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影像：关于深圳的另一种叙事

本文作者 ：肖剑，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本文曾发表于2020年第48期《中国摄影报》及2020年第12期《中国摄影》杂志特别版。

2020年12期《中国摄影》杂志再次刊发

在初识深圳这座城市时，我们总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简单的叙事：“小渔村”的起点和“奇迹”般的崛起。自70年代开始的话语建构中，它缺乏传统，历史模糊，却以新兴的金融和IT业为推动力，迎合着全球化的大潮，被不断地符号化。

然而，深圳的内涵却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深刻。它不仅从东晋开始就以南头古城的方式，具备了全面的行政系统，成为岭南地区的中心，还在19世纪就与世界开始了碰撞和交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茶寮中歇脚的传教士（1895 -1907）

©️Mission21档案馆  

当“陌生”的另一面浮现，我们才能重获“熟悉”感：现代深圳的富裕是一种延续，延续自历史和变革中的大事件，延续自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空间。

在《影像-城市-历史：深圳1891-2020》的展览中，多线程叙事“三管齐下“：不同于地方志诉诸文本的记载方式，以纪实摄影先行的大事记成为了视觉史料；电影、实验和装置通过视觉和听觉与人们的感官、身体和情感进行更为深刻的互动；全球艺术家的作品又让我们看到了“他者”对中国的关注、想象和构建。

展览丨影像-城市-历史：深圳1891-2020

2020年，关山月美术馆

多元的媒介表达，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堆砌和叠加，更考验的是策划者，也是作为布尔迪厄所定义的文化中介者，通过自身对城市肌理的感知，去对话摄影师和艺术家们，从而产生更多的视觉内涵，形成更丰富的现代性城市意象。

城市的情绪

起初，我们捕捉到的属于深圳的情绪并不明确。19世纪末，由瑞士巴色差会传教士在深圳龙华浪口村拍摄的老照片，是一段百年教会女校—虔贞女校的故事。外籍传教士、本土的女学生，领先的现代教育体制，具有西方意味的建筑和社会空间一跃而起，拿着相机的西方人进行了第一次关于深圳的影像传播。善意、殖民、阶层分化，外来文化的介入和人类学式的关怀都不断地在传教士们“观看”学校师生和客家村民的方式中一览无余。无论是孩子们背对着镜头做游戏，还是他们排好队形摆拍出集体照，我们感受到的是克制和距离，还有早期西方视野中被国别化的模糊影像。这时的深圳，并不独特。

很快，多变和丰富的情绪随着如火如荼的开发和资本注入开始弥漫深圳。1992年令人绝望的股灾浪潮，虚实之间好似抽离身体的灵魂（张新民，1992）；

城市系统中的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和他们疲惫和焦虑的表情和姿态（杨俊坡，2004年），都依附着变革浪潮的起伏被摄影师们捕捉和呈现。当我们汇集了这些瞬间性的摄影片段时，城市被不断割离又重新聚合，拓展了摄影师—“彼时“观者，和观众们 —”此时“观者的物理和精神空间。

深圳福田一家美容院，2017

员工在上班前举行动员大会

©️Alex Majoli

magnum photos ／daken art

美国摄影师李·弗里德兰德热爱自拍，把自己放置在城市场景中，产生新的意义和景观。时间成为了重要的元素，让他以自身之衰老回应城市之变迁。在《深圳1891-2020》中，本土摄影师们也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在被预言了世界末日的1999年，摄影师亚牛用一整年的时间拍摄了自己的变化。观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自我关注中，他的头发长长了些许，面容也成熟了些许，在与不确定的恐慌与未来的对抗下，他完成了这段时期的个人叙事。

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带来的是情绪的释放和多元。曾做过战地记者的玛格南摄影师 Christopher Anderson 拍过2017年的深圳人，他的肖像作品也同样突破了纪实摄影的桎梏，而是在对准他人的同时，以探索的方式放大了自己的主观性。

Anderson喜欢也善于用光，他曾在访谈中说到，“我在寻找一种亲密。我想要那种会让人不舒服似的靠近感。去感受拍摄主体的存在。”在那些被虚化的背景中，地域感被模糊了。找寻“中国”特色的旅程变成了发现和认同它的世界性。在物质千篇一律的重复制造下，城市的精神和美感最终落在了Anderson打在人们脸上的那道人造光上。在闪烁之间，城市的现代性和混杂性虚化成了喜悦、幸福、焦虑、希望和坚毅，让具象的技巧和抽象的表达紧紧融合。

