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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格斗孤儿:怯懦的立场和失焦的问题

2017-07-25 宋志标 旧闻评论

 

 

成都一家武馆以法人收养的方式,收留了数百名大凉山籍的孤儿,他们被训练成综合格斗术的少年拳手,也参加商业演出。媒体报道以后,事情以非常套路化的方式演进:凉山当地教育部门介入,遣返这些孤儿,并发文谴责武馆利用未成年人牟取暴利云云。

 

抛开这些官僚化的进场收尾动作不谈,事情到了这一步可以形容为:在武馆可以喝上牛奶吃上牛肉的凉山孩子,又要回家啃洋芋了。在许多表现大凉山极端贫困儿童的图片中,频频见到这种当作主餐食材的洋芋。格斗孤儿围着洋芋兜兜转转,又转回去了。

 

怎么看待个格斗孤儿的是非?具体来说,是赞成武馆这种自救、看起来缺乏温情的收养方式?还是赞成“又解救了一批凉山童工”这个故事?人们一下子就有了立场冲突,真实世界残酷地挑战了观感,大家下意识驱动观念水位,浸到合适高度,以便让自己感到好受些。

 

舆论发现格斗孤儿之前,苏州曾经发现过常熟童工,来源也是凉山,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在服装作坊里做工。在当时以“解救”为主流倾向的报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立场分歧。人们很想在常熟童工现象中寻找到人间罪恶,可最后除了根源的贫困,并无黑暗。

 

不管是赞成格斗孤儿,还是赞成遣返原籍,都可以找到理据。相较而言,前者更加实际,它相信生活不以年龄来划分,活得下去比活不下去要好;后者抱紧原则,它相信存在一种可以被法规与道德所搭救的生活,并且格斗孤儿应该就被送往这片的想象的区域。

 

格斗孤儿被社会发现之前,他们在暗地里过着一种很难说完全合法、却有别于本乡本土那种残破苟活的生存方式。常熟童工也是类似处境。问题就来了,在这样的状况下,道德的介入及批判,合不合适?进而,将道德论断寄托于政府解救,发现者的“悲壮感”何去何从?

 

一定有很多人想,如果支持格斗孤儿、常熟童工,并且假定这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那么,要不要支持人生困境中其他类型的谋生,比如未成年人卖淫?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假设性问题的推演,反对格斗孤儿的人们吓坏了,像是得到了莫大的勇气说“不”。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什么才是关键,什么才是真实。就残酷性而言,武馆认为在铁笼子里综合格斗也是一种人生,而格斗孤儿会认为这种“铁笼子”比在家乡承受绝望的“铁笼子”更容易些。武馆的人认为看到了真实世界的面貌,但反对者说“政府才是真实的”。

 

可能存在着一种比是非更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当政府不是全能、它也将这一点明确无误地展现时,一个人——包括未成年人——为了自救而顺应/采取/发明自由行动或自主求活后,政策怎么面对,政治如何操作,评判怎样进行,往前推动的着力点究竟要落在哪里?

 

这是很有意思的舆论现象,“格斗孤儿”这个词组中“格斗部分”被过度血腥化,以烘托解救的必要;可其“孤儿叙事”却被忽略,只是说到“交给政府”就点到为止了。可漫步格斗孤儿铁笼子外的那头大象没人去指责,完全被忽视,何为因,何为果,一时也乱了。

 

官方版本中“解救格斗孤儿”的故事,沿袭了行政的惯性,解决孤儿的入学问题、甚至低保问题(?),那又能如何?格斗孤儿被动地顺应官方惯性,从综合格斗的铁笼子被转移到生活的铁笼子,“格斗孤儿”的涵义从擂台强行切换到贫困,他们的未来会怎样?

 

在武馆的人看来,这批凉山孤儿重新被推到火坑里,他们在残酷世界里用拳头打出的一点生存空间,被轻轻地抹平,凉山孤儿那种稀缺的向上挣扎的城市机会再次被套路笼罩。解救的立场在抵达它的理想彼岸之前,对着格斗孤儿竖起一根手指“嘘”,怯懦地重返政治正确。

 

除了政府强制遣返格斗孤儿,会不会有更妥善的呼吁?比如为这400人建立类似文化营的辅助,而不是拉到原籍。有时真的觉得,评论者应该是了解世界真实面貌的那个人,这样才不会被自由的代价所吓坏,才会在寂静的贫穷和残酷的格斗间考虑更多。

 

 

2017/7/25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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