，没有人会真的以为出版市场化可以抵御意识形态化扩张。

在2014年还剩下最后十天的时候，人人影视网在经过徒劳的挣扎之后，对外宣告正式关闭。有好事者将其修饰为版权整肃，但在正版依旧受到严格控制的状况下，这不过是借口而已。加上对字幕组的严厉排斥，新的影视审查机构正想进一步巩固其实力范围。

字幕组、各网站引入的美剧等曾经处在审查的灰色地带，现在新广电总局主动出击，一个是说明新机构要有新作为的，二来可以判断这些由用户自行展开的内容生产与分享，已经对现有的影视审查体系构成冲击——必须要杀一儆百，否则动摇的就是影视审查的根本。

当然，这一切审查，其中心意思还是决定什么样的东西不能让大陆人看到，尤其是不能让新世代看到。所以，这就是在知识出版与文化出版上，本着捍卫意识形态的目的，所展开的新一轮、而且是新型的政治整肃，借此确立道德高地不过是副产品而已。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个传播平台上发生的动荡，都在“媒体融合”这一个在2014年被体制强化的词语下展开。用旧话来说，就是上述所有内容都在网上得见；用新话陈述，就是新媒体融合或转型容纳了它们。这也将线索重新拉回到“融合式炼狱”上来。

版权问题作为新媒体融合的一个边缘问题显现，展现新旧媒体的碰撞情形。“今日头条”与纸媒的版权之争，一度带出纸媒残存的一点自尊。然而就像纸媒曾经的败绩一样，既然它们当年试图联盟对抗网站而不成，这次更加没有起色，版权之争起于意气而止息于利益。

不出所料，“今日头条”对纸媒内容的霸凌，又一次带出纸媒内容为王这一散发着陈腐味的讨论。在纸媒以携手合作当作遮羞布之后，谁都知道向来以“内容生产”支撑自尊的纸媒已经臣服在新媒体的权柄下——这是“内容为王”的终结，是技术对内容的枪毙又活埋。

边缘处，新旧媒体由转型引发的又一种碰撞是报业的发展方向，在犹疑中伸出小胳膊小腿。其中，澎湃与界面的问世代表了报纸被迫投身未知世界的探索，而南方报业选择舆情生意作为报纸、文化产业之外的又一鼎力之足，同样迈出怯怯的步伐，温顺地走入了黑夜。

将来会有证明，这些自发性碰撞在“媒体融合”的边缘处出现，从数量及前途而言，都是不堪大用的。随着习近平的媒体思路在“中国梦”之后变得越来越自信，直接提出“媒体融合”的官方定义。在走过了不成熟的报业自发探索、不成功的报网互动之后，媒体融合升级到3.0版本。

新媒体融合3.0版本的中心是管控，至少凝聚了以下一些平行的重点：全方位的党近民退，以意识形态攻击促成整个舆论环境的自我审查，以法制手段掩护意识形态的意图，以周小平们作实验给新媒体填充新的内容，“知青治国”唤醒那嘈杂低质的泛左倾话语。

在浙江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是此种媒体融合思路的集中体现。它不是要在具体内容上做什么宣介，而是带有建章立制的顶层设计之成果展示（关于乌镇会议的评价，详见《乌有之镇》一文）。还有，它提出的互联网经贸，显示了以经代政的框架雏形。

在扭曲的法治观及其现实的指引下，依法管网的口号此起彼伏。不过，到目前为止，与口号对应的规定还都是技术类型的，没有一部整体法律。柳斌杰提出尽快出台传播法的动议，似乎有野心承接这种需求。不幸的是，这般深沉用心在舆论讨论中被失焦了。

很多评论将柳斌杰的传播立法混同于新闻立法，从而给予好感，这是一种幼稚而危险的误解与误导。传播立法的本质是将新旧媒体作为上下游般的传播流程，要在两种传播中建立同一种尺度。这不只是断传统媒体前路，也是要管死互联网，这种思路需要留意。

