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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箕千围盛宴:魔咒般的隔膜继续生长

2016-10-04 宋志标 旧闻评论


 

广州杨箕村在条村改造后回迁,十一的时候,同村万人会餐,在高耸、鸽子笼一般的公寓楼宇摆下千围宴席。因为其规模巨大,加之有寸土寸金的房子为背景,视觉冲击力强大,被广州媒体称之为土豪盛宴。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广州媒体及舆论多有冲突。

 

千围盛宴刺激了与杨箕一街之隔的南日记者项仙君,写下了猛烈批评的文章,认为杨箕村村民的做派,以及他们凭借祖产就能在黄金地带获得动辄千万上下的房产,是打了所有奋斗者的脸。同个报业集团的@晴晴姑姐反对如此评价,认为千围盛宴是传统,对私产不必介怀。

 

专栏作者陈扬也赞同后者立场,并借助其大广州的本土立场详加强调:一是露天摆桌庆贺向来是广州宗社风俗,不必大惊小怪;二是赞颂杨箕村对广州的贡献,同时缅怀其作出的牺牲。很有些旧闻的读者点题,要旧闻评论写点什么,那就拉拉杂扯个闲篇。

 

 

 

(一)

 

广州以外的读者不一定明白杨箕村的象征意义。它在广州舆论中停留了近二十年不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捞B(广州人对外省人的蔑称)在杨箕村上投射了漫长的乡愁,因为地理位置优越,杨箕也为底层人进入广州提供了落脚点,这一点深受自由主义者赞许。

 

杨箕及其代表的广州主城区十数个城中村、乃至于辐射到大广州上百条村落,都曾沐浴在这种积极而美好的社会评价中。它的脏乱差被认为是广州阶层流动的必然代价,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梳理出二十年来杨箕村与其隔壁南方报业作为主要阐释者之间的媒体关系。

 

纵观杨箕村的流变历程,它与媒体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南方报业员工、专栏作家刘原赋予杨箕村的,它是精神的原乡,是城市流浪时回望身后路时可堪寄托的乡愁。杨箕村被文学化了,成为一种广州的文化景观,当然也帮助刘原从媒体人变为黄色文人。

 

这是一段宁静和平的时期,作为全国报业先锋的南方报业处在勃兴时期,它的衰落还要等待十来年才能真正到来。此时的广州也在计划当中,但大拆大建的行政作风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其霸气的风格。杨箕村里妓女、苦力、刚落脚的文人、落魄艺术家,组成了和谐生态。

 

随着广州改造城中村的步伐加快,并且以珠江新城崛起作为风向标,隔着一条广州大道的杨箕村被拉近了改造轨道。这时候就出现了那个时代拆迁-反拆迁的所谓抗争。杨箕人开始自己阐释条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要价与博弈,此时的媒介关系有了很大变化。

 

当杨箕村开始与政府拉锯要钱的时候,媒体/媒体人开始终结对它的审美。在杨箕钉子户抗争最厉害的阶段,包括南方报业在内的媒体是被清场的。也就是说,媒体并没有帮助杨箕村拿到什么,到了后来,无论是村民还是政府,都不想媒体在场,他们要好好比价。

 

在这个阶段就不能不提杨箕村民李月娥。她作为钉子户,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跳楼自杀。陈扬也说到有人无法参加千人盛宴,杨箕村失去云云,这个在后面详谈。李月娥的自杀是个转折点,自此钉子户不复存在,杨箕村顺利进入它的改造模式中。

 

从文化现象、文人投影塑造的风情独特的杨箕,到激烈抗争、内部分化的争取私利的杨箕,媒体对杨箕的审美逐渐被杨箕的本身诉求盖过去。阐释者从显著的外来文人,逐渐让位给诉诸直接利益的村民宗族。直到如今第三个阶段,一个无论是外人还是村民都有待重新处理的杨箕村。

 

 

(二)

 

项仙君的文章缘起,与人民日报(?)一篇短评有关。这篇评论大意是没了奋斗,再多的房子也无家可归。这是心理按摩文,是在动荡的房产形势下,为了安定人心炮制的用鸡精勾兑出的鸡汤文。它引发了大量的反讽式的反调:没有房子,在奋斗也无家可归。

