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纯净透明却又易碰易碎的少年时光……

门墩儿，板凳儿，槐花儿，月牙儿……这大概是一个“老北京”生命中最初的风景。清晨自行车叮铃铃一辆辆推出院门儿，傍晚噼噼啪啪小厨房里生起炒菜的油烟，大杂院儿里的生活并不抒情，但放到一位作家笔下，那油烟味儿却凝结成了一股温暖的乡愁。

肖复兴的新书《我们的老院》就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这样一座院子里的故事。哪家两口子吵架，哪家亲戚反目，哪家晚饭吃了肉，哪家孩子上学挨了批，对于生活在大杂院儿里的人来说，桩桩件件都瞒不过邻里街坊的眼睛。你说这叫打扰隐私，可这窥伺里又总有一脉“有事搭把手”的温情。

“老院”原是一座清朝时广东人士集资修建的粤东会馆，坐落在北京崇文区的西打磨厂，西起前门楼子，南望珠市口儿, 一路尽是北京城南风光。

北京城里的真正被称之为粤东会馆的，曾经有三座：

一座在广渠门内，毁于明末。据肖复兴先生的同学王仁兴1984年考证，这座最早的粤东会馆开始叫作岭南会馆，是旅京的广东同乡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的。

另一座建于明末清初，老门牌是西打磨厂179号，新门牌90号，也就是肖复兴书里说的“老院”。如今除了零星几户人家没有搬走，其余全拆干净了，院子里重新描起雕梁画栋，不知要遗与何人。

第三座的命运恐怕最是历史的吊诡：建成于清末，这家会馆位于南横街的东北角。依然是广东同乡出资，买下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父子的怡院一角，占地六亩，比最早的粤东会馆大出几倍。显然，广东人越来越有钱，在朝廷里越来越有势力。而且，那时的广东人如现在的北京人一样格外关心政治。从戊戌到民国，出入这里的都不是庸常之辈，个个心怀百忧，志在千里，且吟王粲，不赋渊明。可以说，那是三座粤东会馆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上个世纪90年代，为开通菜市口南北大道，南横街以西被拆了一片，占据南横街东北角的粤东会馆首当其冲。而到了2014年，这座断壁颓垣的会馆忽又变成了重点保护文物，开始清退院内居民，据悉，这里要建成戊戌变法的纪念馆。

命途多舛的粤东会馆们就这样随着历史起起落落，而老院里那些曾经的哭声，笑声，吵闹声，也就像它们背负着的历史一样，慢慢烟消云散了。

前不久，肖复兴与赵珩、解玺璋一同做客凤凰读书会，三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名士齐聚一堂，聊的就是这段关于消失的故事。

以下为文字实录。

左起：赵珩、肖复兴、解玺璋

从前北京有一句话，叫“东贵西富、南商北旗”

肖复兴：先感谢诸位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也要感谢赵先生和解玺璋，解玺璋是我认识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互相学习，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赵先生我虽是第一次见，但赵先生的文章我老早就读，他是北京通，对北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很有研究，他的书也是我写作的范本。

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老院》这本书，写作的源头跟《蓝调城南》那本书有所关联。我2003年偶然路过前门大街，前门大街往东一拐弯就是西打磨厂，就是现在的大北照相馆边上，我就走进去了，因为从那里走不了多远就是我家。现在西打磨厂街已经拆掉一半了，从西打磨厂口这到鸭子嘴那基本都拆了，看不到一点模样。从鸭子嘴到南深沟重新修了，两边保留了一些老房子，地面重新铺，上下水重新做。现在唯一保存的西打磨厂就剩下南深沟往东，到新开路几百米的地方了。我们家就在南深沟往东隔几个门，叫做粤东会馆，它在路南边，西打磨厂现在就剩下南深沟到同仁堂制药车间这一部，其他全部都拆掉了，而东打磨厂基本早就移为平地，因为建“新世界商城”的时候基本已经拆平了。这是我们这个胡同的背景。

（《我们的老院》插画，作者：杜凌云）

原来打石磨的特别多，所以这条街叫做打磨厂。打磨厂一分为二，西边是西打磨厂，东边是东打磨厂。粤东会馆最早广东人建的，应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住的时候已经破败了，应该是民国重新修建的，这个会馆东厢房还在，西厢房已经没有了，但是三进三出的大院还在，我们家住在东厢房最里面的三间。03年底的时候我路过那，进去一看，那时候西打磨厂的街还在，但是已经拆的很破旧，而且到处贴着拆迁的布告，我也碰到院子里的好多老街坊，这时候我心里想，亏得来一趟，不然都拆干净了。

