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腾讯科学WE大会，一个重量级嘉宾是斯蒂芬·温伯格。
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当代物理标准模型奠基人之一，温伯格不光有科学上的成就，在工程上也有两刷子。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先驱，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就是他主持的，在醋醋《杨振宁最后一战》中，温伯格戏份很多。温伯格一生的追求，就是突破自己一手创建的物理标准模型，后来他一度把希望寄托在了超弦身上，今天的WE大会演讲，87岁的温伯格集中阐述了4个问题。什么是标准模型？我们如何建立了这一模型？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个模型不完美？以及未来的希望在哪？值得注意的是，温伯格在演讲中没有提到超弦，他强调了一组奇怪的数字。比如一些基本粒子的质量比是10或100这样的数字，而电荷比是1或10的因数，此外还有一个数字不得不提。电子、夸克与具有作用力的粒子的质量都取决于同一个质量参数，这个参数大约是质子质量的250倍。250在我国具有特殊意义，温伯格作为一个老美，也觉得这个数字特别，难道是因为特朗普？言归正传，温伯格认为这些数字很可能藏有宇宙的深意，希望后来人来揭开其中的物理学意义。他说不高兴不满意，因为忙活了一辈子的标准模型解释不了引力，这也是所有科学家的宿命。温伯格的梦想是把引力统一进来，与电磁力、强力与弱力合成一个力，这是物理学最前沿的理论，需要千亿工程验证。超级超导对撞机就是因为花钱太多，连土豪老美都受不了连连喊停，中国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同样面临资金的问题。最抽象的科学理论，需要最花钱的科学工程，这是当代科研的特色，这不仅考验科学家的理论功夫，同样也考验找钱的能力。100多年前爱因斯坦动动铅笔就能鼓捣出相对论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还是近年来对纯理论科学家的工程要求，而早在近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就出现了有科学素养的工程师。如果评选有史以来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工业革命恐怕要高票当选。计算机科学家、《全球科技通史》作者吴军将其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醋醋不用“伟大”这个词，倒不是轻视工业革命，而是“伟大”的主观色彩浓厚，各人对其定义不太一样，“影响”要更加客观。工业革命到底有多牛，吴军讲了三个它带来的结果，一个是我们收入的巨大递增，二个是我们人均寿命的巨大延长，三个就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业革命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未必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多大改变，大多数饮食男女的思维方式跟几千年前差不多。准确地说，工业革命改变了工程师的思维方式，让鲁班像牛顿一样思考，这个结果带来了前两个结果，使工业革命成为影响人类最大的历史事件。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来源于科学思维：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设计实验思路→进行实验研究→得到结果→分析结果→提出新理论→进一步实验→得到更多结果→推广并证明理论→发现新问题。他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制造生产，保证成功是可以叠加和复制的，而非单一与偶然，这就是系统的成功。科技一大特点就是不会犯重复性错误，可叠加可复制的成功在时间与空间上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指数增长。然而，这样的成功与增长表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关系并没有迎头赶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突然爆发将撕裂生产关系，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至今人们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迷惑不解，一个衣食无忧贸易频繁的欧洲，怎么就因为一次刺杀事件大打出手，血流成河呢？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不是马克沁机枪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跟欧洲过去的战争一样，打完后马照跑舞照跳。这就好比几个大汉赤手空拳打一架，晚上喝顿酒就好了，但是如果动刀子见血，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从马克沁机枪到坦克飞机再到原子弹，科技创造的武器威力与人类战争伤亡均是呈指数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约1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约7000万。有人问爱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将使用什么样的武器？他耸耸肩双手一摆，我只晓得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是石头棍棒。诺贝尔奖获得者、电磁力弱力统一者、标准模型奠基人、超级超导对撞机主持者……这些头衔之外，温伯格还有一个鲜为人知身份——
