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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穿过青春岁月的那一束亮光

十月文艺 2020-09-17


离别与等待 

失败与救赎



三座复活生命的城市 

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情




著名作家

钟求是

最新长篇小说







《等待呼吸》

钟求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4月


他和她,两位中国留学生,在遥远的莫斯科相知相识,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莫斯科的世事变迁之中,他意外受伤终至离世,而她回到中国,在生活的漩涡里经历种种坎坷。一些无处安放的年份之后,她终于有了新的平静生活,有了新的伴侣。然而,她的内心一直追寻着多年之前的他,追寻着穿过青春岁月的那一束亮光……


作者钟求是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







《等待呼吸》

节选


钟求是


    杜怡仍新鲜地记得,她和他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阿尔巴特街。当时已是午后,天仍冷着脸,像要下雪的样子。她在一家咖啡馆用过一杯饮料和一片面包,然后出来往东北那一头逛去。每次到红场附近放风散心,她都乐意在这条步行街走上一回。

    因为是周末,街上的人比平时闹了一些。

    她走过一家书店、两间小玩品店,遇到了普希金家门口的那座双人雕像。她给了普希金一眼,又给了那位叫娜塔丽亚的女人一眼,没有停住脚步。前边有音乐的声音,那是一位老头儿坐在一张木凳上演奏手风琴。他的脸上有一批皱纹,样子像是退休工人。再行一段路,见街边围了半圈人,靠近了看,里头站着一位拉小提琴的姑娘。她小小瘦瘦的,拉出来的琴声也有些单薄。好玩的是,地上的琴盒打开,里边躺着一条白毛宠物狗,耳朵跟着琴声一动一动。

    杜怡逗留一小会儿,催着自己往前逛。前边有三两家画廊,门面有点瘦,卖的都是油画。她选了一家进去,先冲女店主点点头,再去看墙上挂着的众多画框。画框有大有小,装着各种景色和人物,呈出惯有的苏联味道。杜怡看了一遍,目光停在一只小画框上。画框里有一朵金黄的向日葵探过一堵砖墙,砖墙上坐着一位展开天真笑容的小男孩,两只脚调皮地甩来甩去。是的,那两只脚在画面定格中,仍有甩来甩去的动感。杜怡满意了,转过脑袋问价格。女店主盯她一眼,似乎在心里对眼前的中国姑娘研究两秒钟,然后说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比杜怡预料的要便宜,她没有还价。


摄影/小川


    从画廊出来,杜怡胳膊夹窝里多出一朵向日葵和一位小男孩。这正是今天她上街的一种动力。宿舍的床墙上已空了很久,她一直想买一幅油画挂上。

    此刻这幅油画让杜怡的脚步有了小快乐,不远处就是街口了。这时路旁一堵长墙撞入她的目光。她慢一下身子,往长墙靠过去——每回逛这条街,她都会在此逗留一下。这长墙有点意思,据说前几年才竖起的,起先也许是让旅游者留言,后来不知怎么变为各种思想的投放地。因为内容无拘束、颜色无厘头,它成了著名的涂鸦墙,也成了阿尔巴特街上一处新亮点。

    杜怡踱着脚步,抬头巡看上面花花绿绿的内容。一堆放肆表达各种想法的俄文,中间偶尔夹着几句英语。也有一些即兴画作,譬如一位耸着肩膀的女郎、一个镰刀加锤子的图案、一只展开翅膀的双头鹰。有趣的是,在一片斑驳的色彩中,还出现了一句中文:我认为,卡尔·马克思已经不满意了!这句话是刚写上去的,字迹新鲜,红色的涂漆还淌下一些挂滴。杜怡侧一下脸,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位中国面孔的年轻眼镜男。他一手提着小漆桶一手捏着刷笔,眼睛认真盯着墙上的字,一副二分之一油漆工的样子。杜怡心里一乐,靠前一步说:“嗨,中国老乡。”眼镜男回应一眼,点点头,仍去看墙上的字。杜怡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眼镜男说:“中国人看中国字,看不懂吗?”杜怡说:“我是说,干吗与马克思扯上关系?”眼镜男说:“我在想象马克思。现在的这里,肯定不是马克思原来想象的样子了。”杜怡“嘻嘻”一笑说:“你在想象马克思的想象,够狂放的!”眼镜男说:“你看看上面的这些话,才叫一个狂放。”杜怡细瞧那些粗瘦不一的一行行俄文,确实有些放浪:“克里姆林宫的声音像是在吵架!”“私有化放进保守改革计划里,就像刺猬和蛇杂交!”“我们为什么把让步一个接一个送到美国的脚边?”“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出去是对的!”“我想在社会主义下工作,在资本主义下生活!”“我今天排了三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一只水果罐头!”