所以从那时候我开始想写《蓝调城南》，那时候我在西城党校学习，下午半天没事干，我就坐车到前门，基本上午在那学习，下午在这学习。学了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写了《蓝调城南》。在写《蓝调城南》的时候，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大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里好多老街坊还在，他们的小孩跟我差不多大，我们一起在院子里长大的，所以我一直想写。那本主要是写地理，这本主要写人事。三年前我们在文学馆看张洁画展的时候碰到章德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她当时说你能不能写本书，我一口答应下来。我答应下来就是想写这本书，所以到了第二年夏天时候，我到美国去看孩子，在美国呆着没事干，天天吃饱了没地儿可去，也没什么事可干，就开始把这本书写起来。

我先把我们的院子画了一个地图，东厢房、西厢房、前院、后院，然后把地图里的各户人家，主要的人家做了人物小传，写的很简单，不是特别详细，但是它唤起我很多的记忆，我在美国基本把这本书完成了。这本书对我来讲，动用了我童年、少年和青年所有的记忆，每个作者可能都有一本自己最希望写的书，这本就是我最希望写的书。今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看看，希望能够不辜负你们，也不辜负我自己。谢谢大家。

解玺璋：肖老师的书里面写到粤东会馆，我的印象里，崇文这边的会馆不如宣武多，崇文这边相对来说少一点，北京会馆的情况请赵先生给说说。

（《我们的老院》插画，作者：杜凌云）

赵珩：先不说会馆，先说说今天。我很荣幸跟肖先生见面，肖先生大名久仰，他的书我也看过一些。大前天收到这本书，我看完以后首先有一个非常亲切的感觉。由于在北京生活的区域不同，每个人有每个人印象中的北京。恐怕在座的绝大多数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肖先生在书里描写的很多东西不一定在座的人都经历过，但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人心里的北京，一万个人心里有一万个人心里的北京，今天在座不是老北京人的，可能由于你们来北京的时候不一样，有七十年代来的，有八十年代来的，甚至九十年代来的，所以你们印象里留下的可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不同的北京，我觉得这本书是肖先生心中的北京儿时的记忆。

对我来说，虽然跟他住的区域不太一样，跟他对北京的记忆不完全相同，但是读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亲切在什么地方？主要讲北京人的平常事，这里面渗透着一种情感。

刚才解先生聊天说到北京区域的情况，我记得您提到城南和南城概念的不同，我非常同意。从前北京有一句话，叫做东贵西富、南商北旗，南城商业多，北城旗人多。这个划分是一个大概的划分，肖先生在前面也提到区域形成和北京历史文化的关系，我们知道元大都时代，北京的繁荣跟漕运有着密切关系。元大都的时候漕运到积水潭为终点，从明代中叶以后，漕运的终点不在积水潭，而是到了西便门，因此漕运货物的停靠和转运，以及到终点的分布，开始到西便门，离前门很近。

从明中叶以后，朝后变成了朝前，整个前门五牌楼一带变成通衢大道，变成了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再加上清初以来形成的宣南文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当时汉人不允许在城内居住，除了宫廷和政府机关，还有一些王府可以在内城。所谓的外城，就是原来的崇文区和宣武区。这两块区域在我们看来它包围北京城南边一部分，而没有把北京整个框起来。修建北京外城是从明代嘉靖23年开始的，本来想整个包起来，但是后来由于经济的状况，从明末到清代，没有做这个工作。因此只是在南部形成这样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一个是汉人居住，一个是商业上繁荣，与漕运有关系。

再有，当时宣南形成了宣南的文化，会馆云集，会馆主要在宣南一带，崇文区不是太多，我对北京外城很不熟悉，因为活动区域是内城。当然我知道会馆主要集中在原来的宣武区一带，崇文区一带有，不是太多，像粤东会馆在打磨厂西边。会馆在当时是经商的、读书的、赶考的外地同乡投奔的地方，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驻京办，但又不完全是驻京办的情况。有大的驻京办，有小的驻京办，不太一样，大大小小会馆很多，现在修复了一些，也就是百分之一二。后来会馆逐渐沦落，成为普通的民居，很多在北京长大的人，也可能是在某一个会馆大院长大的。

我为什么说肖先生这个书读起来非常有亲切感，里面不是讲北京的历史，也不是讲北京行政区划的变化，也不是讲北京文化的形成，他是讲最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情感，还有普通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整个这个院子在不同时代中发生的事。基本是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这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些人家里的情况，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书，生活在北京的人看起来极其亲切，没在北京生活过的人也可以增多对原来北京生活的了解，读一读都是非常好的。虽然肖先生搞文学，在遣词造句方面可以用的很美，但是他没这么做，平铺直叙写平常人，没有任何雕琢感，是很好的一本书。

