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谈”王振华案 | 舆论手札

王振华这事去年7月刚发生时，因为当事人的身份、事件性质的恶劣程度，甚至因为其发生在被交口称赞为管理清明的上海，都是引发舆论关注的因素。但很快地，这件事就转入了被抑制的传播状态。原因也很简单，可以去搜索上海某部某张指令的截图。

一审开庭的6月16日之前，与王振华有关的信息都是很边缘的，包括他被取消五一劳动奖章，新城控股的领导权变动等。它被相对集中提及的，是烟台鲍毓明案发酵，牵扯出“性侵未成年人”的话题，王振华一案被列举为相似类型，以突出案件的“泥牛入海”。

在棱镜以独家为名，预估王振华案一审“择日判决”，哪知道开完庭17号就宣判了。对于普陀检察院猥亵罪名，四年半至五年的量刑，区法院全盘照收。审判长还出面解释了一下，除了证实王振华造成9岁女童下体轻伤二级外，语焉不详。

信息量的不足是贯穿本案至今的最大特点。刑侦阶段如何，查了哪些，往哪个方向差，早已是付之阙如。从送检的情况看，显然是将此案作了孤立处理，不追究王振华的过往，而在本案中更是不作扩大，仅立足猥亵罪，对于周艳芬拐带儿童之类嫌疑也没追究。

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王振华在五星酒店做的这桩事，被很好地“隔绝”为一个单一的、罪行狭窄的犯罪事件。公安在本案的起点上所作所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少从本案，能验证那个流传很久的段子，说的是公检法的流水线作业，不增不减。

一审的相关信息，最早是辩护律师那边提出来的。随着报道增加，这“辩护律师”开始有名有姓，然后聚焦到陈有西。还记得最早的一篇综合报道，记者记录了陈有西的一句话，大意是：这件事媒体是不能报道的。可是后来，对媒体说的最多的正是他本人。

在有限的信息露出上，最早是辩护律师说要做无罪辩护，提出了嫖娼一说。而在同一时间，受害人律师那边保持沉默，似乎是有意的沉默。即使到现在，两下律师在信息释放的量、辩护主张、直接参与舆论引导等方面，辩护律师都释放了更多，更有优势。

人们不理解的是，为何受害者一方没有动静，对媒体完全缄默。原以为是王振华一方是不是做了充分的赔偿，但再多一个信息透露：王振华未作一分钱的赔偿，受害方为了避免落人口实，也将不会提出赔偿要求。另一个附属信息是，女童的心理辅导费用是检察院支付的。

一审结果出来后，舆论当然是失望的，主要的原因是没看到量刑时启动与未成年人有关的从重条款。而这个从重的刑期是5-10年，五年是“起步价”，而不是现在这样，被审判长宣扬为“定格”处罚。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一个法律常识，没有得到足够的辩论。

公安、检察院、法院在王振华一审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外界不得而知，但对它们从各自职责出发最后拿出的“工作成果”，人们是保持高度疑虑的。但这方面几乎无法延伸出更多的评论，而围绕辩护律师中的知名人士，酝酿出舆论的旁支。

陈有西一改对媒体记者发言时神神秘秘的腔调，自个写了一个长文公布出来——继起的许多论者——无论对陈是赞是弹——都没仔细看这个文本。因为陈在这篇自述中表达了“不会为坏人辩护”的立场，所以，对律师到底该不该做道德要求，争得很热闹，可打的是假靶。

一般认为，一审判决其实对王振华很有利，考虑到此前的许多动向，五年刑期他有许多方法可以相对舒服地度过。偏向认为畸轻量刑的人甚至担心，司法程序已经被锁定：检察院没有理由抗诉，受害者不能上诉，只要王振华不上诉，五年徒刑就是尘埃落定。

王振华透过律师表示一定上诉，要求无罪释放之类，提出了在舆论看来非常过分、相当跋扈的诉求。表面上看，这相当于为不忿五年判决的那些人提供了某种机会，可以让本案再次得到司法的审查、审视——在这些人的想法里，猥亵罪是明显不对、远远不够的。

“上诉要求无罪”这到底是唱的是哪出，外人同样不知。但有个隐隐的感觉，也不一定对，本案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某种隐秘的策略所掌控。而这种掌控的手段之一，就是对信息的控制，一审前的消声处理，一审后律师吸引了太多注意力，也不像是自然的结果。

律师吸引了太多注意力，有点主动寻求舆论火力的意思。他抛出的是主张而不是证据，比如说9岁女童隐私部位轻伤二级是旧伤——这一点连审判长都公开否定的——被拿出来大声宣扬，这不像是摆证据做大众辩护，更像是给舆论场输入更庞杂信息的宣传意图。

尽管，从传播效果看，有关“律师该不该为王振华辩护”的命题引发了更多的谴责，但因为它不是集中在一审判决的结果、依据，也没有延伸至公检法在本案的作为，所以尽管扩张了本案中的声讨力度，但没能够设置议题，而是跟着边缘议题跑偏，失焦了。

一个特别让人纳闷的是，有关本案的猥亵罪名，是不是足够涵盖王振华案的情节，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申述。周燕芬以到上海迪士尼游玩名义，从精心培育半年的朋友那带走9岁和12岁两名幼女，到底算是单纯的掮客，还是拐带未成年人，都没有被涉及。

检察院似乎义无反顾地圈定了猥亵罪名，这个罪名不仅将本案“个案化”，也将周燕芬的所作所为“固定”在酒店，对于她拐带幼女的事实不作认定，与王振华与女童相处的13分钟相切割。在外行看来，这都不算是很高明的操作，但争论律师的德性，似乎遮掩了这些本应聚焦的。

还有一个也许不准确的观察，王振华一审所激活的本案舆论，并没能达到与之相匹配的热度。是不是微博热搜正好被停掉，导致了一些关注的分散与消解？也或者，还有什么更加隐秘的控流，最后王振华猥亵幼女案的新进展反而不冷不热，不咸不淡。

在王振华一审的前后几天，舆论中另一个议题是山东的冒名顶替案，有个案有面上情况，都是冒用别人身份，盗窃他人人生的戏码，影射出县域权力家族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别样理解和熟练运用。这些苟且“偷生”的强盗作风，核心是一个“偷”字，而偷得成的诀窍是一个“穷”字。

像陈春秀那样，被冒名顶替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孤立无援。冒名顶替者最后偷到的人生，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多是在基层公务人员，这能说明什么呢？基层权力家族的自我维护，实际是通过剥夺最穷苦的人来实现的，对穷困灵魂造成的不止是轻伤二级。

再多的引申与联想，就不好再申述了。总的来说是，富有直插底层的能力，从最苦最无力的命运那里攫取资源，满足其欲望——而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底层家庭一辈子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或仅存的东西，因为这种豪横，人生中的关键依靠被瓦解，自尊被毁坏。

不作联想，不许联想。回到王振华一案，与其说是舆论“谈论”的情况，不如说是“舆论”失焦的情况。也有一些人，抱着正义的名义，在其他案件舆论的做大做强上势利地引用王振华一案，可等到它的进展烘托那么多问题意识后，反倒沉默下来，这种反差揭露了某些虚伪。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