 

正是在这一股舆论流向上,项仙君截取了其中脍炙人口的情绪,拿杨箕村千围盛宴进行了发挥。这个发挥无疑是留下了明显的漏洞,比如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比如传统围宴以其日常化带来的合理性,等等。但项仙君的文章价值,在于挑明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就是二十多年来,自有大众媒体对杨箕村的阐释以来,那种一以贯之的隔膜感。这种隔膜感分布在杨箕村民与外来者之间,分布在刘原与寄居者之间,分布在杨箕村与广州之间。这种隔膜感曾经制造了审美情趣与文化现象,但现在它制造了愤怒,本质上并无不同。

 

往日自由主义观念制造出对杨箕村的温情,与现今现实主义焦虑催生对杨箕的厌憎甚至是敌视,分布在不长历史的两端。我并不觉得前者高级而后者卑劣,也不觉得项仙君就比流氓原更无文化。相反,在如何看待杨箕村真相、及其不由自主的扭曲形态上,我们刚刚起步。

 

这种隔膜感是如此坚硬,如此执着地寻求一个答案,以至于像陈扬那样以南粤村落传统、宗社经济、甚至许以牺牲的修饰都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树立阐释的起点,那就是杨箕村已非昔日可比,用来装饰它的传统、宗社、抗争历史等都有待重新检验。

 

千围盛宴之所以刺目,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它们的场景变迁,不再是村落样态,而是城市社区形式。作为传统的宴席与作为现实的背景,带来巨大的反差。而无人机等媒体工具的使用,让这种俯瞰获得的反差加倍放大。这种反差预示着深渊一般的空白需要填充。

 

在杨箕村之前,按照猎德模式改造的猎德村,早已完成其快速覆灭而后缓慢重生的过程。猎德靠江,房子更贵,实际上不乏固定资产过亿的回迁户。但舆论之所以冷漠处之,也在于猎德在舆论文化中的刻板形象要比杨箕差好多,杨箕自我颠覆性的改造更能引爆舆情。

 

 

(三)

 

如果要解释项仙君的愤怒,并且解释陈扬的圆场托辞何以不具有效力,可能需要动用孙立平的阶层固化的说法。换言之,盘桓杨箕村上空、周围,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隔膜感之所以在今天被点明被打破,是因为杨箕村民与外来阐释者都开始了各自的阶层再生产。

 

对杨箕村民来说,千围盛宴庆贺的是财富是升职,并且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庆贺他们终于也可以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式出租房。村民还是那些人,但流连“杨箕村”的不再是底层人士,而是白领为代表的不稳定的中产阶级,这是因应村落扭曲造成的新供给。

 

杨箕村的新世代开始接替父母长掌管的家庭权力,接管挂着出租房钥匙的铁圈,以及写满了租客电话的簿子。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包租公、包租婆,历史走到这一步,推动杨箕村民实现了阶层的再生产。但回观那一方一直俯视杨箕村的文化阶级,情况大不同。

 

首先在视角的立场上,杨箕村的外来阐释者已经或早或晚地跻身中产阶层行列,但他们面对的是比杨箕村新老世代更加动荡的人生局面。房价高企,不仅重压在他们身上,也将延及下一代。没有未来的感觉,以及在观察杨箕村时必须从俯视改为仰视的心态,不可避免地激荡情绪。

 

杨箕村从城中村落变成高楼林立的小区,基本上将作为村落的基础给粉碎了。这回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比如让原本寄生村落的传统走样变形,沦为纯粹的景观。无论是猎德村赛龙舟,还是杨箕村借河涌赛龙舟,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千围盛宴在丧失土壤之后,变成粗鲁符号的原因。

 

作为外人,评价杨箕村时需要警惕的是自身经验强行投射其上。但有时也不免想,杨箕村这些村民真的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了吗?又,那些盯着城中村寻找审美角度的外来人,是否一厢情愿了?城中村祠堂门口“外村人进入”等标牌,除了恐惧与担忧,又在赫然宣告什么?