（《我们的老院》插画，作者：杜凌云）

写故事有两个要领：一是抓住人物命运的节点，二是留心细节

解玺璋：谢谢赵先生。读了肖先生的书，我也谈一下感想。我也算北京人，在北京出生，没有离开过北京。我读肖老师这本书的时候，第一很羡慕他，第二我也有点嫉妒，他住在这么大的院子，有这么多家人，可以储存这么多记忆，我就没有这么幸运。我出生的院子在东四五条，我爷爷留下来的小院，很小，就我们一家人，除了我们家这些人，我爷爷、我奶奶、我父母、我大爷、我姑姑，五十年代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后来我们家搬走，把这个院子留给我大爷。当时就我们这一家人，很难留下这么多记忆。当然后院，胡同里面有很多我托儿所、小学的同学，但是我这个人有点狗熊掰棒子，在哪住完以后就把那个地方忘了。我在北京已经住了13个地方，除了海淀、西城没有住过，北京所有区域我都住过，东城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东四五条搬到方家胡同，安定门里面。

从方家胡同搬到郊区，因为我父亲单位没有宿舍，我们家院子给我大爷，我们家不能住，到处搬家，搬到郊区，现在我住在望京那个地方。我自己结婚以后，厂里分给我的房子在石榴胡同，然后又搬到营房宽街，又到方庄，一通乱搬，住过13个地方。不能说一点没有，确实有一些记忆，可是普通人对记忆的储存和处理和一个作家不一样。肖老师首先是一个作家，他对事物的观察，他的储存记忆、分析，包括最后的利用，都有他自己一套，我们普通人可能没有这个。

我有时候也想写我少年、青年、到老年的经历，但有时候就想不起来了，包括谁是谁都弄不清楚了，所以作家是很神秘的。肖老师跟我们透露点秘密，因为这本书也是非虚构写作，带有回忆性质，你怎么能够抓住每个人的特点，包括他内心的东西呢？有的人活了五六十年，他内心的情感，他的性格，您是怎么抓住的？

肖复兴：说的太客气，二位对我有很多的表扬，人多大岁数都愿意听表扬，我也很高兴。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这里我最早写的是《槐花祭》，这篇东西是我好几年以前写的，写完这个之后，我一直写不下去。《槐花祭》源于我们一个老街坊，原来她是舞女，突然间去世，其实也谈不上突然，她的岁数摆在那。但是她的去世给我打击非常大，这个人除了解放前当过舞女没什么毛病，她的孩子，老大跟我一样大，老二比我弟弟小几岁，他还有两个妹妹，他家的命运起伏跌荡。

我前年到美国去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就想怎么把这些人事延续下去，而且让这些人的事互相有一个交织，这个院子里街坊总有亲有疏，总有来往交织的。另外想的更多的是，重点的还是写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历史，我也是断断续续了解的，不会了解那么清晰，不会像了解自己一样，但是他们的命运几个节点我抓住了，为什么？因为是在我青春时期最重要的几年时间里，这些人的命运起了最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困难时期，一个是文革时期，一个文革之后，这三个阶段是人的命运发生跌宕起伏最重要的时刻。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个美国作家写过的创作谈，其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他说一部好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没有这个时间长度构不成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为什么？因为在一定时间长度里，人的命运才能发生变化。咱们今天见了，明天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当中人的命运就可以发生变化了，所以我没有写他们的全部，我就写几个重要的命运起伏跌荡的点，抓住这个点就行了，这是第一。

第二，我没有别的本事，因为他们好多事情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当中沉淀下来的，好多是细节，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细节的话，这个东西怎么写，大家也不会感动。细节是文学生命的细胞。所以抓住这两点，其他忽略不计，一个是命运的节点，一个是细节，这个抓住了，文章就好写了。我所有的文章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写的，并没有多么高深神秘。我在写的时候，也要求自己写的尽量平实一些，尽量有节制一些，尽量把自己排在外面一些，不要让感情外露，因为毕竟不是年轻人。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前辈也好，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历史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不是那么全面，但是他们命运的节点你总会留下印象，他们生活的某一个细节，总会打动你。这两点抓住了，文章就好写一点。

（《我们的老院》插画，作者：杜凌云）

解玺璋： 刚才二位老师都说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而且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价值的，现在特别提倡写个人的历史，因为我们以前比较注重宏观的历史，国家的、社会的、民族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个人的历史。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很多平台，以前写了以后可能还得找编辑、找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现在不用，自己建一个公号就发，还有粉丝给您点赞，还有给红包的，真是比以前好多了。谁再说现在不好都是瞎说，总有好的地方，在进步。

