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彭于晏为何向肾宣誓？背后是一起医疗事故，还是名人名院！

《邪不压正》中，他们为什么要在一颗肾脏面前宣誓？

作者｜韦虚心

来源｜医学界

最近这几天，医疗界备受关注。继《我不是药神》的大肆刷屏后，四年一剑、苦候良久的姜文新作《邪不压正》，昨天正式公映了。

来源：电影《邪不压正》

电影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说的是背负血海深仇的青年侠士李天然回国复仇的故事。影片中，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目睹了师傅一家被大师兄灭门，而自己则侥幸从枪下逃脱，被美国医生亨德勒救下。李天然伤愈后，赴美学医多年，并同时接受特工训练。1937年初，李天然变身训练有素的特工，回到北京担任协和医院妇科大夫，由此展开他的复仇之路。

而李天然第一天去协和医院报道，竟然安排在一颗肾脏面前宣誓，让观众大感意外。实际上，这一情节是导演有意为之。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牵涉到了协和医院的一桩百年公案。 

这颗肾到底是谁的？

这颗肾的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先生。

很多人对梁启超的印象，往往还停留在中学课本。那里面，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逃到了日本。殊不知，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和财政总长。他也因此长期居住在北京。

梁启超

梁启超一向身体健康，很少生病。但是在1926年春天的时候，他突然频繁尿血，在其他医院诊治无效后，最后去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尽管请了当时最好的医生做手术，但梁启超还是没能挺过来，于1929年1月29日在北平溘然长逝，年仅57岁。梁启超的壮年早逝，引起社会各界的种种猜测。

关于梁启超的死亡原因，坊间广泛流传着“割错肾”的说法。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所写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写道，因为当值医生误判，导致前来求医的梁启超被割错了肾脏，而梁先生的死因也被归罪于协和医院的一起医疗事故。此后，梁启超的儿媳妇——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也讲述了同样的版本。

要知道，肾切除术即使放到今天，都是大手术，在百年前的民国，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而且当时的国人对手术有很严重的恐惧心理，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但梁启超本人还是坚持要做，最后也是在协和医院做的肾切除手术。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协和医院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北京协和医院，而是一家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协和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经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最终，经过协和泌尿科几位医生的诊断，判定梁启超尿血的原因出在右肾。做了X光片之后，医生发现梁先生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

3月16日， 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对待梁启超这样的社会名流，协和医院自然不敢怠慢。主刀医生给安排的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刘瑞恒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回国后担任上海哈佛医学校教授。给梁先生做手术那会，他正好在协和医院当院长。

 刘瑞恒（左）

根据《林徽因与梁思成》书中的记录，梁启超手术过程看起来很顺利，实际上却出了问题——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

当然，梁先生被“割错肾”后来成了一桩公案。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先生《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一文中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梁启超因尿血而被割肾一事，在当时的确引发了大讨论……亲历者的众多文章都证明，那只是一次误诊，而非医疗事故。并且认为“割错肾是无稽之谈”……“梁启超的死和肾无关，而是一种奇怪的肺部感染。”

不管割没割错肾，最终的结果是——肾确实是被割了。4月12日，梁启超出院回家。遗憾的是，梁先生的血尿症状时好时坏，并未治愈。很明显，梁先生的右肾并非尿血的病因，协和医院出现了误诊。一时间，舆论哗然，而舆论的矛头则指向了西医。

然而，不管是“误诊”还是“医疗事故”，梁启超本人的态度则令世人刮目相看。

这时，梁启超写了一份英文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第1页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表示，自己出院后“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亲自为协和医院辩护，打消公众的疑虑。这份梁启超亲笔书写的声明，至今保存在病案中。

而协和医院自始至终都保持缄默，直到2006年，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包括梁启超一案。展览中出示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并没有恶性肿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协和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

当然，影片中李天然第一天去协和医院报道，安排在这颗肾脏面前宣誓纯属姜文电影作品里独有的荒诞和戏谑。在现实中，协和医院并没有这样的传统。

那么，梁先生为什么选择为协和辩护呢？

事后，梁启超并没有跟协和索要任何赔偿，反而选择了为协和正名。他为了启迪民智、开化国人，让大家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接受西方现代的科技，奋斗了终身。他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试想，如果梁启超因为在协和医院里“被西医治死了”，以他这么高的地位和名声，这对于全国人民相信真理、相信科学、相信西方的先进技术无疑会产生负面作用。为了不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再添上这些麻烦，梁先生选择了为协和辩解。肾是不是割错了，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梁先生最后不顾自身得失为协和、为西医辩护的精神和苦衷，确实值得后人尊重。

但稍微有点事与愿违的是，梁先生的事情发生后，很多文化名人都关注此事，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这恐怕不是梁先生所愿意看到的。

顺便插一句，为梁先生动手术的刘瑞恒，后来当了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1949年，刘瑞恒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致力于发展台湾的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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