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设计的蓬勃发展，要求对历史与理论开展深入研究。百年来，中国工业设计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经验，它亦步亦趋地配合工业化发展路径，并形成了与不同阶段相适配的观念。在广阔的大众生活图卷中，工业设计联系着每个人朴素的基本需求与生活理想，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切口。然而，对中国工业设计的历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从钩沉史料、厘清事实，到形成认知，以致为现阶段的中国工业设计提供参考系与推动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需要设计史学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学术共同体。本次中国现代设计史学论坛暨文献研究工作坊就以此为目的举办的。
论坛暨文献研究工作坊由《装饰》杂志、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联合主办，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烩设计网站、同济大学设计理论与创意文化研究室协办，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提供支持。论坛自8月15日开幕，持续5日。12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做了主题演讲，内容涉及中国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材料、观念、视野、路径，并有学者分享了单一类别、单一人物的设计史研究个案。从全国各大高校来的70多位青年研究者参加了工作坊，并就各自的研究计划进行了交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认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目标是“梳理事实，建立认识，达成理解，解释现象”。历史研究是学科建立的基础，而要为设计史研究寻找新的范型，首先要建立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解释。传统的设计史，如佩夫斯纳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建立在艺术史的范型之上，其特点是以“上帝视角”评判典型作品、典型人物。然而，设计与艺术的语境有巨大差异，设计的用户是普通公众，因此设计史需要更广泛的取样，发现非典型的意义，以“平视视角”去理解日常的生活世界。作为一种学科范式，设计史研究需要在知识研究的统一性标准之内，充分考虑设计史的特殊要求。
方晓风将设计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求真”是弄清物质遗存、造物过程的历史事实，并对抽象化的规律形成基本认识；
第二层“求知”是将设计放到材料、工艺、工具的技术语境与习俗、地域、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认识；
第三层“求解”是对设计达成超越审美与功能的系统认知，为理解真实世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帮助。
在演讲最后，方晓风以自己对广东可园的研究为案例，阐述设计研究理解—解释—解答的过程，为大家提供参考。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柳冠中做了名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的演讲。柳冠中教授认为，任何物都要放在系统中来认识。例如，明式家具的价值在于礼俗，目的是让使用者正襟危坐，而如果我们以舒适为标尺来研究明式家具的人机工程数据，显然就走错了方向。以此类推，以流行的“痛点”、时尚观念来衡量设计也是误导。过分看重了感官刺激，是对设计复杂性与系统性的忽视。柳冠中教授认为，设计就是创造一种更合理的生存（使用）方式的行为，必须跳出短期的欲望驱动与利益机制，立足于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用交流的基本需求。如果一味堆填人类无止尽的欲望沟壑，人类的未来生存堪忧。设计因此必须承担起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从以人为本转向以生态为本，提倡使用而非占有，推动分享型的服务设计产业发展。柳冠中教授阐释的设计系统性与伦理维度对建立正确的设计史观具有启发意义。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A）的研究员孟露夏（Luisa Elena Mengoni）为大家介绍了该馆的基本状况及其对设计史研究的支持。V&A成立于1852年，原名南肯辛顿博物馆，在1857年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装饰艺术与设计博物馆。首任馆长约翰·科尔（John Cole）参与了1851年伦敦世博会策划的，因此最早的收藏就来自于世博会。V&A的历史档案及相关网络资源向研究者免费开放，其中既有该馆自身的历史档案，也存有大量的设计师手稿及企业档案，是研究世界设计史的必去之处。“设计互联”是招商蛇口在深圳创办的综合创新文化平台。V&A作为“设计互联”创立的合作伙伴之一，为其提供专业经验支持。据孟露夏介绍，这是中国企业与英国公共机构之间的首次合作。V&A协助成立的文化机构及展馆，将于2017年10月在深圳蛇口落成，呈现V&A的精品收藏。开幕展名为“设计的价值”，分效能、成本、问题解决、材料创新、身份、传达与奇观7个主题，将陈列250余件展品，从津巴布韦纸币到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在广泛的历史与文化框架中，论述价值观对设计的驱动命题。