我也想听听赵先生的经历，您刚才说跟肖先生不住在一个区域，我们都在东城区，您讲讲您的经历。

（《我们的老院》插画，作者：杜凌云）

过去北京内外城划分很严格，一开腔就知道你住哪片儿

赵珩：我出生在东城区，长大也在东城区，出生是在东总部胡同，后来搬到十方院，在那个房子时间很短，三五年的时间。后来又搬到东四二条，恰巧我今年也有一本书要出版，类似于肖先生这本书，书名叫《二条十年》。我们家当时是一个大院落中的小院落。每个人的生活背景都不太一样，我那时候跟院子里面的人接触的很少，我写不出一部像肖先生的那么丰富多彩的书。他的书人物众多，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在不同时代的命运。可能在某一个时代大家相处很好，而在某一个时代，比如“文革”中，其中有一个人因为曾经做过童子军的教员，童子军是什么？不是军队，童子军类似于少先队，这个人没有军政背景，无非是少先队辅导员，但由于街道主任提供他的档案材料，人们就把他揪出来批斗，最后他自杀了。肖先生刚才说文学创作的基点，小到我们每个人，大一点到整个院子，都是整个社会的细胞，从医学的角度，从细胞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从器官到系统，这是医学中的四大组织，从低级到高级走。历史发展的长河是涓涓溪流，每个家庭、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和大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

我这个《二条十年》只有我家里接触的人的情况，可能会写到七八十位当时往来于我们院子的人，这里可能有旧时代的历史人物，也可能有当时的学人，也有一些普通的人。我拿到肖先生这本书，因为我跟肖先生年龄相仿，他比我大一岁，我们写这样一本书，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了，人老了容易怀旧，可能你上礼拜的事记的未必清楚，但是小时候的事情历历在目。所以在这个时候，趁着我们还没有得老年痴呆的情况下，应该把小时候的一些东西真实的反映出来。我写东西喜欢用“胶片法”，我的脑子里面存着很多电影拷贝，我需要一段拷贝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放，再把自己回忆出来的东西形成文字，用完这一段再把拷贝收起来。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但是有一点我能够超乎一般人，就是记忆力，包括小时候读的书、接触的人，都能记住。但是我这个人不会逻辑思维，我是形象思维的人，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场景，是形象，我把这个形象再现叙述，这就是我的一个笨办法。

东城、西城可能跟南城的生活习惯各方面都不太一样，因为北京当时很严格，今天在北京有全国各地的人，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可那时候分的很清，包括从语言都有差异。比如举个最小的例子，我们去买茶叶，南城人和内城人有一定的区别。您买什么去？买茶去。那个“叶”字几乎吃掉了，买点什么？买茶。所以北京的四城语音不完全相同，北京话里头基本没有入声字，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有个别的人会发入声，要短而促。北京的四城语言不太一样，一听就知道大概生活在哪个区域，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了。

比如肖先生这本书，书的内容一翻我就明白怎么回事，我说这个名字是叫“我们的老院”好还是“我们的老院儿”好？今天有很多儿化音，我们买点东西去前门，这个前门绝对不能加儿化音的。大的门不加儿化音，小的音加儿化音，我们家后门儿。但是地安门也叫后门，没听说叫后门儿。你们家里可以上后门儿，地安门就是后门。前门、崇文门，没有说上崇文门儿的，儿发音不能乱加。但是院有一个加不加儿化音的问题，我当时想肖先生为什么用“我们的老院”，而没有用“我们的老院儿”，一般来说大家都叫大杂院儿。比如他是石油学院毕业，我们的老院。所以这个问题也想请肖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用“我们的老院儿”，而是“我们的老院”？他肯定为这个事斟酌过，不是随便用的。

在北京的这个城市里，如果从辽金算起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有过很多变化。“旧时的北京消失了”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实际上在明代初年，元大几乎都被烧了，清朝人没有干过明朝人那个事，基本把明朝的东西保留下来了，但是也在不断的改变。比如大栅栏就是反向形成的，很多地方都有栅栏，不仅是大栅栏有栅栏。后来这里变成通衢大道，两边变成胡同，南锣鼓巷一条街进去分左右，整个城市都在变化。

很多人今天有些遗憾，认为旧时的北京不存在了，确实有很多东西不存在了，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不存在的东西，也有新的时代的代价，很多事情不能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人对失去的东西可能有一种眷恋，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文学实际上是作家的心声，没有一个文学作品没有注入作家情感的，没有注入情感的文学作品绝对不会是好作品。肖先生这本书里注入他的很多情感，我也想请肖先生讲讲，为什么叫“我们的老院”？

（《我们的老院》插画，作者：杜凌云）

肖复兴：赵先生还是有文化，他体味的非常细。当时我考虑的不是这样，但是确实我也有考虑。“老院儿”平常这么说可以，但是形成文字就不加儿化音了。为什么？我去年写了个儿童小说，9万字，叫《红脸儿》，特意在脸后面加儿化音，“红脸儿”肯定是北京话。我们的“老院儿”是我们平常这么说，形成文字不能加。当时想的很简单，过去老街坊一般都说上院子里看看，现在小孩都说老院儿，而且也不说老院儿，说大院儿。我自己想，大院有点沉甸甸的感觉，老一辈人有沧桑的感觉，过去有一句话叫“庭院深深深几许”，我希望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如果加儿化音就好像是年轻人写的，我们到了这种年龄，你不服老也老了。

