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媒体有责任记录好、报道好，新闻是媒体人介入历史的一种方式。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报道
六个误区
面对重大疫情，需要新闻媒体发挥作用。疫情就是警报，责任不能懈怠。疾病就是敌人，疫情就是战争，新闻人必须奋起抗击。公众对疾病的认知，除自身身体体验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议程设置构建的。作为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主流媒体，应尊重受众的知情权，及时预警危机，正确引导舆论。2003年SARS疫情早期“禁报迟报”的后果使官方警醒，确立了及时公开报道疫情的全新机制，强化新闻专业精神。关注疫情通报、病例通报，以透明公开的方式为民众答疑解惑，彰显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有的角色定位，发挥媒体的“瞭望哨”预警社会功能。新闻媒体不能失职，不能没有作为。疫情面前，明哲保身不敢为、精神懈怠不想为、本领恐慌不会为、不干事就不出事，没有担当奉献精神，不积极主动投入工作，不全面履行岗位职责，新闻理想信念不牢、责任意识缺失，不仅有损新闻事业，更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媒体有责任记录好、报道好，新闻是媒体人介入历史的一种方式。疫情发生后，受众希望看到权威主流媒体发布的即时信息，亟待了解真相。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媒体要及时、客观地对此次疫情进行报道，不能失声缺位。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对于疫情中出现的官员不担当，渎职、不作为等问题，要做到针砭时弊，引导社会舆论，让受众全面客观地对待疫情中的全面情况，做到实事求是、坚守专业精神，尽可能准确、客观、平衡地报道，舆论监督在夹缝中生存，不仅数量缺少，而且力度不够。2.报道不实记者报道不实，捕风捉影或报道中出现解读偏差，出现失实新闻见诸媒体，对读者和受众产生误导，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最近疫情中的双黄连抢购事件，就存在专家误导媒体，媒体误导舆论、舆论误导公众的情况。2011年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新闻误导，比如当时某媒体没有核实“碘化钾能够防治核辐射”，同时在报道中使用“能够防治”这样肯定的词语，加剧了国民恐慌核辐射的情绪，造成了抢盐风波。9年过去，此次疫情中，国内一些主流媒体重蹈覆辙，没有吸取前车之鉴。在疫情下，各路信息井喷鱼龙混杂，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便捷高效，谣言传播也层出不穷。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急于在第一时间知道事情真相，各种未经证实的信息，特别是小道消息蔓延，一般而言分为疫情科普知识性谣言、真相性谣言和情绪化宣泄谣言。危言耸听类型的谣言容易刺激眼球获得关注度，但是也好辨别，比较难以辨别的是医学专家代言的谣言，这些谣言经常以医学专家之口，以科普形式来误导媒体和群众，以提升其可信度，造成一种权威的假象。实际上专家可能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或已被证伪，也可能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媒体在引用这些内容时，缺乏考证，从网络上照抄照搬，没有核实来源是否权威，很容易产生报道差错，媒体发布后，普通群众甄别能力有限，更无法鉴别真伪。这些谣言通过社交媒体快速发布，很多没有经过核实甄别，很多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和官方微博，在抢发新闻热点的时候，为追求新闻时效，将这些谣言进行二次传播，经过主流媒体的刊发和转载，获得权威赋权，这些谣言的负面危害进一步被放大。融媒体环境下，不实内容在网络的开放和交互环境中，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谣言的传播具有变异性和新生性，在扩散与裂变中加剧危害性。这对媒体如何规避谣言提出更大挑战。主流媒体要承担社会责任，在谣言的规避中发挥作用，报道事实真相，引导舆论，降低负面影响。3.渲染恐慌公众因风险而产生焦虑，由于对媒体的信息依赖，误将拟态环境作为真实环境去感知，媒体对风险的过度呈现会引起受众的恐慌心理。疫情情境下，如果主流媒体刊发过于惊悚刺激性的报道，会让受众产生恐慌应激反应。