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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成功的小说家要雌雄同体
徐则臣笔下有一种小人物的巨大魅力,他很了解当年在中关村办假证的人,他的小说呈现出小人物特别庞大的小宇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体现出他作为当代作家深切的关怀,对人的理解——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压迫下,人要活出自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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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圈
我跟张莉老师认识快二十年,她搞批评,我搞创作,在创作和研究上我说我们是“青梅竹马”。当年我们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她鼓励我写作,我鼓励她搞研究,这么多年我们一起成长。也是因为像张莉老师这样的朋友一直在鼓励,通过评论、聊天,包括我们吃饭、喝酒的方式来相互鼓励和取暖,所以才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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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名做人名,天然就有历史和文化的纵深感
徐则臣:说到《青城》,青城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本小说集收录的三个小说——《西夏》《居延》《青城》,三个小说主人公的名字都做了小说的篇名。
很多人看到《西夏》《居延》和《青城》,会发现都跟我们的地理和历史有关系——大家知道过去的西夏王朝、居延关,还有现在的青城山。我个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做人物的名字,比如敦煌、平阳、平遥,还有敦煌的表哥保定。我觉得这些名字特别有文化内涵,因为中国很多地名的形成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当你把这个地名拿过来做人名的时候,它天然就有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就比张三、李四好。它自带流量,它会自然给人物的命运、性格复杂性提供新的阐释的面向。
《青城》书影
《青城》这个题目是我去四川,在峨眉山的盘山路上,突然脑子里冒出来的。当时就想我要写一个以青城为名字的小说。后来又有一次去成都,杜甫草堂看了,周边的几个县我也看了。成都那边有很多书法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书法家,一个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叫赵熙。我那段时间正在临赵熙的字。有一次跟阿来老师一块聊天,他说你应该出来走一走,我经常会到山里面,到高原上看一看,看看鹰。我说好,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去看。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不过我倒是为了这次行程看了很多资料,尤其关于鹰的资料。后来把这些元素全部糅到一块写成《青城》这个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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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笔下有一种小人物的巨大魅力
邱华栋:今天这个分享会的题目叫“让天使在针尖上跳舞”,我想了半天头都想肿了,我觉得应该改一个名字叫“让则臣在刀尖上跳舞”,这样可能更贴切他这三本书。
邱华栋
《跑步穿过中关村》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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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写作
张莉
男性书写里面关于女性通常是两种类型,一个是天使,一个是荡妇。中国文学史上自古以来还有一种女性的类型就是飞蛾扑火式的女性,她奉献,她隐忍,她像地母一样,但同时她有俄式的刚烈性,比如窦娥冤、杜丽娘死而复生,死了也要战斗到底的精神。但是西夏、居延和青城,她们虽然受困于某种困境,但是在细微处可以看到她们对自身命运和困境的反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喜欢徐则臣老师的《青城》。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徐则臣的三姐妹”,对标文学史上,契诃夫有他的《三姐妹》,毕飞宇老师的“玉米”系列也是三个姐妹。
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最难的就是理解,尤其一个人要跨越自己的性别去理解他人更难。但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在他的未来要达到这样的高度。苏童老师在性别观调查里有一个回答,后来被很多媒体引用,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要有异型和异性的能力,在更高层面上要有社会性别意识。徐则臣老师的《青城》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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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提供某种异质性的东西
徐则臣
当我给一个人取名字的时候,比如“敦煌”这样的名字,我觉得他内心就有混乱、苍茫但是坚硬的感觉,有点像前几年的沙尘暴。“敦煌”这个词我找到以后,立马感觉它就是我要表达的那个感觉。“西夏”的确有点神秘感,大家都知道西夏王朝,很神秘、很悠远。“居延”也是这样,它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的一个小地方,出了很多居延汉简。到“青城”的时候,它更清晰一些,的确是隐忍的、地母式的,非常雄浑的。这是我的一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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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担心写完以后没人看
徐则臣:写北京,我的确跟华栋老师有区别。我更愿意把这个城市人格化。一个城市在我看来,它对于我的作品来说重要不重要,不在于它的建筑有多高大、有多古老,所有这些伟大的东西如果不跟人的命运发生关系,对我来说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会把所有北京的元素、我所理解的北京,一点点纳入到人物命运、性格的复杂性里面,这是我构思或者我整合创作资源写出作品的一个途径。
徐则臣《北上》
提问:想问徐老师,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观察细节并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徐则臣:这就是一个职业病,这个观察能力是需要练的。一开始我可能很刻意地记我喜欢的一些细节。有一次我跟李浩一块儿在北大万柳旁边的公园聊天,过来一个人推着一个小车,小车上坐了一个小狗,那个小狗穿着人的衣服,一只爪子搭在小翅膀上,另一个爪子在挥。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就写到小说里。李浩说,当时咱俩在一块,我就没看到这个东西。或者他看到但不是这样描写,他会描写其他的。这是各人不太一样。一开始要有意识地训练,刻意地记一些东西,慢慢形成你独特观察的角度以后就变成本能了,你看到的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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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要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的附着
第二个问题,语言跟人的心态有关系。早期我的语言也是比较欧化的,长句子。到后来,我就是要简单的、通俗的、易懂的,是交流,不是卖弄,是最直接、最简易能够到达对方。我们熟人见面,需要寒暄一大堆客套话吗?不必要。吃了吗?吃了。感觉怎么样?挺好的。这就行了,只要它能基本达意就可以。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无论有多么艰深的道理,最终都有途径转化为平易的东西。如果不能转化,不是说不存在这个路径,而是我们没找到而已。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一定得把小说写得佶曲聱牙。我也很认同、也很理解很多人把小说写得很艰涩。没有任何问题,作为小说的生态之一,做这样的尝试我完全赞同,而且表示我个人的敬意。但是我愿意找到最好的方法,把最艰深的转化出来。所以语言可能以后会用短句,会简洁平易,尽量不出现大家不认识的字。
徐则臣《耶路撒冷》
徐则臣:的确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努力。我前段时间做一个访谈,我说我越来越愿意让小说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的附着。过去我可以心无旁骛地讲一个故事,但是现在我希望小说里面无论是人物的名字,还是细节,还是它的场景,在设置的时候能够不断地、适可而止地加入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信息。因为一个人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你是处在一个关系中,处在历史和文化的某一个交汇点上,你出来一定携带很多信息。如果要真实地呈现出一个人,你要有能力把这些信息带出来。就像一棵树,你把它拔起来的时候,树要拔起来,同时要让人感到整个大地在震动。因为它从这个大的背景下出来,它和大地之间的张力要呈现出来,这可能是以后我努力的方向。
整理:雨驿
编辑:王昊
文章转载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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