另外一个是因为院子本身沧桑的感觉。我03年去我们的老院看了一下，那个房子已经租给外地人了，三间房都打通了，我趴在窗户一看，里面挂的全是字画，我问老街坊住什么人？说外面来的流浪画家，我看那个画画的还不如我呢。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院子真是沧桑变化很大，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还要老。当时我心想，再不来看看，这些老街坊说不好听的话，见一个少一个，很难挽回很多记忆。

肖复兴的老院属于北京，又有笑迎天下客的胸怀

解玺璋：从视觉上说“我们的老院”合适，加不加儿化音确实是北京话里面很考验人的一关，你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北京人。

赵珩：加儿化音要加的恰当。

解玺璋：我们一个同事也是像您说的这样，他说“我去趟崇文门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这样说话，纠正不过来。北京话里面，凡是大的东西，基本不能加“儿”，小的东西可以加“儿”。比如我们常吃的大米，没有说“大米儿”，但是小米儿就不能说“小米”。说小板凳儿可以，大板凳就不能加“儿”，这是有规律的。我们有一个同事特别爱模仿北京话写文章，他加的“儿”太多了，文章里面一千个字，可能一百个字都是“儿”，结果就是伪北京话。他拿这个当北京话的特征，所以很容易制造一些混乱，现在好多人说的都不是纯粹北京话了。我说的都不是纯粹北京话，因为念书念的，有时候变成普通话了，不是完全按照当年胡同里边大家说话时候的那种说法。

这种变化有好的地方，因为大家沟通交流比较方便，如果都是按照过去的话，都按照老北京人的说法，现在在外面交流可能还会有障碍。语言首先是用于交流的，北京有很多东西消失，同时又有很多新的东西来了，包括人的变化，北京始终就是一个移民的城市，不能说我是老北京，我算什么老北京？比我老的还有呢，我们家也是移民来的，只不过移民的早一点，我爷爷那会儿就过来了，比别人家早一点，不能说你们家就是老北京，别人比你晚来几年就不是。北京各地来的人多了去，刚解放的时候北京城里才二百来万人，现在都多少人了。所以事情要翻过来掉过去看才能成，我老看到北京人跟外地人打架，其实没有必要，不必制造这种紧张空气，因为这个地方谁都可以来。

赵珩：一个没有流动人口的城市就要死亡了。

解玺璋：谁是最老的北京人？山顶洞人？山顶洞人也是移民过来的，也不是这土生土长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一个宽松的心态，这样你就能够理解北京每天发生的新的变化。

肖老师写的书里面包含这样一些东西，这个大院儿里面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里面有很多人都是49年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到北京来工作，最后在在北京落脚的。我读肖老师的书，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感受，作为一个北京人，首先你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不管你是新的北京人、老的北京人，你在北京生活多长时间，几代人也好，刚来也好，要有一个包容的心，你要包容老北京人，也要包容新北京人。读肖老师的书会让你感觉到比较宽阔的胸怀，虽然他写的是老北京的院子，但是你不会局限在这样一个院子里，你也不会局限在这样一个观念里，就说我是回忆老北京，我觉得不是这样，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东西，那里面可能还包含很多辐射出来的感情。

读者：三位老师好，我有一个关于“乡愁”的问题：在当下的生活里，故乡、老家这个概念在逐渐的消失，以后的孩子会变成没有故乡的一代，甚至没有乡愁的一代，我想问肖老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种情感的缺失是不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肖复兴：你说这个问题确实是挺大的问题，也是挺令人担忧的问题，社会在转型时期，乡愁这个概念跟过去的乡愁完全不一样了，三十年代我们出现一批乡土文学，那时候的乡愁跟改革开放之后的乡愁，到现在我们完全进入商业社会的乡愁，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当中，乡村也在消失，而且即使没有消失的乡村，也在异化和变异，因为好多人都不在了，光剩一批留守儿童。我有一天坐出租汽车，司机师傅跟我说过去农村什么样？一进村先是闻臭大粪的味儿，现在能闻到吗？变化了，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这种乡愁越来越变成一种回忆式的，变成一种纸上的怀旧。

同样，我们的胡同也好，院子也好，在城市化的建设当中也在消失。虽然我们一再呼吁要保留老城，但实际上老城在我们呼吁中不断被毁坏。我们对胡同的怀念，跟老舍先生当时写老北京城时候回忆的东城也好，西城也好，或者南城柳家大院这种平民大杂院也好，概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乡愁形式的变化，是不是等于它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呢？

