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医生不能安心，整个社会怎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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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西润

来源：群学书院  微信号 sacademy

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01

爱有多不忍，恨就有多伤人

四天前的那篇小文《大学老师从不加班，因为他们从不下班》在网上引起不小的动静，当然吐槽的读者也大有人在：你以为只有大学老师辛苦吗？医生呢？警察呢？环卫工人呢？

说实在话，刚开始我还挺矫情，觉得他们白天不懂夜的黑，直到昨天在朋友圈看到上面这张照片，有点心理防线一下子被击溃的感觉：这位南方某医院的大夫，怀孕五六个月了，医院里人手不够，她骗老公说出门办点事，然后顶着输液袋在医院里加班。

大过年的，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刚想默念一句“善哉”，击穿心理下限的消息又来了。这是几乎同时发生另一件事：紧密的手术室大门，门内正争分夺秒，门外却在磨刀霍霍。短短26个字的不经大脑的“暴力声明”，像刀一样扎进了每个医生的心。两相对比，你会觉得，中国有些医生与病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两种人。

发布者本人说，他哥哥正在做骨科手术，这么说“只是希望得到亲友的关注，并且对他哥手术后多些关心和鼓励，并无他意”，尽管他事后贴出了道歉声明，但就像网友们评论的那样，用句俗话说，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

02

有人医病，有谁医国？

这是上海市瑞金医院心脏外科病房的一个重症监护室。

墙这头，一堆小板凳是病人的家属晚上坐在这儿守夜的。有的人说，在这面墙下听到的祷告，比全上海教堂里听到的还要多。

墙那头，是监护室的大夫、护士和病人，对他们来说，和墙外的家属一样彻夜不眠，是家常便饭：监控仪上各种数字的每一次波动，或许都事关一条生命的存殁。

然而，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点，似乎还有一堵更坚硬的无形的墙堵在医生与患者之间。这由无知、偏见、暴戾、怨恨、私利和缺乏沟通铸成的心灵之墙。

今日中国，医患关系仿佛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死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千头万绪无由下手。然而仅仅就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杀医声明”而言，实际已经超出了医患矛盾的边界，而成为法律问题，症结之一或许在于：我们的违法成本是不是太低了？

这是澳大利亚的一家医院的宣传画，监狱里躺着一名陷入沉思的犯人，上面醒目地写着：如果你认为攻击医生、护士甚至抢救人员是被允许的的，那我们将给你最多十四年的时间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在中国，医生是极少数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职业，却也是最被污名化，公共形象最分裂的职业：只要手术成功，他们就是天使；一旦手术失败，他们就是恶魔。医院是极少数全年无休的公共机构之一，却也是肢体暴力和言语暴力最常攻击的对象。据说，一百年来唯一没有遇过医闹的大夫，是佛山的武术家黄飞鸿。

如果一个劳动高强度，工作高风险的职业群体，一方面无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合理收入，另一方面还要时刻提防被怨恨冲昏的头脑造成的身体暴力，后果只能是职业声望的急剧下降，人才蓄水池的急剧干涸——2014年，协和医科大学计划广东招10名理科生，投档只有4人；广州中医药大学计划招生2384人，投档只有814人；广东中医院计划招1807人，投档只有485人。

复旦一位医学博士这样写道：医疗资源少了，能分配给每个普通人只会更少；没了医生，看病不但更难，还会更贵；砍了医生，病还是不能治好；烧了医院，人也不能起死回生。

不要忘记，医生和患者，本应是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叫做疾病。

03

从前把魔法当医术

今天把医术当魔法

他叫沃纳·福斯曼（Werner Forßmann，1904-1979），德国医生。1929年，他刚从洪堡大学毕业，在柏林附近一家医院做见习医生。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全世界医学界仍有一个谁都不敢进入的神圣禁区：心脏。人们觉得心脏停跳就一定代表着人的死亡，外科大夫的手术刀是不可能到达的。