    杜怡用手一指说:“我支持水果罐头这一句。”是呀,眼下的莫斯科啥食品都稀缺,到处排队还买不到什么,譬如到菜市场走一趟,买到的不是土豆就是卷心菜了。眼镜男说:“现在什么话都能喷了,以前可不敢。”杜怡起了玩心,说:“刷子能借我用一下吗?我也喷一句。”她放下画框,从眼镜男手里取了漆桶和刷笔,站到墙前一笔一画写下一句:在莫斯科,我学会三十种土豆烧法啦!

    看到最后写出的几个字,眼镜男笑了起来。他说:“三十种烧法,真行呀!来多久啦?留学妹吧?”杜怡说:“一年多,友谊大学。你呢?”眼镜男说:“我莫斯科大学的,来了也一年多。”杜怡点点头:“噢,原来是莫大学兄。”眼镜男说:“还涂一句什么吗?”杜怡说:“不啦,谢谢你的刷子!”

    交还了刷子,似乎没必要逗留了。杜怡捡起画框夹在腋下,继续往前行步。

    现在她要做的是再走一段路,然后坐地铁回学校。


摄影/小川


    经过加里宁大街时,她往红场方向看了一眼,几根戳向天空的塔尖清晰可见,仿佛直立的导弹守在那里。就在几天前,红场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阅兵式。因为是放假日,她在寝室电视机前懒懒坐一会儿,看到了时针指向十点的大钟、红色列宁像、历史博物馆的两座小塔、圣巴索大教堂的洋葱头和古姆百货商场屋顶未化掉的一层薄雪,当然还有整齐行走的士兵方阵和导弹车阵。在她的印象里,中国1984年的天安门大阅兵比这次红场阅兵式要气派得多。一场阅兵式碰到经济不景气,就像一个人遇上寒冷空气,即使裹紧大衣也容易缩头缩脑。

    这么想着,杜怡真的紧了一下大衣。她抬头望一眼,天空越发灰白了,有些撑不住的意思。看来不能磨蹭了,她让自己加快脚步。

    不一会儿,眼睛里出现了一个醒目的M字母,这正是她要的地铁口。她走进去站到扶梯上,趁着空闲将画框换到左边,右手伸进衣兜里找硬币。她不仅摸到一枚五分戈比,还抓到一片口香糖。

    她用硬币买了车票,嚼着口香糖走过长长通道,进入1号线大厅。站台上的人不少,但还算好,没有高峰时的拥挤。她瞧一眼手表,静了身子等着,这时腋下的画框被轻轻拽了一下,转头一看,竟是半小时前的眼镜男。她“咦”了一声说:“你怎么来了?”话一出口便自知问得不对,他是莫大的,与友大是近邻,当然得坐这条1号线。眼镜男说:“半小时遇到两次,算是缘分哩。”杜怡点一下头说:“看来莫斯科还是不够大。”眼镜男说:“刚才在涂鸦墙,我的嘴巴还想说点儿中国话,一抬头你已经走了。”杜怡说:“今天总共没跟人说几句话,你已经是最多的一个啦。”这话让眼镜男笑了起来。

    车子进站,眼镜男伸手取过画框,引着杜怡进了车厢。下车的人也不少,两个人找到了位置。眼镜男将画框搁在腿上,看着上面的向日葵和小男孩说:“你是学美术的吗?”杜怡说:“学美术还会到街上买这种画儿?我是学俄语的,号称俄语文学。你呢?”眼镜男说:“经济系,学《资本论》的。”杜怡说:“怪不得去想象马克思的想象,你……什么大名?”眼镜男说:“我号称夏小松。”他伸出手指,在画框上方划出自己的名字。他的手看上去有结实的肌肉,不是纤瘦的那种。他又告诉说,自己去年秋天来莫斯科自费读研,花了一年学俄文,现在以研二的年龄屈居研一。杜怡心里说,都研二年龄了,老男人呀。眼镜男夏小松说:“那么你呢?”杜怡说了名字,又说自己更亏,在国内读过一年大学,到这里也补了一年俄文,眼下刚混上大一。想一想,她补充说:“你们莫大我认识几个人,譬如张汝娟。”夏小松说:“张汝娟我见过两面,好像是历史系一年级……我明白了,你们是同一批的公派生。”杜怡点点头,她们这一批公派生有五十人,一起到的莫斯科,然后撒到各个大学了。夏小松说:“才是大一……你看上去挺老练的。”杜怡说:“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老?”夏小松笑了说:“我是说看上去老练。”杜怡说:“如果在国内接着念,我该是大三了。”