我们新的一代这种乡愁还有没有新的价值？我想还是有的。这种有在于，我们对过去的生活、对父辈的生活，对遥远的历史的一种追认、一种怀念、一种认证、一种辩思，是非常复杂的情感。所以怀旧更重要的是增加我们内心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我们对自己的，同时也是我们对乡村的、对城市的。这就像余光中写的《乡愁四韵》，罗大佑改成歌，我们现在听，他们那种乡愁已经不一样，他写的小镇跟我们再去看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听歌的时候，仍然被歌声打动，为什么？虽然它们不在，虽然它们变异，但是文化的意义还在，存留我们心中的情感还在，这就是我们不断书写已经消失的老北京的一个意义所在，否则的话我们写它干什么？

《我们的老院》  肖复兴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读者：肖复兴老师您好，我问个和创作有关的问题，一个作者怎么能够保持灵性的一直存在？请您分享一些关于写作的习惯。

肖复兴：保持自己的灵性，实际上要保持自己心的一种敏感，敏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今天我们来了，见到很多人，如果你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果说都是大同小异，你就会没有敏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年我到南京，坐飞机，在候机的时候我对面坐着一个女的，三十来岁，非常精神，一边看手机，一边乐，我旁边坐着老年夫妇，比我岁数还大，一听说话都是北京人，他们可能上无锡、苏州刚玩完，从南京坐飞机回家。我听他们俩人悄悄的说话，就说对面这个女的长的像他们闺女，这个老头对他老伴说，你跟她说一声特别像咱们闺女，老伴说你去，然后那个老伴去了，跟那个你的说你长的特别像我女儿。她说是吗？然后老伴把手机打开，我看到对面的女的笑，还真像。说完以后，这个老太太跟这个女的说，我们老头不好意思来，我们老头想跟你照张像。为什么？

她跟那个女的说，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好多年没回来，好像五年了，为什么？她有一个小孩，孩子上学之后接送离不开人，所以她一直没有回家，他们想念孩子，就想跟她照相，她说没问题。老头跟我说您给照张像，我说没问题。如果说这个太常见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回家什么感觉也没有。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三个人之间非常复杂又非常微妙的感情的碰撞在里面，照完像之后，这个老头跟那个姑娘说，我能抱你一下吗？那个姑娘说没问题。他们两个拥抱一下，我看见这老头流眼泪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姑娘也眼睛湿湿的。生活当中这些细节要被我们敏感的捕捉到，您就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候非常温暖，但是这些温暖恰恰又是在极小极小的瞬间中发生的，所以我一直坚信，文学就是写小的，不是写大的，你即使写大的也要从小入手。注意小的地方就会增加你的敏感性，写东西也有的可写，容易下手，否则的话很难下手。

赵珩：我接着说几句。在今天网络时代有一些文字性的东西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小时候有很多短篇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警察与赞美诗》，《最后的常春藤叶》，都是从小的地方发掘一些人性的美，捕捉人性美的东西。这些捕捉人性美的东西，在我们今天拜金的社会中需要不需要？我希望每个真正好的作家，应该在心理留下一块净土，这个净土就是你对社会的负责和对整个道德的负责。欧亨·利的小说，虽然他的文学成就不能说高，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像《麦琪的礼物》那样的纯真，也不能忘记《最后的常春藤叶》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我为什么喜欢肖老师这本书，因为他有他的看法，对院子里面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有他的观察，今天他完全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很客观的看待这些人，去同情他们，去叙述他们，这个跟年龄、跟创作的灵感的产生不太一样。我虽然不懂文学，但是我觉得应该如此。

至于刚才说到整个社会的转型期，你也可以读一读美国的格莱赛的书，跟我们今天很相像。到城里面要生存，要得到应该属于他而没有属于他的东西，这种转型的东西都可以读一读。中国除了《红楼梦》很伟大，我们的很多社会小说，包括《三言二拍》，说良心话它的思想价值并不是很高，包括我们的一些戏剧，有些思想价值并不是很高，只不过有它的憧憬。所以好的文学作品还是应该读一读的。

主持人：最后，我想请三位老师分别讲述一下老北京记忆里让您最为怀念的部分，它可能已经消失了，也可能像北京话一样慢慢地留了下来。

老北京城的百姓生活贫寒，但心里有非常美好的东西

（《我们的老院》插画，作者：杜凌云）

肖复兴：我说一件小事，还是跟北京南城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对北京南城熟悉不熟悉，我主要生活在南城，所以我比较熟悉。在传统观念里头，像赵先生、解玺璋二位都属于城里人，我们都属于城外人，我们要是上他们家得进城，他们上我们家得出城。南城，我说两个胡同的故事。