中央美术学院许平教授的演讲题目是“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经验——中国现代设计文献整理方法”。许平认为，中国现代设计要从经验史的角度去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塑造的独特设计经验是设计史阐发的基础。从更大的尺度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从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蜂群智慧”在推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因此在考察中国现代设计史时，要注重群体实践的研究。许平还分享了他对柳溥庆的研究案例。柳溥庆是中国现代彩色印刷技术专家，红色设计师，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照相平版训练班与上海美专接受教育。作为第二批留法学生，柳溥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赤光》杂志的装帧设计，后留学苏联，是中共六大的代表。柳溥庆在设计史上最重要的功绩是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总工程师期间主持了新中国二、三、四套人民币的印刷设计工作。许平认为，20世纪中国设计史研究存在诸多空白，还有很多像柳溥庆这样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艺术与技术人才有待发掘。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高茜副教授向与会者讲述了云南丽江纳西族文化遗产的消退与再生，高茜称之为“设计移行”。云南纳西族有30余万人，其中20万居住在丽江。纳西族信奉东巴教，因而东巴文化为纳西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历史上，东巴文化经历过两次大挫折，一次是1723年的改土归流，当权的汉族“流官”将东巴文化打入冷宫，汉文化占据主导。另一次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巴教被禁止活动，这是更深彻的一次断裂，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学者成立东巴文化研究所，尝试研究东巴文化的时候，发现东巴经书已然无人能准确释读。十几位纳西族老人释读的结果都不一致，只能靠学者运用语言学与民族学的知识再作判断。90年代，丽江旅游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为东巴文化的再生带来了生机，但也造成了东巴文字大范围的错用滥用，甚至有日本服装品牌在错误符号的基础上进行再开发。为此当地政府成立了东巴文化传习院，以明正身，确保文字的正确使用与文化的绵延。高茜副教授对东巴文化遗产的设计“移行”进行了20余年的跟踪，以亲历者的身份观察区域文化断续的微妙过程，这种人类学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当代工业设计文化的考察。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居阅时在演讲中阐发了江南园林的意义。他认为，园林的意义分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作为文人生活场景的园林承载着他们的宇宙观、价值观、生命观、国家政治观与审美观；在实用层面园林有安全、舒适与美的要求；在精神层面园林通常是文人自励、情调、解脱、慰藉、回家等精神需求的物质投影。因此，居阅时教授认为中国园林总体而言是表达意义的场所，园中的一切都具有文化含义。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顾传熙是一位从事包装与环境设计的跨界设计师，在论坛上顾传熙以“寻根”为题，讲述了其父顾世朋的设计历程。顾世朋是“美加净”“裕华”“蓓蕾”“芳芳”“幸福”“白猫”“上海”“扇牌”“蜂花”等一系列日化用品的形象设计者，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记忆。顾世朋出生于上海嘉定，最早在新亚药厂工作，画广告画，其后转入新一化工厂做包装设计，并于1957年进入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的美术设计组工作。顾世朋不是科班出身，从没有接受过专业美术教育，他是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在与胡忠彪、涂克、施文起、李咏森、李银汀和钱定一等一批前辈与同行的合作中，锻炼了对形式与工艺的理解能力。“美加净”从命名到形象都是顾世朋在1962年设计完成的，在开发中，顾世朋领导的美工组具有很高的话语权。作为一个外贸品牌，包装的品质与细节与内销产品“经济实用”的基本要求不同，红白两色的对比、对称字母的排列让它获得了清晰的品牌形象，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从国家外贸任务开辟的设计空间，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设计管理，顾世朋身上浓缩着20世纪中国设计独特的历史经验。顾传熙与大家分享的记忆是一份重要的设计史材料。
赵佐良是上海著名设计师，自1960年入行做了30余年的化妆品形象设计与20余年的酒品形象设计。他在论坛上讲述了自己的设计经历。1944年赵佐良出生于上海城隍庙，1956年进入中国福利会上海市少年宫美术班跟随虞子骏学习。1960年~1963年就读于上海轻工业学校造型美术专业。1963年，赵佐良在上海日用化学品二厂任美工，后拜顾世朋为师。其间，赵佐良参与设计了留兰香牙膏、海鸥烫发水、美加净发乳、芳芳粉饼与百雀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日用化妆品设计不得已暂停，日用化学品厂只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功能性护肤品，包装朴素简单。这一状况在“文革”结束后迅速得到改观，珍珠膏、珍珠霜等产品风靡，中国因此进入了营养性化妆品时代。赵佐良设计了凤凰珍珠护肤系列礼盒，凤凰美容美发系列包装等大量产品，在设计中注重运用新材料，注重传统元素的表达。90年代，赵佐良进入隆图设计公司工作，开拓了更广泛的设计领域，并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设计石库门老酒的品牌形象。“经典20”“荣尊30”等系列款型让石库门老酒成为上海文化的另一张名片。赵佐良的设计横跨了两三个时代，他是上海设计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左旭初先生痴迷于中国近现代商标的收藏与研究，为展示丰富的藏品，他在自己家里创立了上海工商美术博物馆。在论坛上，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近现代包装文化与包装设计”，从商标史、包装史到企业史，左旭初可以融会贯通，娓娓道来。从图样来看，左旭初区分出事件日期、政治时事、抵制洋货、先进科技、历史人物、吉祥事物六类近现代产品包装。其中，他特别提到1923年注册的兵船牌是中国商标法颁布以来的第一号商标。随后，左旭初分行业为大家介绍了人钟牌纺织品、双妹牌雪花膏、双鱼牌缝纫机、永生牌金笔、马利牌颜料的品牌与包装史。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只把目光放在月份牌上，而商业美术的范围实际更广，至少包括商标、广告与包装，月份牌只是广告中的一个分支，研究者应具备宽广的视野。
