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工运 | 创生与成长——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三十二）
中国工会史是中国近现代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折射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发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动员工人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谱写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历史华章。
即日起，小午为您带来钟恭訄先生的工运史话连载《创生与成长——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让我们一起重温中国工会波澜壮阔的工运史。
纺织工人英勇罢工（下）
上海是中国工业的最大中心，以纺织业、造船业、铁工厂、香烟工厂为最多，有三四十万新式工人，但当时却几乎没有一家真正的工会组织，除海员工会外，仅有一南洋烟草职工会。上海工会不发达的原因：一是由于租界侦探密布，压迫很严，而且他们从本国的工人运动中已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工人运动的经验。二是由于帮会势力较大，如青帮、红帮等，包含了巡捕、侦探、工人、流氓等，许多工人要找工作得由帮会首领介绍，组织工会相当困难。三是由于纺织业技能简单，很多失业人员从各地投奔上海，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人处于弱势，行动有所顾忌。
鉴于上海的工运形势，中共中央先后派李立三、项英、杨之华等到上海，充实干部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们与先期来到这里的邓中夏认真研究上海工运状况，迅速开拓上海工运的新局面。
早在1923年春，邓中夏应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之聘，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先后聘请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安体诚、李达、任弼时等来校授课。国共两党联合开办的上海大学就成为党培养革命和工运干部的基地。1924年春，上海大学增设平民夜校，迈出了教育和发动工人的重要一步。同年5月，在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于右任为主任，李立三、杨之华等为委员。于是，共产党以上海大学为根据地，运用长辛店和安源工运的成功经验，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工人集中的地方办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组织和教育工人。随之以这些学校中涌现出的先进工人为核心，逐渐向建立工人团体过渡。1924年9月起，先后在上海创建了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杨树浦"工人进德会"。半年时间，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许多工厂中建立了组织，发展成员近2000人，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重要策源地。
沪西工友俱乐部是由共产党员刘贯之、孙良惠等人在纺织工人集中的小沙渡办起来的，自从李启汉被捕后陷入沉寂的小沙渡，再次热闹起来。俱乐部办有识字班、补习班，入学的人不限定会员，凡是工人均可入学，一律不收学费。俱乐部的宗旨为："互相帮助，共谋幸福"，规定会员互相保密，不对外公开姓名。俱乐部还经常组织演讲，项英、刘华等人都到这里给工人上课。很多工人陆续前来打听，有的询问俱乐部的作用，有的询问参加识字班或补习班的手续，有的想找俱乐部的人谈天。工人要求参加识字班的非常多，因为房子太小，虽然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好几个班，仍难满足工人的需要。刘华经常从清早忙到深夜，每天忙得吃饭时间都不易空出来，休息就更不用说了。
俱乐部的名声越来越大，请求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一天天增多。不到40天，同兴纱厂工人秘密加入俱乐部的就有300多人。内外棉三厂、四厂、九厂和日华纱厂等日本纱厂，还有几个中资纱厂也有工人秘密参加了俱乐部组织。在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内，俱乐部会员发展到将近2000人。
刘华演讲水平很高，工人都喜欢听他讲话。有一次刘华讲一个女工遭受资本家虐待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不少听讲工人落下出眼泪。又有一次刘华讲述某工厂洋人监工如何辱骂工人，毒打工人，把工人不当人看待，一位听讲工人当场怒不可遏，高声喊道"我们去打死这个狗腿子！"许多工人连说"对！对！"