一条胡同叫四块玉，在天坛东门的东北，这条胡同基本消失了，修红桥市场的时候把它拆了，这条胡同的终点是原来北京第一个公共电车的终点站，这边是跳伞塔，解放初期修了北京体育馆，基本是这样一个位置。我的孩子小时候在光明小学上学，回家的时候路过四块玉，他四年级骑车，现在交通太乱，家长不敢让孩子骑，那时候人相对少，我们孩子在四块玉胡同拐弯的时候，没留神，把一个老太太撞了，但是撞的不厉害。老太太没倒，也没伤，老太太的鸡蛋撞倒了，一看鸡蛋碎好多，把小孩吓坏了，站在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太太拿起鸡蛋，回身一看是小孩，老太太跟他说，你骑车小心点，你把我鸡蛋撞到没事，把我撞倒麻烦了。然后老太太说没事，几个鸡蛋不值几个钱，回家吧。这是上小学四年级的事，十岁左右，二十多前的事，到现在他还记得，去年回家的时候他又跟他的孩子，路过那的时候说起这个事。

我再说一件跟它非常相似的事。我上高三的时候才学会骑自行车，家里没自行车，我借同学的自行车中午回家吃饭，那时候我上学在26中，在幸福大街这边，要穿过一条胡同，这个胡同叫三转桥，这个胡同现在还在，北京第一家理发馆在那建的。三转桥也是一条带弯的胡同。我那天骑车回家，有一个小孩在大街上玩儿，我把小孩撞倒了，小孩摔倒在地上，没摔坏，关键是他的裤子破了，我知道他没法回家交待，我说你别哭，我跟你回家，他们家就住旁边，我就跟着进去了，他妈一看，我说真对不起，把小孩撞了，我刚学会骑车，骑车技术不好。我该着受罚。小孩子妈妈也就三十来岁，说他平常那么调皮，没事你快上学去吧。给我放了。

我说这两件事体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如果我们家的小孩遇见现在碰瓷儿的老太太就麻烦了，如果小孩妈妈让赔裤子也是应该的，可我哪有钱赔呢。这些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给我们孩子印象也很深刻。如果回过头来回忆，如果他们让我们赔，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和观念就不一样了。我愿意写那些最细小、最敏感的东西，能够打动我们的那些柔软性的东西，跟我从小受的教育、跟我碰到的这些人都是相互关联的。虽然老北京城这些老百姓跟我们家一样，过的日子都很贫寒，但是他们的心地都是非常美好的，起码有非常柔软美好的那一面，他们可能也有恶的一面没有让我碰上，正好柔软的一面让我碰上，就让我一辈子值得回忆。后来我写了篇文章叫做《三转桥和四块玉》，我说它们是我记忆当中最美丽的篇章。

解玺璋：我也说说跟儿子有关的事。原来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住在石榴胡同，八十年代初，我们院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年轻人住在这种杂院，特别烦老太太听墙根，尤其新婚的夫妇都烦，可是北京大杂院老太太，有的老太太就爱听墙根。我们院有这么一个老太太，跟我们住隔壁，她住里面，我们住旁边。我们的房子很小，九平米，我儿子大约四个月的时候，那时候他不会爬，也不会动，有一天他睡着了，我们房子很小，给他搭了一个小床，就是两个沙发靠着，把木板放在沙发上，他睡在板上，两个沙发中间有一个空，后来我跟我爱人看他睡着了，我们两个就去逛大栅栏，也忘了是买东西还是干什么去。逛完我们两个回来的时候，从胡同刚一拐过来，院子人说快，你们家孩子送医院了。我说怎么回事？我回去一问，孩子可能自己顺着两个沙发之间的口掉到沙发后头了，一开始他可能哭了，后来他不哭了，这个老太太听着开始孩子哭，怎么后来不哭了，她趴里面一看，看不见孩子，说孩子哪去了？我们两个又不在家，锁着门。老太太急了，窗户上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窗户，一下子拍开，让她儿子钻进去，把孩子从窗户里面递出来，一看掉沙发底下，满脸都是灰。我们两个听到这个，骑着车到友谊医院，大夫刚给处理完，没摔坏，给我们两个吓的够呛。

因为大家都关心大杂院里面邻居的关系，有的时候觉得挺复杂，但是有的时候大家还挺亲近的，有时候像一家人一样，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到关键时刻，这个是很管用的。说老实话，如果现在住楼房那就麻烦了，窝在沙发底下可能就憋死了，多亏老太太发现及时把他抱出来。所以邻里关系，有时候看上去，可能大家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细想之间的那种感情，还是挺感动人的。后来我们两个特别感谢这个老太太，好多年以后，看到您这个《蓝调》以后，也引起我对原来住过的地方的好奇，我也跑石榴胡同再看了一下房子拆了没有，那个房子真没拆，但是我进院一问，老太太不在了，老太太去世了，那天还觉得挺伤感的，因为这么多年也没有回去看老太太，搬走就搬走了。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小事会给你心里留一点痕迹，这个痕迹会渗透到你的情感里面。

