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丧事中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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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亚洲 来源：湘见不晚 xjbw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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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如同一个特定时代的症候，裹挟着年味的“返乡日记”从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拢聚而来，每一篇返乡日记里，呈现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将“另一个中国”的疲惫示众。

我们从来不吝啬对乡愁的抒情，游子们如候鸟般回到故乡，意欲寄情于故乡的一草一木中，但是，当真正走近时，所有的乡愁竟然只是不曾离谱的幻想。

我素来不赞同如此几近格式化的“返乡”，无论是谁看到的故乡，都不是一夜之间的“沧海桑田”，落败也好，凋敝也罢；从城市到乡村，从喧嚣到沉寂，都不是没有任何的过渡，从村口走到村尾，你所看到的乡村，正是你我所身处的中国，正如那句话——所有的乡村问题，都是中国问题。

是的，故乡终究成为不了所有人的想象之地，所有的无奈与无力，再高蹈的直抒胸臆，再矫情的情绪泛滥，不过是所有现实最真切的投射。

春节期间，我经历了一场丧事。

爷爷是大年初一早晨不幸离世的，根据乡俗，在初三之前，是不能向外透露任何风声的，因为我家所处位置没有左邻右舍，要隐瞒这个消息并不难，尽管家中弥漫着悲伤，但来来往往者，似乎没有多少人看出异样。

但仅仅是过了一天，初二一大早，乡里平时操持红白喜事的掌柜，就前来“拜码头”了，几乎没有任何寒暄，便直奔了主题，很显然，这是一笔他们不想错过的生意，随后赶来的竞争者扑了个空，开始自责自己为何没有早点来，不应该被礼数所束缚云云，他们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我至今仍然不知道。

在这天早上，各路“神仙”蜂拥而来，杀猪的，卖鱼的，摆设灵堂的，然后便是轮番讨价还价。看得出来，他们显然已经建立了利益同盟，占得头筹者，成为了利益的再次分配者，那个铃声无比尖脆的老人机，成为绝对的信息枢纽。

一切很快开始运转起来，红包成为绝对的主旋律：送来桌椅板凳的、搭设帐篷的、杀猪宰羊的，凡此种种，只要涉及到此事的，必须红包先行，还美名其曰得“二十四孝”。新春佳节，讨个红包，本身倒也不奇怪，但动辄便要个红包，多少让人觉得不是个滋味。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乡土社会是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  

当满爷爷在给爷爷沐浴更衣前，直言要红包时；当未出五服的叔叔伯伯们，以红包来要挟轿夫时；当从竹林里砍邻里的一根竹子也要奉上红包时；我所听到最夸张的是，在某户人家那只是借了个扳手，居然也要红包。我知道，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秩序，已然崩塌。

原来扑了个空的竞争者，居然分得了一杯羹——搭建帐篷，竞争者间是如何达成了这般默契，我无从知道，但却也让我理解了，那晚在筹备丧事时，一个亲戚为何如此强烈地要求就近外包丧事。此中有一个我无法看得懂的江湖。

爷爷生前便喜欢热闹，按照爷爷生前的遗愿，白天是要请法师来念经拜忏，五位“法师”在灵堂内敲敲打打，嘴里念念有词，带着孝子一拜再拜。一节下来，五人围坐在一旁，嘻嘻哈哈，催促着主人家赶紧发烟。

晚上则安排“乡村演唱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丧事上的演唱会，以前更多的是渔鼓，近十位红男绿女，在临时搭好的戏台上，激情四射，锣鼓喧天，当然，中间自然少不了各种恶俗的黄色段子，台下从四处赶来的村民，看得不亦乐乎。而接连三晚，都是不同的演员，但在每一场的开场白后，都会变着各种法子向主家索要红包，哭丧、打家观，前一秒还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后一秒已经明目张胆地索要红包。

（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几百米）

我无从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到的名单，居然能按着名单一个一个来索要，忍无可忍之后，我尝试着跟其中一人理论，但仍不奏效，我干脆让弟弟关掉其中的一个电源，让台上喉要红包者尴尬地哑着嗓子，引来台下自然是哄笑一堂。