当时，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小沙渡的这些纱厂属于一个名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这家公司资本雄厚，在日本、青岛、上海共有15家工厂，在上海小沙渡就有11家。资本家对工人非常刻薄，工人每天要做12小时的工，一个班是一天站到晚，或是一晚站到天亮。工人实在疲倦不过，稍有打盹，监工（No.1，被音译为"拿摩温"，也有人译为"那么浑"——显然这个更为传神）不容分说抬手便打。有些厂里甚至上厕所都要领木牌，五、六千人的工厂，木牌却只有两块，工人大小便偶然多几次，或是多耽搁些时候，也是拳脚交加。还要随口乱骂"亡国奴"、"贱种"。对于女工则是任意侮辱，随心打骂，对漂亮的任意调戏。至于工资，不但没有随物价的高涨而增加，反倒还随意克扣。上海的柴米一天比一天贵起来，工人实在不够养家糊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即使这样，资本家还不满足。他们养了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从小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开除出去。资本家之所以有恃无恐，一则因为中国工人生活程度低；二则中国劳动供过于求；三则中国工人都是初从乡下进城的失业农民，没有职工运动的经验；四则军阀压迫，禁止民众的政治自由。所以中国工人工资既低，工作时间又长，这些日本资本家可以安然地在这里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启蒙之下，劳动者已经不再"驯服"了，同兴纱厂工人首先起来斗争。1925年2月1日，同兴纱厂老板没有任何理由，便一次辞歇成年男工30多名，代之以养成工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忿怒的工人们向厂方提出抗议，而资本家不容分说，将粗纱间全体工人八十80余人尽数开除。别的车间工人睹此情形，甚为气愤，忍无可忍之下开始反抗。
项英召集俱乐部会议，决定2月4日实行全厂罢工，俱乐部作出布置：先设法让发电机停止送电，以停电为信号，各车间的机器跟着停止运转，工人就立刻实行摇班（罢工）。
在同兴纱厂的西边，租界之外，隔苏州河有一片很大的荒地，地名叫做"潭子湾"。刘贯之向俱乐部建议，这是个罢工工人集合好地方。项英、刘华前往察看之后，决定把这里当作集合场所。
1925年2月4日，同兴纱厂照例发放工资，但是厂方借故拖延时间，这就更加激怒了全厂工人。上午11时，刘贯之暗地潜入动力车间，关闭电闸，割断电线，用木棒打坏发电马达。电源一断，各车间的机器停止运转了，全厂电灯熄灭了，各车间的负责人发出信号，宣布摇班（罢工）。各车间工人们随即捣毁机器，割断纱组，纷纷离开车间，成群冲出工厂大门。下午1时左右，全厂的日班工人都到达潭子湾空地上集合完毕。
刘华对工人们发表演说，说明沪西工友俱乐部完全同情同兴纱厂工人朋友们的遭遇，完全赞成工人朋友们举行的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决心全力支持同兴纱厂的工友们，直到罢工胜利。工人中上过俱乐部听讲演或识字班的都认识这位刘先生，热烈拥护刘华的演说。随后，李立三和杨之华也向工人发表演说，博得很多掌声，尤其是女工，因为杨之华以妇女身份的演讲，说到了她们心坎里。
2月5日，工会在潭子湾举行第二次大会，刘华代表工会向资本家提出6条要求，包括不准殴打工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延期、无故克扣工资、加工资十分之一、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同时规定工人每天都来潭子湾开会。散会后，派刘贯之为正式代表，将工人的六项要求送交同兴纱厂。
同兴纱厂日本资本家起初瞧不起工会和工人，认为这些穷棒子们闹不出什么花样，翻不了天，所以不仅不接受工人的要求，还以关闭工厂相威胁。鉴于同兴纱厂日本资本家态度顽固，于是工会决定闹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瞧瞧，先是派出联络人员到其他日本纱厂进行鼓动，寻找机会发动工人，争取支援，又到各学校进行呼吁，争取学生的同情和支援。
内外棉第三厂首先起来响应同兴纱厂的工友。2月9日，日本领班用脚踢伤了一名童工，激起工人的忿怒，于是这天中午工人就踢伤童工的事件提出抗议，并实行摇班。全厂工人纷纷响应，各车间很快地都停止了工作，工人蜂拥出厂。资本家见势不妙，急忙关上工厂大门，致使一小部分人冲出厂外，而大部分工人被困于厂内。冲出厂外的工人跑到潭子湾，向俱乐部报告罢工的情况，请求支援困在厂内的工人。正在开会的同兴纱厂工人群情激昂，决定前去援助。刘贯之率领四五百名工人，渡过苏州河直接进入租界，转往内外棉三厂；孙良惠率领一部分工人从新闸桥进入租界，邓中夏也随队伍前进，队伍走近租界时，淞沪警察厅早已派出大队警察，禁止工人进入租界。工人向前行进时，双方发生冲突，有四五十名工人被捕，邓中夏、孙良惠也被捕了。
刘贯之的队伍从渡口利用渡船进入租界，所以警察没有拦住。他带领队伍一直冲到内外棉三厂大门口，厂内的工人听到厂外有队伍来接应，齐声高喊"打出厂去！"双方里应外合，厂外的工人们把看门的日本人和狗腿子打走了，厂内的工人打毁了门锁，并且把机器捣毁，冲了出来。全体罢工工人集合在潭子湾广场，举行罢工大会，表示全体工人愿意与同兴纱厂工友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不获胜利决不终止。