    说过这些,算是彼此把自己做了介绍。两张嘴巴停顿一下,一时没找到新的话头。这时又一站台到了,车门打开走出去一些人,车厢随之空了不少。杜怡正觉得该说点儿什么,听见夏小松嘴里发出一声轻笑。杜怡问怎么啦。夏小松说:“你看对面大胡子男人。”杜怡目光溜向对面——刚才被站着的人挡住,现在畅通了——一位身穿呢子大衣的络腮胡男士严肃地坐着,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像是随时要喝上一口。杜怡说:“一个没表情的男人,有啥好笑的吗?”夏小松说:“你看他的鞋子。”杜怡这才发现大胡子男人的两只皮鞋颜色不同,一只黑色一只棕色,这跟严肃的神态一搭配,的确有些滑稽。杜怡忍住笑,使劲嚼几下口香糖。夏小松低了声音问:“你说这是为什么?”杜怡说:“穿错了呗。”夏小松说:“这个回答过于简单,一个中年男人没事似的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得有个深度解释。”杜怡说:“那你的说法是?”夏小松说:“咱们猜猜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杜怡想一想说:“也许是时尚,不对称的美嘛。”夏小松说:“也许是昨晚与夫人吵了一架,出门时心情不好丢了注意力。”杜怡说:“家里只有两双皮鞋,每双刚好坏了一只——是被老鼠咬坏的。”夏小松说:“某种强迫症患者,穿一样的鞋子很不痛快。”杜怡说:“购物的时候寄错了,又不让退换。”夏小松说:“这两只鞋有时候就是一个颜色,因为该先生是重度色盲。”这说法有想象力,杜怡“哧哧”笑出了声。


摄影/小川


    对面的胡子男人有了警觉,目光直直地看过来,高声说了一句俄语,意思是你们讲一堆中国话,是说我吗?夏小松赶紧用俄语回答:“我们在讨论问题。”胡子男人说:“我看见你们在说我,我看见了。”夏小松说:“我们在讨论男人的胡子,以你为例。”胡子男人说:“我不高兴我当作一个问题被别人讨论,在地铁车厢里。”夏小松说:“这位中国姑娘认为你胡子漂亮,她很固执。”胡子男人松了脸,看着杜怡说:“这是个有趣的情况,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杜怡说:“你的胡子……布局很好,茂盛但不乱。”胡子男人满意地咧了咧嘴,从兜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杜怡,杜怡不能表现得没礼貌,伸手接了过来。胡子男人又将矿泉水递给夏小松,夏小松犹豫一下也接了过来。为了回应对方的友谊,他拧开盖子使劲喝了一口,然后身子一抖嘴里喷出一团雾水,又抻直脖子送出一串咳嗽声——原来瓶子里装的是伏特加。胡子男人“咕咕咕”笑起来,杜怡愣一下也乐了,一边将酒瓶子夺过来还给胡子男人。

    夏小松喘着气,仍要张嘴讲话的样子。杜怡说:“你要说什么?”夏小松说:“我想起……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唯有咳嗽无法掩饰。”杜怡说:“这时候还找咳嗽依据呀!现在我明白了,这男人鞋子错乱不是别的原因,就因为他喝了酒。”夏小松委屈似的看看胡子男人,胡子男人友好地耸一耸肩。

    列车钻出地面停在莫斯科河的桥上站台。广播里响起声音,列宁山到了——与下一站Университет(大学)相比,从这个站口去莫大似乎还方便些。夏小松放下画框说声再见,站起身出了车门。杜怡回头望一眼窗外,没捉住他的背影,只看见一片河水和河水上方飘动的白色絮片。原来开始下雪了。

    杜怡把画框放在跟前,画面上多了几颗水粒,应该是夏小松刚才口中溅出的酒滴。她暗笑一声,掏出纸巾将水粒擦掉。对面的胡子男人时不时送过一眼来,他似乎不明白中国小伙子为什么撂下中国姑娘。杜怡不再理他。

    过一会儿,西南站也到了。杜怡下了车,坐长长的扶梯上到地面。一阵寒冷扑面而来,让她缩了缩身子。她抬一下头,几瓣雪花落到了脸上。




钟求是,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小说集《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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