武汉肺炎是突发性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媒体无节制地发布刺激性、恐惧性内容，很难让受众消除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猜测，强烈的冲击现场，拍摄遗体和面临生死危机的临终患者，激烈的、极端的危险与防范的叙事报道框架下，人们的恐惧感也会加剧。面对潜在威胁，会有很强烈的代入感，感同身受，产生焦灼、恐慌。施拉姆认为，传播是个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群体焦灼具有传染性，对媒体报道的情景和行动都有传染性。不少媒体充满戏剧性、冲突性以及大规模惊悚性的新闻报道，会令受众陷入群体性恐慌。这些报道内容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传播，恐慌所带来的惊悚记忆难以消除。主流媒体不能为了追求新奇、轰动的新闻，而断章取义、急功近利收割流量。主流媒体要考虑负面信息后的舆论疏导，正视恐慌的危害，及时披露疫情的进展，介绍疫情的真相，教给公众预防的方法。在报道现场事实的情况下，避免对风险事件放大，强化风险意识，要寻找合适的角度，把握好信息内容的数量、质量、角度、尺度、报道节奏，避免引起受众恐慌。媒体需要真实报道，但是注意不要放大焦灼、不要为博取收视率和点击量而大肆渲染、刻意炒作，需要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安抚可能产生的恐慌情绪，及时进行疏导。 4.灾难当喜事报谄媚官员无视灾民，报喜不报忧，灾难当喜事报，只讲防疫取得的成绩，夸大造假，投机取巧，谄媚地方官员，只讲成绩，不讲问题，营造有功无过的假象，无视疫情灾难，夸赞表扬过度，提不出一点批评意见，八面玲珑。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疫情灾难中，也不忘给地方官员拍马屁。在报道呈现中，对灾难本身笔墨少，大部分篇幅集中在地方领导闻讯后，如何采取紧急措施、积极抢险抗灾上面，灾难当作喜事报，受到感染的患者不是他们的报道主角，一线医护人员不是他们的报道主角，领导才是他们报道的重心。这些报道内容播发出去后，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 5.刻意煽情很多媒体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煽情新闻”泛滥。对重大事件、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应注意把握分寸、时机、力度，煽情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感情渲染，通过一些言行来煽动某种情感或者营造氛围等，吸引人注意，博取同情。做新闻，永远不是比谁更会煽情，新闻报道过度娱乐化、过度戏剧化，会导致失真，新闻是真实的，它和戏剧有本质区别。疫情之下，“武汉不哭”“武汉擦干眼泪”等煽情内容，有消费灾难之嫌，缺少客观理性，过度煽情使灾难叙事变为“抹眼泪比赛”，专注于悲情渲染，刻意营造艰苦环境下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同时“祈祷式”煽情传播无处不在。媒体记录的时候不要刻意渲染悲情，进行煽情式戏剧化、表演式、演绎式呈现。煽情刺激的手法会带来负面效应，比如为达到煽情效果，忽视受访者心理，强行采访，将伤疤一揭再揭，强迫受采访者一次次回忆起恐怖、悲痛场景，展现悲惨，采访对象成了记者随意摆弄的比惨道具。疫情灾难报道，要尊重采访对象的“隐私”，“最小化伤害”“同情与怜悯”但不是故意渲染悲惨，坚持生命至上，敬畏逝者，避免给当事人、家属带来“二次伤害”。报道要融入爱心和真情，不要虚情假意地利用采访对象，达成故意煽情的所谓“戏剧效果”。6.“妖魔化”疫区群众担心自己染上病毒，大搞地域攻击，将灾祸全归因于武汉民众，丑化与歧视武汉人，贬低武汉人民的形象。彰显自己的所谓优越感，加深武汉人的羞辱感，不顾及湖北人民、武汉人民的心理感受，给当地人民的伤口上撒盐、心口上捅刀子。湖北人火热又耿直，好体面、好情面、好场面，湖北位于汉江平原上，因长江、汉江而繁荣，孕育出特殊的楚文化。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武汉人是宽厚容忍的，武汉人的性格又是火热的，爱恨分明，性格充满辣味，为人友好、善良，有自己的原则，性格耿直，直而不冲，筚路蓝缕、敢为人先，坚韧执着！从1998年的抗洪精神就可以看出武汉人的风格，再难都能挺过来！大武汉，仍然是华中第一名城！在最近的疫情报道中，很多媒体发表有关武汉人、湖北人的负面新闻，渐渐就把湖北人的形象“妖魔化”了，造成湖北人、武汉人就是祸端始作俑者的偏激不实刻板印象，这极大地伤害了湖北人民、武汉人民的感情，媒体应该反思。媒体妖魔化湖北人、武汉人既不利于团结，也有失新闻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这种叙事表达不客观、不真实公正，制造一个国家下的地域隔膜，背离并损害公正、正义！
新闻记者如何正确报道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