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新地标

在全球贸易越来越集中到争夺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今天，新兴经济体想要不断提升在贸易分工中的获益程度，就不能仅将贸易聚焦在本地和转口环节，而非得适时推动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建设不可。在缺乏整体性参照系的约束条件下，我国通过渐进式的制度设计与经验总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驱动力，历史性地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量级旗手。而上海自由贸易港承担的使命，是中国深度嵌入全球贸易与资本价值链的“领航员”。

自由贸易港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地标。

上海市交通委负责人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自由贸易港方案正在完善和报批过程中。稍早时候，商务部发言人称，商务部正会同上海市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浙江则制定了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省市和部门，加大力度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建立上海自由贸易港，既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更是国家的战略部署。以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标准裁量，目前我国层级最高的经济区是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只是这两者的高度不能与自由贸易港相提并论。与保税区相比，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程度更高。除了“境内关外”的征税方式外，无论是中间品还是一般商品，均可在区内储存、拆散、分级分类、重新包装、重新标签及加工制造和再出口等，而且自由贸易区还在服务业、汇率与资本流动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灵活适配度。

从全球贸易发展和城市竞争态势看，自由贸易港并非新鲜名词，而是早已有之但内涵与功能不断更新的客观存在。就全球指标性的港口城市而言，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贸易中心，已从传统的货物进出口桥头堡发展为对贸易要素的集聚与系统处理，经过不断挖掘离岸贸易中心的功能，如今已成了全球贸易的营运与控制中心，是资金、信息和贸易价值链管理的核心地带。可以说，在全球贸易发展越来越集中到对贸易价值链核心环节争夺的今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想要不断提升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获益程度，就决不能仅将贸易聚焦在本地和转口环节，而非得适时推动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建设不可。

整固制造业竞争优势、稳步提升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是我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一般路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产业控制力、贸易与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竞争。换言之，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与中国经济战略升级的目标实现，内生性要求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以良好的制度设计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的提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发展的红利，中国也将在此进程中完成构建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以功能设计和承担的阶段性使命来看，将近40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3年，在这15年间，国内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及对民间资本的逐步放开，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年均超过9%高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1.0版。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在这8年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市场开始逐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企也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迈进。尤为重要的是，我国通过加入WTO嵌入国际经济与贸易价值链分工中，以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市场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2.0版。第三阶段即2001年到2012年。在这11年间，我国在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3.0版。而第四阶段，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改革为标志，我国启动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及世界推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制度设计，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亚太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成了我国致力于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依托。

要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就须有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而从纽约与伦敦等处于高端产业分工顶端的超级城市的发展逻辑来看，结合“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上海再次迎来加快城市发展能级升级的黄金时期。如能充分把握这段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标纽约、伦敦等超级湾区，整合金融市场、信息服务、服务贸易、研发资源与前沿科技，形成从设计、生产到服务的系统集成，以最终实现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资源，则未来十年，上海完全有可能以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战略抓手，通过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与离岸贸易，实现要素与资源整合，提升产业引领和价值链管理能力，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分工的“种子选手”。

从操作层面看，上海自贸区自2013年9月挂牌至今已有4年多了。在总结自贸区建设经验基础上，适时启动自由贸易港建设，也是自贸区建设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如今，上海已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配套管理服务水平直逼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建设时机基本成熟。国务院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已提出“要设立自由贸易港区”。上月11日，《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明确了上海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用的功能定位、实施路径。其中，贸易投资便利化专项行动的最重要目标指向是要发挥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提出的两方面措施，即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载体，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制度和规则对接；以“区港一体、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为核心，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区建设。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与制度供给，上海不仅将是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重量级试验场，而且将在促进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贸易要素与全球的深度融合方面发挥先行先试的战略引领作用。

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独特新兴大国，中国在缺乏整体性参照系的约束条件下，通过渐进式的制度设计与经验总结，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的适配性路径，进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驱动力，历史性地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量级旗手。在此历史进程中，上海自由贸易港承担的使命，是我国深度嵌入全球贸易与资本价值链的“领航员”。

转自鼎韬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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