热闹喧嚣过去，便是难熬的守夜环节。除了家里人外，还不乏其他的守夜者，他们都是附近的乡民，以老者居多，他们要么围坐在牌桌前，要么便是围观在侧，要么便裹紧大衣，闭目养神，当然，他们守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60元的守夜费。

后半夜越来越冷，许多老人明显体力不支，开始打瞌睡，但当我们开始发放夜宵时，他们几乎能从座位上弹起来，蜂拥过来，把瓜子和糖果塞入口袋，似乎没多少人在嗑瓜子，他们用手护着口袋的零食，两眼无神地盯着其他人。一直撑到天亮，领到了守夜费后，满足地离开。

据说因为守夜标准比其他地方稍高，第一晚只来了20多个人，第二晚便来了30多人，其中一个是我家附近刚刚过完六十大寿的大婶，院内堂屋前铺满一层子孙们给她祝寿放的鞭炮和烟花筒，而摆完生日宴席后，她便为了60块守夜费熬了个通宵。

最后两天有两场正式的宴席，一场持续到凌晨三四点的法事。宴席该上什么菜，哪道菜何时上自然是有规矩的，不过，这显然不是一场热闹的饕鬄大餐，更像是热闹的集体分食。

坐在一起吃，总归是有人吃得快，有人吃得慢，有人胃口大，有人胃口小，那最“公平”的方式，自然就是谁都别吃，先均匀分开，所以在安排席位时，一定是要有讲究的，有口舌冲突的不能分配在一桌，不相识的也不能分一桌。

而在分菜时，如何找出能分得均匀的人，又是有讲究的，不过，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值得信赖的人已经足以确定，不能不说，分菜时一门技术活，但似乎从来没有哪个桌子因为此事闹出什么不愉快。

临出殡的那个晚上，所有人都折腾得疲惫不堪，做法事的人在后半夜却变得格外精神，以法事之名的索要红包，来得不容分说，一屋子的人每个人被“要求”进贡红包，我狠狠地摔下一个五块钱的红包，只听到他在后面絮絮叨叨嫌红包少。

第二天的追悼会上，闹闹哄哄，跪在灵堂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祭文，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感念灵堂内即将出殡的老人，那天，送葬队伍浩浩荡荡，鞭炮炸个不停，一切按部就班，一切顺利妥当。

在山上的烟火缭绕中，所有人迫不及待地脱下孝布，几乎没等得及鞭炮声停下，各路人马开始站在棺木前向主家轮番奉送好话，有的顺溜得如一碗白开水，寡淡无味，有的吞吐得如那一山的茅草，唐突无趣。

一场持续八天的丧事，原本预算六七万，最后花费超过十万。无意于评判是否太过铺张浪费，只有经历此事，才会明白，在特定的环境下，一切有着它深刻存在的逻辑。无论是对逝者，还是生者，即便有些礼俗秩序已经消逝，总会有新的价值体系递补而来。

这就好比那些在大城市写字楼里的linda、Mary、Justin遵循着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回到农村的桂芳、二饼、狗剩则面对属于乡村的“秩序”，虽然名号、形象大有不同，但是这些在故乡发生的改变，其实早已发生。

从城市到乡村，或以悍然侵蚀，或以迂回包围，都无不烙上了同祖同宗的痕迹，比如官场潜规则，比如生意场潜规则，比如办公室的生存法则，有哪一桩不能从乡村中找到映射呢？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返乡日记里慨叹乡村的没落与沦陷时，是否只是对城市逼仄与冷漠、虚浮与失序的再嗟叹呢？是否隐匿着许多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一个原始朴素的乌托邦理想呢？当理想与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返乡日记里的苍白与沉痛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一如我们对那对经历生死离别的鹅所给予的无限关注，所持怀的其实是对苍白现实的揶揄以及美好爱情的向往。

返乡日记里的凋敝和破落，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城市与乡村之间，是可以实现整体向好的。关爱自己的乡村，就是建构自己的未来，要知道，即便再远离故土，我们心间终究有个叫故乡的地方。

PS:守灵期间无暇拍照，只能上传当天出殡一些照片，另外，因为不会打马赛克，无法保全所有进入者的隐私，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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