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郑州叫鲜花 | 舆论手札

鲜花作为一种哀悼的寄托，一种包含情绪分量的象征，昨今两日出现在郑州地铁五号线沙口路站，将紧闭的入站口装饰成开放的吊唁之地。14名遇难者的名字被有心人写在鲜花铭牌上，无声地依偎着鲜花丛，“同路人”的署名向生的世界传达丰富的含义。

戏剧性的是，沙口路站鲜花纪念现场刚出现在台阶上不久，不确定开始降临。不明单位用施工水马第一次将出口和鲜花围堵在内，希望隔绝这小块地临时担负的用途。一名叫王金雷的郑州青年上前拆了围挡，“不要挡住亡灵回家”，理由充分。

王金雷几个拆了围挡后，将其有序放置一旁后，有关单位又进行了第二次封堵，而且将围堵范围扩大，囊括整个狭长出口路面。显然，地铁站的鲜花吊唁行动引发了某些工作群的响应机制。二次围堵激起了相当大的舆论反响，造成广泛的反感。

后来的情况是，现场撤去了水马围挡，有一种任由吊唁的默认。黄色菊花很快从出站口台阶流溢到站口直对的路面。更多的市民和记者来到现场，鲜花铺地的场景照片有了更专业的定影，随即分发到网络空间。郑州有种鲜花的这一幕有了历史地位。

在公共灾难事件中，自发的吊唁具有强烈的表达意味，在沉痛之外夹杂着无声的责备，因而让这种吊唁本身上升到相当的高度。也正因为此，它会被视作敏感所在，成为公共管制的忌讳之一。沙口路站鲜花吊唁场地的堵而又堵，是这一敏感视角的写照。

吊唁人群和鲜花之所以涌向沙口路站，直接的动因是五号线救援结束，最后两名失踪者遗体找到并被遗属认领。死亡列车被拖出地下，郑州水灾最大的死难现场定格下来。鲜花在救援终结的时候出现，带着它明确的寓意，向公共空间传达不言自明的诉求。

围了又围，拆了又拆，这种试图扰动吊唁的做法，尽管不明智，却也有着固定的逻辑。在效果上，这种烦扰助推了吊唁的气氛，凝聚了陌生人对死难者的哀思，不仅让哀悼的意识更加自觉，反而衬托了吊唁的合理性。鲜花的意义被压制的意图打磨得更显著。

在人们谴责郑州吊唁现场被无理由干扰时，10年前上海胶州路11·15大火被引为参照。这次高楼大火事故造成58人死亡，事发之后，胶州路路口也出现公开吊唁，鲜花丛集，上海党政负责人到场献花，追思亡者。这次哀悼事件被认为是上海城市文明的体现。

有上海的先例，郑州吊唁的品质及文明程度，自然被纳入比较，得分当然不高，褒贬分明。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郑州有关领导缺席了死难者的公众哀悼纪念，市民的自发悼念似乎也不受官方待见。这些比较出来的落差，加重了人们对郑州水灾的情绪。

公众在街市、地铁站等场合以鲜花为互认的标志，表达哀思，因其具有不服从的独立表达含义，应对起来确实需要智慧。上海在胶州大火事件后，选择加入公众纪念，而不是制造与公众的张力，既顺应了民意，又掌握了哀悼的主动权，所作所为堪称教科书级别。

郑州的难处在于，水灾本身要比单一的火灾复杂，它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因而潜在的问责领域相当广泛，以致于无法通过参加一次公众悼念平息所有的疑惑。获得一次好感与全面解释水灾之间，差距比较大。行政收敛这份人情表达，似乎可以理解。

现在的情况是，公众自发吊唁水灾遇难者，在寄托同胞哀思之外，无形中抛出了许多已经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在等待答案。即使没有答案，这些吊唁本身也可以独立存在，从民众的角度续写郑州水灾的叙事，所以它的能动性是相当大的。

鲜花吊唁及其对应fan方的隐忍，还提醒一个情况：就郑州而言，紧急救援的阶段行将过去，灾后重建要拉开帷幕——而民意与施政者的互动，已经从沙口路站的吊唁一事上展开。如何消化水灾这一历史记录，自动地成为被卷入者及这座城市的课题。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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