赵珩：非常惭愧，我从小生活在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之中，我从来没有什么邻居串门，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没法选择，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所以没有感受过他们二位刚才讲的那么亲切的邻里关系这些东西。我刚才说我是一个形象思维的人，形象思维的人留下的是能够描述出来，有声、光、色各方面留下来的记忆。那时候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北京是一个很安静的、很悠闲的城市，这种安静，我曾经写过《旧夜》，旧时代的夜，我没法体会到邻里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大杂院晚上坐在那乘凉的关系。我很羡慕，我小时候羡慕很多事，刚才他们二位说的，解先生说羡慕肖先生的环境，他们两个的我都很羡慕。我小时候羡慕很多事情，我没经历过大杂院的生活，没有经历过邻里关系很生动的东西，我很多东西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孤独的，比较安静的画面。我为什么说“旧夜”？北京的夜当时很安静的，但是也不安静，一夜之中可以分不同的乐章，每个乐章里面所描述的场景、声光色都不一样。北京最开始的时候晚上还是有人声喧嚣的，有叫卖东西的。人艺特别棒，人艺最会制造环境和场景，它的《茶馆》也好，包括背景音乐，我记得人艺的第二幕放着唱片，这张唱片绝大多数观众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清楚，那张唱片莫名其妙的洋人大笑，说一句英文然后大家哈哈笑，是当时很流行的唱片，用在第二幕的时代背景恰如其分极了。我说的这个夜的几个不同的乐章，第一个乐章还是人声嘈杂，院子里面也有声音，外面有叫卖花生的，卖萝卜的，这是第一幕。

第二乐章来了，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走夜路的开始来了。人们今天常说从院门外传进来什么声音，如果是深宅大院的话，从大门外传不进声音的，这个描述是错误的，这个声音是从哪传进来的？应该是从院子里面的后窗传过来，传过来不是你这条胡同前面的声音，而是你背后胡同的声音。所以背后胡同的声音往往是真正更直接的传过来的东西，包括叫卖声等等。还有从你的后窗下走过一些走夜路的人，那时候北京灯光昏暗，胡同里面可能只一根电线杆挑着昏暗的灯泡，大家有时候走起来有点害怕，为了撞撞胆，都会哼唱两句，比如《空城计》的一句，撞着胆就过去了。这是第二个乐章过去了，第三个乐章，尤其冬天，开始起风，有风吹叶子的声音，房头上会传来野猫的叫声，公猫母猫开始叫春，亲密的不得了。

第二种声音、第三种声音此起彼伏，那时候北京烧煤，得气管炎的很多，老年人都咳嗽，不断的咳嗽声，听着非常难受，今天你住在楼里，那边咳死这边也听不见。老人的咳嗽声，你听着难受极了。一个是野猫的叫春声，一个是老人的咳嗽声。第三个是快到破晓的时候，很小的小孩起床，开始有婴儿的啼哭声，虽然这种啼哭声有时候让你觉得很烦燥，但是你会感觉到即将黎明了，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蠕动。这三种声音往往在午夜以后交织在一起，您会觉得整个夜非常安静。

到第四乐章，开始黎明，已经有鸡叫了，鸡鸣犬吠，开始有人走路的声音，如果下雪的话，你会听到后面的胡同人们踩着积雪的声音。所以说声光色的这种感受，在北京有了特殊的环境，可能你在其他城市感觉不到。可能还有其他的声音，比如你附近的弄堂里面老虎灶送水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城市的声音，我印象最深的是城市的声音，我非常喜欢观察，喜欢听，喜欢看，但是我小时候没有多少小孩一块玩儿的幸福。有一天记者采访我，说小时候最想吃什么，最羡慕什么？我说羡慕两样东西，一个是街上卖冰淇淋的，那个最便宜，家里不让吃，从来不买，我看到别的小孩吃，羡慕的不得了，可以连碗一块吃的冰淇淋。还有一个是刨冰，二分钱浇点汁就能吃。

等上初中有点零花钱，可以头一次自己花钱吃刨冰，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我得不到的东西终于得到了。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可能对于生活的体会都不一样。这个没有好与不好。不管你在什么时候，生活中的美是靠你去发掘的。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在内蒙的大漠，怎么过中秋节，那天我到别的地方出差，在大沙漠里面牵着一头马，沙漠的月亮跟这里不一样，沙漠的月亮好像快要掉下来，牵着马，到一个地方，食堂都关了，就剩下一点凉馒头，我买了两个馒头，到供销社买半斤白糖，那天我看到日历是八月十五，万籁无声，四野无人，我把两个馒头从中间破开，夹进白糖，把它拍扁，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四周还捏出边来，那是我过的最难忘的中秋节。

方圆十几里没有人，月亮快掉下来，我躺在大沙漠上，吃着馒头月饼，我觉得非常美。不要老祈求苍天赋予你什么，你应该会利用赋予你的东西，要知道感恩，要能够在你能力范围内，把你的生活过的最有情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