同济大学教授朱钟炎曾任上海自行车厂“永久”牌自行车的设计师。他向与会者讲述了自行车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历程。1940年，日本人开办了昌和制作所，这是上海第一家自行车工厂。解放后，政府接管了工厂，初期商标确定为“扳手”牌，后改为“熊球牌”商标，再后改为谐音“永久”。1956年末，标定车12型正式在上海大批量投产，标定车统一了国内自行车零部件规格，在中国自行车设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青年工人平均每月挣36元，而市场上最好的永久PA-13型自行车售价为188元。1962年，为加强工农联盟，“送宝下乡”，永久开发出载重型自行车，其经典的ZA-51型自行车成为邮电系统与军用系统的标准配置。到了80年代，为方便不同身高的人骑行，永久又推出了26寸的QE301型（男款）和QE401型（女款），车型时尚、色彩亮丽。除了深植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记忆中的这些经典代步工具，永久研制的公路赛车、跑道赛车还是上海队与中国队的比赛用车。中国一直以来有“自行车王国”的称号，说明中国自行车的设计制造长期领先于其他交通工具，这让自行车这单一品类成为研究中国工业设计史绝佳的时代线索。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教授、上海龙域设计公司总经理杨文庆讲述了他对中国设计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物质文明是设计创造的基础。比如，中国人根据玉、木等材料的特征延伸出人格化的联想，延存在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因此，如用新工艺进一步发掘这些材料的属性，让原本广泛使用于传统生活形态中的材料以诗意的方式再度进入当代生活，是十分有价值的设计研究问题。在材料之外，杨文庆还提到结构与意境，如南禅寺的建造，讲究侧脚、收分，以增加视觉与结构的稳定性；中国画学最崇尚气韵生动，画面中气的流动实际来源于巧妙的虚实处理、体量变化与节奏演进，这些传统的造物智慧与审美趣味均可以成为设计开发的起点。器以载道，这个词不仅有益于理解传统文明，更是当代设计师自觉的态度与责任。
华东理工大学设计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沈榆是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创建者，这是中国第一所以工业设计为主题的博物馆，本次论坛就在博物馆召开。研究者都知道中国现代工业设计史研究的艰难，很大一方面原因就是材料不易得，大量企业档案与内部材料在企业倒闭后就不知所踪。为此，沈榆奔走各地抢救史料，厚积薄发，写成了《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与《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论坛期间，沈榆讲述了他做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研究的心得与成果。他认为，观念不同于概念，不是对本质的抽象，而只提供解释现象与预见现象的作用，更具有现实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较早地体会到以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来增加产品竞争力的真谛，在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助推下加速了现代设计观念的形成。在50年代，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观念的形成主要受益于工程溢出效应，即基于“明言知识”在“意会知识”领域充分发挥。到了80年代，中国家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仅占2%市场份额，1000亿老产品积压，促使院校、企业、政府转换思考方式，催生出一场设计观念大辩论，这是中国设计观念更新的重要标志。沈榆认为，当代中国设计不仅需要来自全球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的支撑，还需要来自历史深处知识的有力支持，这是中国工业设计史的价值所在。沈榆还在论坛上慷慨地公开了大量材料，鼓励更多人参与到研究中。
中国现代设计史学论坛暨文献研究工作坊在8月18日结束，与会者在论坛期间踊跃地分享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形成了很好的交流氛围。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既要在生产场景中考察设计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又要在消费场景中辨析人与物的物理及文化关系。既要宏观地把握工业化对技术、组织、行为、观念等层面的系统推动力，从一颗螺丝钉的标准化，到整体习俗风气的变革，也需要微观地去体味设计师群体在特殊时代情境下的精神世界与交游模式。
设计作为一种介质牵连起多个知识领域，
研究者需动用各种理论工具去
剖开历史，解释真相，
这是设计史研究的难点，
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相信将来会有更多人参与到
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中来，
设计史研究会越来越
精细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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