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本轮“反资本”的舆论立场？ | 舆论手札

舆论的基础是情绪，情绪的燃料是事件，事件的核心是事实。

以阿里巴巴蚂蚁金融为节点，以小贷公司的基地重庆暴露为划分，向前可以追溯蛋壳公寓暴雷、杭州P2P暴雷，向后则延伸到美团、拼多多、京东、饿了么等系列公关事件，逐渐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持续热烈的舆论动态，拼凑出人的异化之前所未有的现实图景。

一则笑话浓缩了某个面向的况味。

一个人疑惑地问：我们不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吗，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智叟曰：因为你就是生产资料。

针对互联网大公司接连不断的丑闻，一种沉寂许多的阐释模式正被广泛接受，亦即：资本正在成为一种压迫力量，借助数字霸权，无节制地汲取最底层直至中产阶层的人力、信用、财力和生命活力。

对于这种阐释方式，有相当多的人士是不满的。这些人从启蒙时代走来，向来对民营资本充满好感，认为这是改开年代的关键动力，因此他们不能同意资本被抹黑和污名化。

作为这种意见的突出表达，他们认为现有对互联网大公司的批判，缺乏公权力的视角，没有代入这个关键变量，因而令反资本的言论失之偏颇，甚至惧怕它演化为可怕的鼓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意识和评论角度。但最值得讨论的，不是这个角度的缺失，而是它缺失的原因。

一个表面的原因是，互联网大公司创造的生产方式，不是工厂的流水线，即使在加班文化上有制造业攫取人口红利时期的影子，但996或11116的互联网雇员bing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蓝领工人——王太虚他们与富士康12连跳的工人不一样，更迥异于鼎盛时代的二代打工者。

尽管差异明显，但劳动密集型生产从代工厂车间“迁移”到灯火通明的写字楼，新一代打工人与上一代打工仔在生存状态上形异而神似，却也值得深深一叹。

互联网民工被时代披上的面纱，带来了某种迟疑，让人们在考察以惨烈方式身死的员工所映射的人的境遇时，无法顺畅地使用工会维权或政府介入两种谈论角度。这种看似视野盲区一样的缺省，也许不该看作是虚伪或力有不逮，而是受制于愈加沉郁的现实。

这就涉及到真实的原因。不是因为盲目，而是因为看透。

许多人都在疑惑，互联网大公司如此沉重的加班惯例，已经显著违背劳动法，何以不见政府强力干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遗憾的是，也是一个落伍的问题。

稍微检索一下旧闻可知，在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修订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总体风向下，得益于当时较为开明的媒体形势，企业家也在直言不讳地表达担忧，认为修法带来过度保护工人的结果，会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降低竞争力，影响到经济活力。

在当时的立法倾向下，这些微词可以表达，一度引起舆论上相应的言论较量。最终，这样的立法倾向被确立下来。但从近一两年劳动法面临的实际形势看，对劳动者毫不犹豫的保护立场正在被突破，深圳利用地方立法权，正准备对劳动法“动手”，名义上叫作“特殊工时管理制度改革”。

实际上，这就是从立法层面找补企业家的立场——这些年来，这些身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们从未放弃争取原有的诉求，他们可以在深圳做到，就可以在杭州做到，以此类推。

在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普遍作出有利于企业家利益的修订，将劳动者保护立场向后大步撤退的实际态度公开颁行之前，这样的价值取向足以令劳动监察执法有所忌惮。

换句话说，大厂残忍无情的加班制度，不只是军事化管理的极端形式，还是参透趋势，为修法之变提供现实基础的先声。

加班被资本称作“福报”“本分”，但在跃跃欲试、几乎无法阻挡的地方立法进程中，它有了正式的法律术语：特殊工时管理制度改革。

嗯，舆论谴责的暗黑机制，在另外的利益团体那里唤作“改革”。

所以，有人冷嘲热讽为什么只有反对资本的声音，不见要求政府介入的呼吁，原因就在这里。不是舆论不想提，是因为洞察了利益的潮流有变，如果还像报纸启蒙时代那样呼唤全能型政府扭转乾坤，其实是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傻伯夷。

当然，上海劳动部门已经表态介入云云，真心希望政府部门能在风起云涌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前，顶住资本联盟的压力，保持初心，重温与重申现行劳动法的既定立场，进而证明上述推论不过是妄断。

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互联网巨头为主角的系列公关事件中，出现了一些扭曲的逻辑，扭曲了评论的本意。它们在隐晦躲闪的论点中，试图引入一些左翼的、历史的知识点，来证明反资本的舆论态势是错误的，最终会误入歧途，演变为带有现实伤害力的政治鼓动。

哪怕不去揣测如此论调背后的动机，它也不符合实际。

这一轮舆论怒涛总体上表现出反资本的论述，有自身的来处与特点，这使得它既区别于建基在产业工人之上的阶级论述，也迥异于经验主义者为之忧心的历史论调。

还记得当初那个代理公司的反驳话术吗？它将“底层人民以命换钱”的社达观包裹上了奋斗者的主流叙事。这种包装是如此熟练，以致于它将自身抬高到了生存权威的高度，将数字霸权下人的异化及其责任转化到个人那里，如泥牛入海，最后将弱者推进“命中注定”的自怨自艾。

泰山压顶般的公关动作，既不必要地掩埋了猝死员工等具体事件中的真相，更加重了舆论的厌恶，其后果之一就是让舆论产生了山呼海啸般共情。这种共情效应，不只是让外界察见如蝼蚁一般奋斗的大公司员工的异化，更由外及内，开始认真打量科技巨头凭借数据库建立的超级权力，反思它对一般人采取的榨取式的生活专制。

因为结构与重点的差异，导致阶级论述在最近一段时期的系列事件中并未能扎下根来。本轮舆论之所以沾染它的某些话语碎屑，并非因为实际如此，更多还是阶级话语更为一般人所知。

与阶级无关的反资本之所以并不不意外，关键不在于阶级，而在于数字霸权和数字专制，也或者说它们制造了新的、现阶段也许仍模糊的阶级意识，对应一种全新的商业化、数据化、寡头化统治模式。

若资本有恃无恐，在新的权力类型得到评估，在其靠数据核心并行于公权力，或者成为公权力的新变种之前，舆论即使有心也依旧无力。

舆论喧哗，但并不重要。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