25岁的见习医生福斯曼不信邪，做了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他找了一根极细的橡胶导管，插进自己的静脉，然后就一直捅一直捅，直到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那意味着导管可能是进到心脏里面了。这时，他让同事拍了一张X光片。结果清晰的显示，一个异物进入了心脏。

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导管是可以通过血管进入到心脏，因此，一些药物就可以直接注射进去，进行外科的干预。正是这个不要命的实验，让福曼斯在27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1929年到今天，不到一个世纪，现代医学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呢？ 以心外科为例，医生们发明的神奇机器体外循环机，已经可以让人在不呼吸和心脏停跳的情况下，依然存活。道理很简单，通过导管把静脉血抽出来，然后经过循环机处理成动脉血，再打回到人的体内。医生可以趁这样的间隙进行心脏的缝合。

看起来，现代医学发展，似乎已经让人们长生不老的愿望指日可待！

但是，很遗憾，这是天大的误解！而这个误解，直接关系到医患矛盾更深层次的原因：不同的人，对现代医学功能与局限的认知，乃至有关生死的哲学观，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04

他是病死的

还是治死的

65岁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常常向人讲起三十几年前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病例。

那时，何裕民在一家县医院急诊科实习，一个农村小伙子骑着车来看病。查看了白细胞检查单后，何裕民怀疑是白血病，告诉患者要立即住院治疗。小伙子立马又骑着车回到离县城15公里的家，拿了被褥和暖水瓶，然后再骑回医院。第二天开始，小伙子接受了大剂量化疗，第四天晚上，人就走了。

何裕民说他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两天前他还能在一天之内骑车来回45公里呢！结果一化疗人就没了。但那个时候，不论是二十几岁的何裕民还是资深的大夫，都不敢想一想，这个小伙子，究竟是病死的，还是治死的？

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发生恐怖袭击事件，31位平民死亡，超过140人受伤。国家卫计委在最短的时间里，从协和医院调集了普通外科最好的专家去现场救治伤员。结果呢，有网友们就开始喷了，说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派普通的大夫，不能派高级的大夫吗？

如果说，何裕民的困惑，已在医疗伦理与医学哲学层面让人困惑；那么，当部分网民认知水准，还无法区分“普通外科大夫”和“外科普通大夫”的时候，一切医患之间的“深度沟通”，恐怕都是奢谈。

也就在2014年，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心血管研究专家，在当年的科协年会特邀讲演中，提出了震惊舆论的观点：医疗对人体的健康所起的作用，不会超过百分之八。

在韩启德看来，我们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正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

接下来的逻辑，就顺理成章：既然有了魔法，为什么治疗达不到预期？为什么还有误诊误治？为什么不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凡此种种对医学乃至医生的错误期待，在增加了对病患自身过度诊疗的同时，也是医患纠纷，伤医甚至杀医悲剧的深层根源。

05

喝着三聚氢胺牛奶，吸着重度的尘霾，吃着各种添加剂，顶着各种无边的压力，我们当然会病。但要记住，很多疾病的原因至今不明，这不仅仅是医生的无知，是全人类的无知；九成左右的疾病无法完全治愈，这不仅仅是医生的无能，是全人类的无助。面对这种全人类的无知与无助，医生当然负有最大的责任，但患者应该做的，是彼此信任勠力同心，而不是相爱相杀势如水火。

平日对健康的忽视，对死亡的极度畏惧，对医学不合理的期待，对疾病本质的无知，特别是医学科普教育和医学伦理普及的缺失……所有这一切，既是医患纠纷潜在的社会心理根源，也是所谓“功利化医疗”大行其道的诱因——我们对各种名牌了若指掌，但对我们的身体知道多少？包包和首饰，可能越贵越好，但是手术与用药，绝对不是越贵越好、越多越好。

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我们需要医改，需要体制上的改变，这个没有错。但是体制改变之后，是不是医患矛盾就自然地缓解了？至少，在我们的医学基本常识和医学伦理被普及之前，这个矛盾依然会存在，信任恐怕很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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