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欧阳良宜：进退之间

文/欧阳良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EMBA项目主任

警告：本文内容与作者专业无关，纯粹瞎写。

年纪越长，越觉得自己无知，所以也越爱读书，尤其是历史书。汤因比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一部九十万字的巨著，总结了历史发展的一些有趣的规律。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文明中心论是错的。现在欧美不少人都认为欧洲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接纳他们的制度。在主流媒体眼中，拒绝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就是异端，这其实是基督教中心论的延续。而如果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视角来看，两河流域才是最早的文明发端，欧洲只不过是经由希腊延续了两河文明的灿烂而已。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则认为，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现代官僚体系和经济体系。13世纪之前，中国的人均GDP其实是遥遥领先于欧洲的。我们从周朝就有“宅兹中国”的铭文。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才是世界的中心，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要臣服于天朝上国。华夏族从黄河流域巴掌大的地方扩张到960万平方公里，一直到中央集权体系的地理极限。因为富强，所以我们自己在心里修了一堵墙。1793年英国大使觐见乾隆皇帝，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火炮、枪械以及君主号战舰的模型作为礼物。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美国愿意送上最先进的芯片技术，飞机发动机和生物技术，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口水会不会流一地。然而乾隆皇帝下的圣旨大意是，天朝上国物产丰富，你们这帮蛮夷小国的东西我看不上，所以贸易这事儿就免了吧。当中国把自己用一道墙围起来，拒绝世界先进知识的时候，下场是挺可悲的。直至今日，这堵墙仍然有形无形地存在于中国，关于它的争论也一直存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拒绝全盘西化的，愿意接受西方先进技术，但不愿意接受其政治制度，这一点也饱受西方舆论批评。事实上东亚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嫁接西方政治制度并不成功。也许有人会质疑说，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采用了西方议会制度，都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我个人以为，后三个例子的成功与威权政治关系很大，而非议会民主。韩国的军政府，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台湾的蒋家父子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严厉压制了异议团体。读者可以搜索一下当年李光耀怒怼彭定康和罢工机师的视频，体会一下这位梅州客家人的强硬程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经济增长之后，才由威权政治过渡到议会民主。我是一个从小收看台湾电视长大的胡建人，常年观看台湾立法会中委员们拳头相向的镜头。从震惊到习惯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遗憾的是，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台湾经济已经几十年裹足不前了。

严谨地看，议会民主和经济繁荣统计上是不相关的。世界上最穷的几个国家都是议会民主国家，津巴布韦的总统是选出来的，普京总统是GDP比广东还小的俄罗斯普选的结果。那么经济发展，或者更高一层，文明崛起的动因是什么呢？汤因比分析了各个文明谱系，归纳了文明从起源、成长、式微到解体的规律。在他的体系里，文明崛起的本质是静止（守成）状态向活跃（进取）状态的转换。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游牧和农耕族群的战争。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在战争中有天然的劣势，但拥有经济的优势，往往采取防守姿态。游牧民族的巨大优势就是全民皆兵的进攻。往往相持百年之后，农耕民族因为气候变化或内部问题没守住被游牧民族成功入侵。而游牧民族入主之后由攻转守，慢慢地会被同化或者被驱逐。这样的事情在欧洲一样发生过，早期的罗马人是尚武的牧羊人，依仗武力征服世界，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海。承平日久的罗马人开始安于享乐，转入防守态势。尽管野蛮民族日耳曼人屡次入侵都败得七零八落，但最终还是攻入了罗马。现在的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其实都是日耳曼人征服当地后与当地人融合而成的国家。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文明的崛起归因于进取，而式微往往源于守成。

文明如此，城市又何尝不是呢？1949年之后，香港的情况非常糟糕，大批移民涌入，经济环境恶劣。后来发生的六七暴动迫使港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让香港进入经济快速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暴动的中国人既不面戴口罩，也不要求开冷气。而独裁的港督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不参考议会的意见。1960年代，香港工业起飞，成为全球最大的成衣、钟表、玩具、假发和塑料花等产品的出口地。香港的钟表行业当时和瑞士是并驾齐驱的。近日刊登“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李超人当年并不是做地产的，而是做塑料花的。那的确是香港的黄金时代，香港人并不相互埋怨，而是埋头苦干。然而繁荣之后，香港依然摆脱不了守成的宿命。

2001年我去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确实如土包子一样欣赏香港的繁荣，也惊讶于港人对规则的严守，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然而毕业之后，我还是决定回北京去领两三千块钱的工资当教书匠，因为直觉告诉我大陆有我的机会，香港没有。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现在中国顶级商学院中不乏来自香港的教授，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和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都曾在香港任教。尽管大陆给的工资不到香港的一半，但是大家都回来了。此后近20年内，我就很少去过香港，偶尔路过的时候，我会叹息香港的停滞。我20年前见过的景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强行按汤恩比的套路解释，香港已经守成不止20年了。20年前大学生起薪多少，现在还是多少，而深圳河北岸的小渔村工资和房价都涨了十几倍。

深圳机场有一句著名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我经常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在出发口写一句：走了就不是深圳人。深圳就像一个竞争惨烈的赛场，能够留下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深圳政府通过非常聪明的掠夺性人才政策，用一点点奖励把全国当打之年的人才忽悠到深圳做贡献。也许有人说奖励可不少呀，做做算术就知道了，20-30年的培养成本完全由人才的家乡承担了。而且人才培养并不是工业制造，是有概率的，失败的风险深圳也不承担。过去20多年，深圳无数的公司交替诞生和死亡。大浪淘沙之后，我们看到深圳有华为、中兴、腾讯和大疆。更多的公司是倒闭了，毕竟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尽管这是非常残酷的丛林法则，但是所有人都承认深圳精神是积极进取的。

香港人民过去20年过得非常富足（但是房子很小）的生活。政府为全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甚至补贴水电费。20年前港府给香港大学的拨款摊到每个学生头上是76万港元，所以香港教授工资也是全球最高级别的。但20年过去之后，我们回头看一看，过去20年香港有诞生哪一家值得尊敬的世界级企业吗？一家都没有。我们发现赚钱的还是那些垄断了香港基础设施的Old Money，黄台之瓜谁也摘不走。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深圳像野蛮冲动的游牧文明，而香港就像曾经辉煌的农耕文明。深圳人失败了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不当深圳人。香港人混不好，只能呆在香港。这就是进取和守成的区别。除却GDP之外，深圳其他方面超越香港只是个时间问题。

今天香港问题非常复杂，有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各方面原因，完全超越我的专业所长，因此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展开讨论。以上是我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对近期事件的一点点感想。2017年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一位师姐留下了经典的名言：“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我一点都不害怕大家不相信，我唯一害怕的是大家不再进取。我们仍然要认识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仍然要虚怀若谷地学习外国优秀的技术和制度，而不要进入故步自封的天朝上国阶段。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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