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中国的「现代化风险」：民族分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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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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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导读

近来，以霍去病教科书、成吉思汗挂像踩踏判刑、回族佛学网等为代表的网络舆情事件，开始冲击大陆舆论。这种舆情浪潮的背后，是形成于满清君主国时代的中国版图，在布尔什维克普世价值观退潮之后，所面临的现代化风险之展现。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版图建立于满清旧君主国的合理性基础之上。

在满清帝国时代，中原、满洲、蒙古、西藏因对满清君主的共同尊奉，而被整合成一个国家联合体——这是一种现代人眼里不可思议的政治结构：

对于中原来说，满清君主是至高无上、值得士人敬奉的传统中原皇帝延续；对于蒙古各部来说，满清君主不仅仅是蒙古各部的庇护者，更是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血脉和事业的继承者（清帝与蒙古黄金家族联姻，每一代清帝都有蒙古尊号）；对于藏传佛教的西藏来说，清帝则被视为“文殊菩萨”的转世，乃藏传佛教和藏人的现世代言人和庇护者；对于南疆，清帝则是伊斯兰教钦定的圣裔统治者，对清帝的服从就是对安拉的虔诚。

就这样，中原、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各部，以各自传统文化框架下的政治效忠体系，通过满清君主一人维系成一个大清帝国。这样的国家结构，实际上是古老的旧君主国法统，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认同。

对于大清来说，满清君主的政治枢纽作用如同奥斯曼帝国君主——即对于塞尔维亚、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来说，奥斯曼君主是东正教的凯撒，对于突厥人来说，奥斯曼君主是游牧武士们的苏丹首领，对于阿拉伯、库尔德人来说，奥斯曼君主则是逊尼派世界的哈里发，整个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建构在各个民族对一个君主的忠诚基础之上的；同样类似的还有奥匈帝国，哈布斯堡君主既是匈牙利人的国王，又是奥地利人的皇帝，还是波西米亚和克罗地亚人的庇护者。

“身为苏丹；穆罕默德的子孙；日月的兄弟；上帝的亲孙和代言人；马其顿，巴比伦，耶路撒冷，上下埃及等王国的统治者；帝中之帝；万王之王；从未失败的超凡骑士；耶稣基督神墓的坚定守护者；真主亲选的笃信者；穆斯林们的希望和慰藉；基督徒们的伟大守护者，我命令你们，扎波罗热的哥萨克，自愿向我投降并不再反抗和以攻击来侵扰我了。”

——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写给扎波罗热哥萨克的信，不仅仅显示出苏丹的傲慢，更展现出一个典型多民族古老君主国的政治架构，多个群体和邦国通过对一个君主效忠的旧观念维系成一个帝国

对于这种旧君主国来说，满清君主、奥斯曼君主和哈布斯堡君主及各部对其的忠诚，对于维持国家形态的完整性，是无可替代的（今天的英国也颇有雷同之处，都属于旧君主国向新国家的遗留）。因此，就像历史所展现的那样，一旦旧的满清君主，在革命党的压迫下退位，遍及蒙古西藏的边疆少数民族分离浪潮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1949年，仲共以布尔什维克的普世意识形态赋予了各个民族统一的革命身份认同，进而将其整合起来，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共同体。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这个国家将各个边疆民族与中原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再次面临中断的风险——毫无疑问，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风险。

当共有的身份认同的消逝之后，大众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解读，必然就会出现巨大的分歧甚至冲突：部分蒙古人会认为成吉思汗是其凌然不可犯的圣祖，部分汉人则将这位进略中原的大汗视为屠夫，当这两种认知相遇的时候，足以激发冲突；同样类似的是穆斯林与不信教的世俗人之间因饮食、起居习惯不同导致的分歧与矛盾。

尽管这些冲突，现在看来都属于文化宗教冲突的范畴，但是文化宗教冲突作为一种成本极低，影响持久的冲撞，足以在冲突双方的内心之中播下隔阂的种子，并使得彼此的共情和认可度越来越低——就像在南斯拉夫内战中所看到的那样，在特定情况下，吃饭穿衣的习惯就可以成为彼此仇恨甚至攻击的理由。

所以，近来出现的民族舆情事件绝对不应忽视，此类事件的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燎原之初的火苗，这预示着一种危险重重的发展趋势——即曾经在清末大崩溃中萦绕这个古老帝国的分裂威胁，将有可能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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