这个组织的创立者是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曼哈顿工程负责人奥本海默是第一任主席。标准模型另外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奠基人，格拉肖、已故的萨拉姆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此外还有大众熟知的霍金，刘慈欣的偶像科幻大师克拉克等大神。最新一届发起人委员共有32人，包含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政治方代表有加尼福利亚前州长小埃德蒙·布朗、前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贾杨莎·达纳帕拉、国际核不扩散与裁军委员会联合主席加雷斯·埃文斯。1945年7月美国首次试爆原子弹，8月投向日本广岛长崎，12月拉宾诺维奇和戈德史密斯创办了《原子科学家公报》，他们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希望借助一份公开的出版物向公众警示核武器带来的生存威胁。以这份出版物为阵地，集合了一批参与曼哈顿工程的核物理学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个它们，就是人类打开科技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危险品，可以威胁到自身存在，比如原子弹。创造出原子弹的核物理学家尽可能地控制了它，贯穿发明到使用的全过程，至今仍未酿成世界范围内的核大战。原子弹建立在中子链式核反应上，利奥·西拉德在1933年构想出这个技术，并在1934年在英国申请了专利，不是为了牟利，而是要求英国政府将专利纳入保密。此后西拉德又游说了玻尔、费米等核物理学届的扛把子共同保密，不在国家科学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但是约里奥-居里法国研究小组不为所动，于1939年在《自然》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论文。看到原子弹的技术无法继续保密，西拉德退而求其次推动美国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来原子弹，他在1939年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阐明厉害，并拉上爱因斯坦签名给这封信增加了份量。这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西拉德之信，直接促成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不过1945年科学家们阻止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失败了，于是他们帮助苏联尽快制造出来原子弹，与美国达成核平衡，终止了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49年苏联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其实就是美国钚弹“胖子”的仿制品。次年爆发朝鲜战争，美国用尽一切常规武器，终于没有扔下原子弹。事实上，在原子弹制造出来之前，西拉德就预见到原子弹可以作为和平的载体，如果对峙的双方都拥有它，就会在保证相互摧毁的核威慑下实现和平。他从最开始的保密到乐于见到原子弹技术的分享。许多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给苏联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报，因为苏联情报网被破曝光的就有以克劳斯·福克斯为首的“剑桥五人”，而大部分至今还处于保密状态。比如代号为“珀尔修斯(Perseus)”的间谍材料没有公布，他发挥的作用不低于富克斯，其他还有诸如代号“量子(Quantum)”，“火星”等人的身份至今无法搞清。曾经在“曼哈顿工程”中与福克斯共事过的物理学家汉斯·贝特（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这样评价福克斯：“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改变历史的物理学家”。西拉德、贝特都是《原子科学家公报》发起人委员会成员。1947年《原子科学家公报》封面印上“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开始被设定在午夜11:53分，12:00是核战争爆发的时刻。
此后73年，末日时钟被拨动了25次，至于什么时候如何拨动，发起人委员会的意见很关键。2020年1月23日，正好是新冠疫情爆发武汉封城的那一天，在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的见证下，末日时钟拨动至11:58:20，离12:00仅有100秒。这打破了1953年11:58的记录，前一年美苏两国都进行了氢弹实验，朝鲜战争进入白热化爆发了上甘岭战役。当时拨动末日时钟并未考虑新冠疫情以及今年急剧恶化的国际形势，冷战结束多年，为何形势更加危急？《公报》声明写得很明白，人类长期面临核战争与气候变化的威胁没有得到改善，又新增了生物恐怖、人工智能等破坏性技术，但最大的威胁是网络信息混乱加剧了这些威胁。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近年来兴起的社交网络谣言与与极端观点正在撕裂社会共识，人工智能推送信息反复加强受众的喜好认知，大家只相信愿意相信的，而不是事实与真相。