罢工的消息传入上海各工厂，引起了工友的共鸣。几天之后，工潮迅速扩大。2月10日早晨，内外棉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厂的工人罢工，支援同兴纱厂工友；2月11日，内外棉第四、第五厂的工人罢工，表示响应。两三天之内，许多工厂都采取"打厂罢工"的办法，把厂内机器捣毁后，相率出厂集会。小沙渡地区的日本纱厂大半都卷入工潮之中。2月12日，工潮影响到了曹家渡，丰田纱厂的工人自动罢工。随后，杨树浦地区的大康、裕丰、公大、东华等日本纱厂的工人也都相继罢工。到2月18日，罢工的日本纱厂共有22家，几乎所有上海日本纱厂都加入了罢工阵营。
罢工工人集合于潭子湾举行大会，各工厂都先后成立了工会。经各工会联席会决议，成立各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公推刘华担任联合办事处总干事。这个工会联合办事处，实际上就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原班人马。
罢工工人每天在潭子湾集中，刘华、杨之华等轮流向工人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与此同时，工会加强了纠察工作。成立纠察队维持工人秩序，防止破坏分子捣乱，如遇工厂老板指使流氓混入工人队伍进行破坏活动，立即加以制裁；遇到个别工人私自复工，上前加以劝阻，对他们说"大家要抱义气，你们若去上工，对得住捕房中工友吗？"私自复工的工人都接受了劝告，决心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到底。
2月9日在苏州河西岸新闸桥附近与警察的冲突中，邓中夏、孙良惠等五、六十人被淞沪警察厅捕去。刘贯之代表工会前往警察厅交涉，向警察厅说明工人罢工是为了反对东洋人虐待中国工人，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同情工人、援助工人。同时向警察说明，工人罢工后并未扰乱社会秩序，也未妨碍警察职权，警察厅没有理由逮捕罢工工人。经过几次交涉，罢工的工人又一天一天的增多，警察厅对工会的要求不敢置之不理，所以从2月13日起，将被捕的工人陆续释放，只留下邓中夏、孙良惠仍被扣押。刘贯之又会见了淞沪警察厅厅长常之英，要求立即开释邓、孙二人。常之英说，邓、孙两人不是工人，而是学界中人，他俩带领工人闯闹租界，好像有"赤化"嫌疑。刘贯之又前往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访晤该会会长潘东林，要求潘东林出力援助。经过几次交涉，潘东林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答应接受工会的委托，代向警察厅交涉。潘东林对警察厅提醒说，"假如不立即释放邓中夏、孙良惠二人，闸北几万工人就要暴动，那样的话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警察厅权衡之下，不得不把邓中夏、孙良惠二人释放。
罢工工人每天在潭子湾开大会、搞演说。资本家就指使松沪警察厅故意发难，几次派大队警察包围潭子湾，试图冲入工人集结地区。刘华、项英等看到了警察厅的软弱卖国行为和警察多数具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的矛盾，派代表向警察交涉，同时组织工人群众向警察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罢工是反对东洋人压迫中国人，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上海警察是爱国的，是有良心的，是会同情和支持我们工人的。"警察见此情形，始终不敢对工人动手。还有一些警察被工人感动，对工人说"我们虽然奉命而来，但绝不愿意危害工人。"
从前毫无组织的工人，一旦组织起来，就显出革命性与团结性。工潮不断扩大，资方终于计穷，资本家意想不到工人有如此的能力，不得不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双方互相来往商谈了许多次。资方起初还想敷衍拖延，工会则通过上海各界罢工后援会，公开提出口号："抵制日货，日本纱厂搬回日本去"。日本资本家认识到，这次的工潮已不是从前年代里的工潮，工人已经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同时工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假如不从速解决，激起上海各界甚至中国全面实行抵制日货是很有可能的。日本资本家这才表示愿意认真进行谈判，并主动要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经双方多次协商和斗争之后，签订一项"修正案"，达成如条件：一、不许无故打工人；二、酌量增加工资；三、不许无故开除工人；四、废止储蓄制度，发还工人原有储蓄金。基本上答应了工人的大部分要求。
1925年3月8日，工会代表声明同意修正案。淞沪警察厅也当场宣布释放被扣押的罢工工人。日本纱厂代表声明保证22个纱厂完全履行总商会所提出的4个条件。于是工会代表宣布，工会决定命令工人于3月9日正午复工。
这次大罢工坚持35天，宣告胜利结束。
编辑：刘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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