Live Lab ShenZhen 创作草图 2017

©️Christopher Anderson

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系统之下，日常的荒诞感可以镶嵌在每一个场景中。后现代的拼贴和杂糅感强烈地表现在了蒋志的《木木在深圳》（2001-2002）里。

主角木木是个人偶，我们无法感受到她变化多端的情绪，甚至在戴上头套时无法看清面目。但当面无表情的木木和空旷荒凉的空间结合，当最初的表演性和荒诞感褪去，如舞台剧照一般的摄影作品，让我们透过木木的“在场感”，体验到一种身体与环境的匹配。在那种情景下，我们也和木木一样，不哭，也不笑，也不哭。 

共鸣，才是城市生活中最有力量的一种情绪。

世界之窗， 2016

©Pablo Bartholomew

故土与异乡

与深圳有关的影像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流动，其中不乏外宾经深圳海关入境的短暂过渡（何煌友，1974），但更多的则是长久的离开与归来。深港的贫富差距滋生了迁移的欲望，边界促成了逃离和返回，深刻地表现在了影像记忆的地域性上：深圳本土关于移动的详实影像和缺失的关于香港移居生活的影像。

当资本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来到了深圳，“西方”改头换面，不再是温情脉脉的闲话家常，而是在“劳动力”市场的不断盘剥下形成全球资本的流动。此时，逃离深圳的村民在积蓄了资本力量后返回，用相机记录下自己处于过渡期的生活，来自全国其他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也以农民工、工程兵和城中村租客的身份暂住，关内关外的铁丝网建起，却是开启了一道命运之门。

中医理疗拔罐的人  2017

©杨延康

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伴随的是更深刻的跌宕起伏和社会的变革。在不断的资本、文化和社会力量的融合中，本土化的转变最终促成了文化的独特性，村民角色的转换和财富的极大增速，创意、金融和科技阶层的兴起，消费主义的盛行，资本的力量转化成一个又一个不断构筑又破灭的梦想，这一切都在更为光怪陆离的影像中完成了叙事。 

另类的观看方式

低矮的村落变成了高楼大厦，二线关的铁丝网也逐渐消失。物的形态几经变换却没有让城市中的隔阂真正地消失。以墙为意像，翁奋（2004）让年轻的女孩们成为了主角，拼贴出两个独立而又相互联结的空间。她们背对着镜头，望向不断发展与壮大的城市盛况。镜头中的墙内与墙外，就像是曾经的关内外：墙内的杂草丛生和墙外的高楼林立，女孩们作为初生的力量，蕴藏着不安和惘然，却也同样暗示着欲望和向往。

从落马洲方向拍摄的深圳 1962

©️Mary Clark

但墙外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完美无缺。导演高鸣（2015）拍摄的“排骨”，讲述的就是卖盗版碟的小伙子，引发淘碟青年的共鸣和回忆；艺术家李燎（2020）则在影像展上用500多个堆砌的假手机暗喻深圳的山寨文化。

当旅居香港的法国艺术家/学者组合地图署（Map Office，2005）用《和波德莱尔一起回家》（Back Home with Baudelaire）记录了搭乘货轮“波德莱尔号”从深圳盐田港前往香港葵涌港的旅程，“家”的概念和身份的归属在流动的视频影像中越来越清晰。

《我的珠三角档案(1995—2005)》

©地图署 MapOffice

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不断变化和叠加的观看经验：多元的媒介表达以重构和分层的方式把近和远，荒诞和逻辑，有边界的地域和无限的空间结合在了一起。

置身于拥挤城市中的我们，来到私密空间（美术馆）的我们，在纪实摄影的历史叙事和对城市空间体验的艺术重构中获得了无限空间的视野。这也让我们重新形成一种更为开阔的精神地图，模糊地域、阶层和时间的界限，飞向上空，去识别被保护或是被更新的地标，去按照自己的构想连接兴起或是消失的场景，去感受无边无际的城市领地。

新书预告

《影像-城市-历史：1891年以来深圳的变迁与重塑》

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 

本书将深圳放在中国和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场与网络之中，从历史、图像、政经和人文活动等多角度来展开对深圳历史的多维度的认知，并由此对深圳的未来开启更具想象力的可能性空间。这即是本书尝试探索的课题核心与实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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