在国内还是仅局限于虚拟社会的冲突，在国外，这种虚拟冲突早已在剧烈冲击到现实社会。极端组织ISIS就广泛利用社交网络传播极端思想吸收成员，以致21世纪的今天居然出现了比古代还残忍的恐怖行为。在美国网络信息已经严重影响了政治生态，特朗普当上总统是社交网络一大产物，其表现出浓厚的推特治国民粹化决策特点，削弱了国际互信。《三体》推演了先下手为强毁灭对方的“黑暗森林”法则，是缘于信息匮乏导致的“猜疑链”。而在信息过剩混乱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导致“猜疑链”的产生。《公报》声明援引了一篇2019年6月28日发表的论文《网络信息战带来的生存威胁》，作者赫伯特·林（Herbert Lin)在斯坦福大学及胡佛研究所任职，专研网络政策与安全，2016年曾就职于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论文假设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今天，铺天盖地的网络喷子将在社交媒体上引爆情绪，肯尼迪总统根本没时间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发表慎重讲话，更可能第一时间发布一条推特：
如果‘小火箭人’威胁我们，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摧毁古巴。
当年肯尼迪的讲话字斟句酌，甚至都没提封锁，而是用的“隔离”二字。缺乏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一场高风险的危机就有可能升级成为全面的核战争。由于肉体受到思想指挥，电子学发挥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物理学，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工业革命是信息革命。赫伯特·林忧心忡忡地指出，网络信息混乱不仅加剧了核战争与气候变化的威胁，其本身也在成为一种生存威胁。互联网上不仅可以文字造假，声音视频也能做到真假难辨，其结果是以幻想、愤怒和恐惧替代逻辑、真相和现实，将终结文艺复兴以来根植于实证之上的启蒙运动。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在他讲述20世纪思想史的《惊骇之美》中文版序言中提到，无知正在世界大范围蔓延，美国尤甚。沃森提到一项近期调查显示，4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人类自宇宙伊始就存在地球上，而有20%的受访者仍然相信太阳围着地球转。另一个典型案例，因为有人喜欢，YouTube算法每天都在变着法地给人们推送“地球是平的”的内容，“地球是圆的”则被他们当作阴谋，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这种阴谋论。这个事件的高潮是，今年2月，因为想证实地球是平的，美国发明家迈克尔休斯在用自制的载人火箭进行发射测试后，坠地身亡。正如当年核物理学家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四处奔走一样，掌握信息科技的大公司在加快信息流通之际，也应该致力于信息的真实可信，避免互联网成为一条信息浑浊的河流。1999年，谷歌为了筹集发展所需资金而引入了商业资本，谷歌创始人之一阿米特·帕特尔和一些老员工们担心，未来迫于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可能会发生“人为更改搜索结果排名”的情况，于是阿米特·帕特尔推动谷歌将“不作恶”写进自己的行为准则。2019年，腾讯将公司的使命和愿景都统一成了一个词：科技向善。当年核物理学家为了控制原子弹做出的努力，创办《原子科学家公报》，拨动末日时钟，固然出于科学家的良知，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原子弹。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那一刻，奥本海默震惊之余用梵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出自印度史诗《薄伽梵歌》，前面还有一句“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恰如核爆的场景。其他为善为恶，太阳照常升起。科技为恶，不仅危及整个社会也包括自身，后果就是整个社会包括科技也不存在了。今天除了通过出版物来表达科技向善，更有效的方式是腾讯等科技公司完善社交网络的规则，让信息河流变得清澈。以及创办科学WE大会，拉近公众对前沿科技的认知，要防止科技为恶，首先我们要认识它理解它，不能光是依靠一群科学家来守护。2020年，是“暗淡蓝点”照片被记录下的三十周年纪念。1990年，在外太空漫游了13年“旅行者1号”即将迈入太阳系的边缘，它回过头来，花费六个月时间为太阳系拍下一张“全家福”。令人失落的是，地球在这张全家福照片中并没有位于C位，而是一个毫不起眼仅有0.13像素的小点，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将其命名为“暗淡蓝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一个蓝色的星球……我们都在那里过完一生，对于宇宙来说，它不过一瞬，提醒我们有责任，更有使命去保护和珍惜这暗淡蓝点，我们唯一的家园。”萨根指着它说。今天的WE大会，金星疑似生命证据发现者，天文学家、卡迪夫大学教授Jane Greaves也发表了演讲，醋醋与她有一场对话，有关外星生命的话题，亦关系科技向善，将在下一篇文章推出，敬请关注。本文由「华尔街俱乐部」推荐，敬请关注公众号: wallstreet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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