新闻舆论的2014年，在内容、平台、人、方法、格局与趋势诸方面都有全面的布防与冲撞，总体上看，冲撞远远低于布防的劲道。比单纯地寄望于新技术革命更复杂的是，现实远非我们的期待，离理想更远。香港、媒体人、公益人、贪官及学生都卷入了这场非我所愿的浪潮中。

大陆化是能够概括香港舆论情势的一个恰当的词语。对于这个词汇，前两年所谈的并不多，那是因为大陆知识界对大陆化的理解整体上并不算到位，所以谈不了；等到了2014年，同样是不谈，因为他们又把香港发生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大陆化是事实，不谈也罢。

占中与反占中是2014年笼罩在香港问题上的主题。广东省宣副部长杨健等宣传系干将去年成功遏制了南方报系，在与南周编辑部的闭门谈判中完全占据上风，令南方系至今拘束在党管媒体原则下不能自拔。杨健也在南周事件后，南下香港任负责中联办宣传。

就在杨健空降香港的时候，香港新闻界的状况正处在逐步恶化的下行阶段。西环治港也开始直接干涉到香港媒体的运作，直接作用于香港的新闻生态。香港记协就大陆及港岛新闻事件多次到中联办抗议陈情——可以想象，这些文人做法没有收到回音。

香港媒体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产物，等到陈健民被禁止北上、学民思潮成了气候，老少世代的社运人士将占中拉升为香港最核心的政治议题，港媒也必须要站队、表态。这是多少年来很少见的状况，无论左右媒体，都要在占中上亮明立场，不许首鼠两端。

跟25年前不一样，香港媒体、尤其是报纸在占中议题上纷纷倒向中央立场，偶有个别报纸的少数专栏文章表现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统一的大陆化观点。当然，在报社内部一定会有细致的周旋动作，但在新闻表现上，香港媒体基本上抵达了在底线保持的极限。

一个明显的操作是，香港占中议题是在陆港打通的舆论控制下被处理的。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大陆社交媒体与报纸、央视、新华社等各司其职，各有分工：阻住占中议题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平衡讨论，央媒则给予偏狭报道，为失衡的舆论供应材料，压制仅有的自发议论。

这么做的结果之一，就是将香港及香港问题压制在大陆化的框架下进行，拆解其独立性，继续用反帝反殖反颜色革命的论述垄断对占中的阐释。如此一来，在大陆内部能够争取央视观众级别的拥趸，让他们与对港政策相互助长，进而阻断并消解占中对大陆的启示与动员。

大陆在香港深耕已久，在占中议题的操作与引导上，动员了这些年积蓄的大量资源，而且采取了一些新手法，比如组建爱字头的组织折冲占中组织。在一个对政治抗议缺乏实际的政治容纳结构下，占中的左冲右突，最后难免落入北京的窠臼中。

通过对本地新闻机构的打击与拆解，占中议题无法北上互道呼应，然后就朝向国际政治空间扩散。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陆再一次失去香港，或者说，失去心忧香港前途的新一代的信任。对照25年前香港对大陆的声援，在看看大陆在占中上对香港的取态，无怪乎港人寒心与离心。

在2014年，香港媒体界最大的实际损失当属独立媒体——主场新闻的自行解散，创办人亲自宣布关张。这不仅是自发为主场新闻撰稿的作者群体的损失，也是香港知识人及商人探索社运化媒体的一大损失。自此而后，香港独立评论网的前途也令人担心。

主场新闻的关张比此前阳光时务周刊转变办刊方向更耐心寻味——因为前者在本性上仍属于大陆人办刊办报，不过是放在香港这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而主场新闻完全具备独立港媒的属性，它的败走测出了香港UGC类媒体的品质可以达到很高水准，但在政治牵连时依旧不耐压。

在2014年的新闻舆论遭遇中，香港媒体人与大陆媒体人会发现他们产生了令人憎恶的共同点，亦即：他们都要面临同一个天花板，同一种政治压力的来源。原本就在资本与政治中艰难平衡的香港媒体，也走上了大陆媒体的相似道路，从此节操是路人。

2014年2月份，腾讯员工张贾龙明知道后果难料，但他仍接受了美使馆邀请，参与克里与中国博客主在北京的见面会。腾讯公司在三个月后，下达了与张贾龙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原因是“泄露商业秘密等敏感保密信息”，将政治事件披上非政治化外衣。