 

 

(四)

 

以杨箕村作为各自解读的来源,竖立起的阶层固化与阶级分野,再也不能靠文人的温情描述可以遮盖,杨箕村被赋予的文化含义随着村落形态的巨变而快速剥落。此时,主导杨箕村阐释的就不再是城乡差别,而是阶级差异。这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楚杨箕村内外人等的得失。

 

其一,关于杨箕村的私有产权问题。迄今为止,杨箕村村民回迁房依旧不等于商品房,它是农村宅基地的城市化,仍然是集体所有,因而也无法买卖变现。在这种情况下,其私产也只是一半的私产,杨箕村没了,但私产之上的国家控制还在,因为私产所以自由这个逻辑稍显矫情。

 

其二,关于城中村的传统问题。辩护杨箕村的千围盛宴,一个常用路数是传统使然,是宗族团结的表现。这中间省略了好多,陈扬遗憾少了人参加,但设想一下:如果李月娥在世,她要如何参加?那些不承认她合建房应得补偿的怎么面对她?补偿时勾心斗角就能杯酒泯心结?

 

所谓的传统,不应该是最大程度地保持原村原貌吗?如果任由村落陷落,将传统拆分为孤立的文化遗存,并在实践中沦为文化表演,还有什么底气与资格去以传统自诩?千围盛宴,也许你可以批判其直率的乡村性格残留,但由它承担并阐释的传统究竟成了啥样?

 

其三,关于城中村的拆迁抗争问题。杨箕村的拆迁抗争,随着中国拆迁抗争的没落而逐渐丧失公共价值。与杨箕村一箭之遥的冼村抗争,舆论喜欢的是政府与村民抓嫖陷害的斗争戏码,对于冼村是不是已经变成废墟,是否丧失其村落功能,早已经没有兴趣了解。

 

李月娥之后,城中村中的拆迁抗争,那已经成了村民自己的战争。这是他们在朝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大趋势奔去,而后在补偿谈判过程中争取最高要价,争取最好朝向回迁房的众多小型战斗。而战斗的结果,就是以千围盛宴表达出的,一种将握手楼变成公寓楼的阶层新动向。

 

 

(五)

 

数年前,南方评论周刊曾刊登长篇评论《城中村落日》(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观照广州吹响改造号角下城中村作为文化地标的没落迹象。时至今日,坐在千围盛宴上再也看不见落日的这个事实,可能更适合来确认城中村文化的衰退吧。没有审美加持的城中村,鸿沟只是由隐变现而已。

 

综上所述,杨箕村千围盛宴引发的争论,很难求得共识,无论是态度迥异的外部阐述者,还是世代更替的本村代言人之间,都难以找到共通之处。谈村落的田园牧歌,无处比附;谈城中村文化意蕴,无疑南辕北辙;谈阶层固化与再生产,不忿各自表述,隔膜继续。

 

顺带说一句,杨箕村在改造为鎏金小区的同时,隔壁南方报业也改造了其原有的印报车间大楼,做成了创意与餐饮地带。一边是中产阶级在村民目光里来去的新的杨箕小区,一边是专为中产阶级打造的休闲地带。历史制造了这种新的供需关系,有可能比刘原的小黄文更经得起考验。

 

所以,项仙君的愤怒,在那些需要为创意园区招揽更多消费者的领导那里,可能根本不是问题。现实的问题也许是,如何拆掉这种阶级的心墙,如何调和视野上的历史颠倒,如何与对面食利阶层控制下的社区形态完成新的勾搭?所谓愤怒,终会被恰当的方式抹平。

 

 

2016/10/4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城中村是了解广州必须去的地方,它们可以帮助人快速厘清城市与你的关系问题。很多年前,就在不同角度拍过杨箕村,也以长短文写过一点评论。而今受了读者的邀请,再啰嗦了这么长。不一定能答疑解惑,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十一长假,花费一上午费劲写了这么个东西,但愿能在千围盛宴上凑上一点话语,一起看看城中村落日的新模样。就我的个人经验,千围宴席这种流水席都是极其难吃的,它的符号意味远远大过那些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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