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与主义之辩：我这么理解野夫的告天下书

作家野夫接受朋友子弟的跪拜，合着关帝爷的像，高坐俨然，成全“易子而教”的请托。然而，拜师礼现场三步之外，吃瓜群众很不淡定，掀起一时哗然。众说纷纭之间，宁静摇晃，想必也造成了同样不平静的野夫。他以“我是江湖”点题并行文，昭告天下人。

粗略看下来，野夫告天下书大概有三层意思。第一是陈述了师门传承，师傅磕头得来的学问，徒儿也要磕头才能得到。第二是检视了自由主义的标签，宣告人在江湖怡然自得。第三则略为简单，就是八个字：林林总总，关你鸟事。宣言书很有快意恩仇之感。

一

对于野夫的告白，舆论中有赞有弹，而声势炽烈的，当属那些持有批评立场的声音。这些声音主要是源自一种失望情绪，构成此一情绪的要件，是将野夫的言行作为他“背叛”的呈堂证供。“没想到野夫是你这样的人”，在这种情绪支配下，讨伐野夫的路径明了。

最先看到的是，它延续五岳散人那条微博所开创的、针对中老年男人的残酷批判。近期黄历写到：社交媒体日暮，中老年男性犯太岁，大凶南北。散人以性别成功学的姿态蔑称男女关系，愤恨不平者蜂起。反击者从身体与品格角度咒骂散人，中老年男人遂成污秽。

有读者隐约提到野夫对女性的不女权看法，这个提示并未被更多批判者捕捉到，这显示出野夫的读者群与他的批评者并不重叠。但是，从散人那边烧起的舆论，自然延续到野夫这边。对他收徒如斯夫的贬低，最简单也最省力的批评就是：你看，这个中老年男人！

建立在“中老年男人”标签下的全称批评，带着粗鄙意味，形成了对使用者自然而然的反讽。但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批评野夫的人正在试图重新凝聚观点，亦即：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野夫，与宣称且捍卫江湖的“保守主义”野夫之间存在闹剧一般的矛盾。

这个观点相当严肃，也特别具有杀伤力。但它的挑战同样明显，那就是像理论始皇帝那样统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度量衡。为此，有些批评者拒绝把行跪拜礼的江湖传统抽象为保守主义。接下来如果说还能发动严肃讨论，大概就是争论这两个主义的中国化。

可这样的中国化，不止野夫有过表达，包括几位接受耶稣教洗礼的自由主义者也都有过。他们让自由主义沾染宗教色彩，向上帝忏悔曾经以拥有理性自傲而迷失了灵魂。现如今，野夫以江湖涂抹自由主义者底色，却收获了千夫所指，何以批评的武器入得洪门入不了教堂？

二

可这样的讨论注定是无人关注的，它的命运远远不及“你这个令人失望的中老年男人”来得更喜闻乐见。因此，如果有批评者不惧诱惑，跋涉到理论征伐野夫这一步，一方面可以用很少会被驳斥的理论教条将他牢牢钉在耻辱柱上，另一方面也会给本次风波划上看似赢了野夫的句号。

其实在这两年的许多事件中，越来越展现了自由思想在时代中的难堪处境，许多人已用具体的做法加以表态。前述诸多自由主义者基督徒，都发表了或长或短的洗礼宣言，以今日之我告别昨日之我。可野夫说，我一直在江湖，始终是江湖子弟，你们他妈就是听不见我。

野夫几乎是厉声指出，他对标签加身是敬谢不敏。他花费笔墨去澄清“别人”贴在他身上的自由主义者标签。他实际上拒绝单向度的标签化，或者说，野夫希望降低它的地位与排序，袍哥/党人、传统/自由等，他提请读者注意江湖中人与自由主义者那道含糊的界限。

也或者说，野夫是在提醒围观者，他自己在生活中实践的是反刍过的“自由主义”，它契合于江湖的人间正道，它被人情世故包裹出暖意。他不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要排斥造就他的那些经历、环境、人等。他吸收它，但不把它安置在生命的核心。

三

正是在这种核心观上理解迥异与感受悬殊，让野夫安排的门徒礼仪成为他“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公众接受了隐逸大理的闲人野夫，接受作为散文作家的野夫，甚至接受他作为送饭党召集人的野夫，但当野夫亲自站出来解释自己的江湖观时，观念的水位相激沸腾。

也许自由主义标签还不是野夫的劲敌，因为已经有声音说，在XX之下不存在江湖。这种绝杀式的驳斥，暗含机锋，将野夫推向了一个看似更需要自辩的处境中：既然体制之下不存在江湖，你这个自称的江湖中人何以自处？此中的道德责备比指责野夫走上自由主义歧路更凶悍。

当然，就文告行文越靠后越浓厚的不忿之气，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种堂皇表达出来的阴谋论。关于背叛，曾经的逃亡者野夫可能比所有指责他的人痛感更深；关于主义，前警察野夫也比指责他的人具备深沉的理解。如果说人生是一种资格，那就算是吧。

这就是野夫与批评者之间难以调和的一部分。当他拿出长者的人生经验，用江湖来调和自由主义的关键词汇时，匮乏生活的批评者却指着他说：你这样做是徒劳的，你是不纯粹的。这里展现的不是理论上的不均衡，而是命运多寡上的不对称，你说怎么谈才能圆满？

所以在野夫风波的背后，本应看见一个人在处理经验与理论、人生与主义等方面复杂的情态。但是在中国情境中，出于可以理解的集体焦虑，用理论裁剪经验、用主义霸凌人生是那么日常化地存在，以致于野夫至此，也被挟持进入这样的简化程序当中。

四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群体悲观的情绪基础，数个世代以来，都没能走出这个全能的阴影。没办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失能的表现之一，也就体现在无法处理、无法面对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野夫不是第一个被这种失能带入紧张状态的人。

秦晖的传统观念，王怡的牧师气质，秋风的儒宪追求，一直没有被知识界豁达地接受。中西学识的主次问题，一百多年来不曾消弭过其选择困难症，学识与为人的矛盾始终隐伏在舆论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主义的地方就有江湖，野夫无非是说他就是江湖而已。

每个人都是体制，每个人都是江湖。当你说每个人都是体制，考虑到统治无处不在，这句话是浅显加浅薄的；可一旦说，每个人都是江湖，同样因为统治无处不在，人生仄逼，江湖日远，回答起来就会很犹豫、很吃力。娴熟于体制焦虑，疏于江湖散淡，后者的在场感早已失落。

从另一个角度看，主义特别容易给重建、再造、更新供应紧迫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指责野夫“怒其不争”、“重启跪拜”的原因——在自由主义整体颓势的今天，更有急迫的呼声在外，而观众以为野夫“竟然不走了”。锋芒受挫于“同道”，泯灭在他们进不去的“江湖”，不甘心才有激愤语。

可这已经不是野夫的问题了。改良/口炮之争就已显露的、民间的主义之争，到底是中国化了还是边缘化了，想必参与者都清楚。野夫不过是诚实表明“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生观，说的是我本江湖人士，本来就不在你们的队伍里。喧嚣中也有孤独，究竟是谁凉薄？

2016/11/2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