张贾龙不是大陆唯一被以解约形式除名的职业记者。整个2014年，中国新闻行业笼罩在杯弓蛇影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对于记者的涉外、涉美等行为给予了严格而又荒谬的管制。在媒体机构与其从业人员之间，基于行业价值观的联系纽带已经全然断裂。

2011年长平被南方报业以“违例出国”之名驱逐后，曾经在访谈时说：在哪都是媒体，在哪都是传播。在当时尚存板结的媒体状况下，他的这番发言被同业私下里认为是过度乐观。等到张贾龙被驱逐出来，新旧媒体格局大变，回头再看长平所言，此言非虚。

由一家或数家媒体机构垄断一个地区或全国的旧格局已经被打破，尽管媒体的党化在增强，但媒体影响随着新媒体化变得更加碎片化。从一家媒体受驱逐便被所有媒体拒斥的情况不复存在，原本庞大的媒体集团衰败或轰然倒下，给个人留下了是完全可行的缝隙空间。

仅仅在两年前，媒体人在面对同侪被驱逐的自我拷问时，会自欺欺人地说：坚守比离开更有价值。或者用更含糊的表达是，“做勇士，但不做烈士”。这些对形势及自身被动保守的合理化解释，其实隐含着对变局的怕，以不变应变。这层魔咒在2014年被淡化了许多。

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意识形态对新闻记者的禁锢，但是由广义的媒体所定义的格局/转型上看，在政治化趋紧的同时，也存在着市场化宽松的态势。报纸不行，不代表媒体不行；媒体不行，不代表信息产业不行；信息产业不行，不代表内容生产不行。

十年前的报纸黄金周期，也通常被理解为市场化作用的结果，以致于将都市报勃兴的这个十年称之为市场化报纸时代。对于眼下正在发生的更为复杂的媒体变动，市场化以较之过去更加隐蔽、更加细微、更加决绝的形式发挥效用，这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无法涵盖的。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内容生产的封闭流程变的不合时宜，正在各个角度被各种技术形式突破并粉碎，而且这个“突破并粉碎”的过程很难被描绘得尽——这是因为开放内容生产的可能性本身足够丰富，有着可惊叹的想象力——这是2014年对过去十数年所积累的媒体瓶颈的复仇式突围。

我们很高兴看到媒体大公司的没落：传统媒体巨头因为时势而危殆，技术型媒体巨头因追逐技术产品而分裂。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敢言记者因不合时宜的政治敏感而被驱逐出行业，其悲情成分越来越微小，其悲鸣之声也越来越无必要，应该适时拥抱新一轮市场化选择才对。

2014年是重新调整记者与媒体公司关系的重要年份，主要原因在于，紧抱价值观的个人可以不必再依附于价值观首鼠两端的公司，而是可以因应技术流以小规模簇拥，释放出曾被媒体大公司剥夺的成熟机会与能量。2014年是大媒体公司的末年，但是个人媒体的肇始。

2014年还是麦克卢汉在中国的元年，他所定义的“信息是人的延伸”，在中国得到了极富启发性的验证——那些被称之为媒体转型的问题，只要不是矫情，那只能是因为麦克卢汉的定义被验证得还不够彻底、还不够充分。索取信息的人远远比提供信息的人更富侵略性，这既是好事，也展现了迷茫。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已经抛弃了价值操守的媒体大公司，衰败得还不够彻底，它们仍在利用包括党化在内的因素寻求复活；同时，需要回应意识形态化与市场化两种需求的技术公司，在追逐真正的“人的延伸”上也显得吃力。所谓转型，所有都是旧的，新的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呈现。

2014年的启发还有，现有的内容生产都体现为对受众的仿拟，是要造一个新的“受众”，还没敢按照“受众”的真面目去制造内容。这么多现实的生产动作，都已经意识到它们与人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的隔阂——在新闻界提供一个以真正的价值观提炼的“客户端”之前，记者们进退自如，都不必悲观。（未完，待续）

——原文刊发于东网评论。这里有部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