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析了10年来的295起伤医事件，却得不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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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们搜集了2009-2018年十年内中国媒体（除港澳台地区）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及其报道做了数据分析。
近日，北京民航总医院女医生被扎伤致死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6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司新闻网络处副处长成义明确指出，这不是医患纠纷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伤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们搜集了2009-2018年十年内中国媒体（除港澳台地区）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及其报道做了数据分析。RUC新闻坊希望能通过系统观察，让读者对类似事件有更全面地了解。
本文曾于3月5日发布于公号平台，以下是报道全文。
距离上回被患者找来的一帮人打断鼻梁骨那事儿过去已经一年多了，但王子良到现在还是不敢值夜班。每次有人跟他提起这件事，他都摆摆手，“怪窝囊的，别说了。”
当时那件事其实一点儿也不复杂。有个患者想跳过手续找他直接拿药，但医院有规定，禁止医生私自开药。王子良的拒绝换来了一顿拳打脚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耳鼻喉科。
跟王子良在同一个医院工作的柳林峰对这种事情就要看开很多。他在急诊科工作了将近十六年，笑称“被踹几脚、扇俩耳光，那都是常有的事儿”，似乎已习以为常。
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超三成的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而在我们搜集的近十年内中国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
从近十年中国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来看，广东省暴力伤医事件被报道的频率最高，共有38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东部人口大省被报道的伤医事件也较多，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伤医事件较少。
医院的级别越高，被报道的伤医事件发生的频率越高。在十年内见诸报端的暴力伤医事件中，有七成发生在三级医院，其中三甲医院就占了一半以上。
正所谓“大医院，挤破头；小医院，空荡荡”。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由于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人员和技术资源吸引了大批患者，因此伤医事件发生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现在人们有钱了，得了病都喜欢往北京上海跑，就像割个阑尾这样的小手术，我们二级医院明明也能做，非要挤那些三甲医院。现在那些大医院做个手术光排队就要等半年，反观我们医院就没人。”崔淑敏抱怨道。她是山东省一家二级甲等医院的护士，她所在的骨科现在有一半的床位是空的。
而在医院所有的科室中，近三成被报道的伤医事件发生在急诊科。同时，外科、内科和妇产科也是被报道的事故多发地。
于明是北京120急救中心急诊科的一名随车医生。他认为，急诊科的伤医事件往往“多而不重”，“急诊科确实冲突多，很多人喝了点酒，胆子就大了。一般是拳打、脚踢，掐脖子，有时候甚至会抄起身边的东西，但往往都不是特别严重。”
从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来看，对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和对医生的治疗结果不满是患者伤医的主要原因。“医生态度不好”“病没给我治好”“医生的专业水平不行”等等，是患者或家属诉诸暴力的常见理由。
于露是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2017年10月，她所在的医院收治了一名早产生了黄疸的男婴，“治疗措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最后孩子不幸死掉了。”她解释，新生儿比较脆弱，任何一点内因或外因都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
孩子的家属对此事有着另一番说法。因为直到出事前一天晚上，孩子身体的各项指标还都正常，但次日早晨，医院突然向家属表示孩子“情况不好，但一直不让见小孩”。孩子于当日早晨夭折。孩子的家属认为，阎良区人民医院对此事“一直躲躲闪闪，含糊其辞，对于孩子的死亡说不明白，给不了我交代。”这让家属的负面情绪彻底爆发，坚称是医生的过失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十几个人，在医院大门口摆花圈，放哀乐，拉横幅。大夫上班都得绕道走，病人看病也无法正常从大门进入。”于露说完长叹了口气。
除了患者因对医疗服务不满对医护人员挥动拳头之外，还有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原因有些荒唐——酒后闹事。深夜的医院似乎成了一些醉汉表演撒酒疯的直播现场。
于明去年就碰上过类似的经历。某次半夜他随车出诊，收治了一位喝得酩酊大醉的患者。这名患者在救护车上渐渐苏醒了过来，借着酒劲开始辱骂同行的同事和医生。救护车刚在医院停下，患者一下车就把同事一脚踢翻在地，然后顺手拿起车里的医疗设施，转身就要向于明和救护车司机打来。
“我们当时吓了一跳，还好都及时躲开了。”这位“患者”却仍然不依不饶，先是砸了救护车的玻璃和后视镜，又一直追着司机跑到医院里，砸了输液室的椅子，引发了一阵不小的骚乱。直到警察过来，事件才得以平息。
2007年那会儿，柳林峰还没当上急诊科主任。有一回值夜班，一位大学生因为突发心悸被家属送来就诊。经过仔细的诊断，柳林峰认为只要稍事休息一下便可自动好转，于是便让患者在原地休息。谁知病人家属曲解了他的意思，以为医生故意怠慢。一名男性家属冲了上来，一个巴掌狠狠地甩在柳林峰的左脸颊上。
“嗡”地一声仿佛有一个炮仗在耳边炸开了，接着热乎乎的鼻血流了下来。柳林峰一下子就懵了，“我好心好意给人看病，到头来被人不明不白地扇了一巴掌”。
保卫科的人及时赶到，把撕扯着的双方拉开。在警察赶来的途中，患者心悸的症状消失，家属带着人一溜烟儿迅速离开了医院，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碰上这种事情你也没地儿说理去，大半夜闹事打医生的十有八九是喝醉了酒。他们打完人就跑，你根本来不及报警。就算把警察叫来了，他们也只能过来询问一下情况，做个笔录。”柳林峰说着摊了摊手。
在所有收集到的伤医事件报道中，有近四成的报道里没有提及伤医事件的后续处理结果。而在提及处理结果的报道中，行政处罚是最常见的惩戒手段，如10至15天的行政拘留或几千元不等的罚款。还有部分报道仅跟进到刑事拘留阶段，或仅用“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涉事者已被警方依法抓捕或批捕”一笔带过，并未公开案件的后续处理情况。根据统计，涉及刑事处罚结果的报道占总数的不到5%。
于明认为多提及对伤人者的处罚结果是有必要的。“媒体如果不写明这些人最后受到的惩罚，那还是不能警示不理智的人，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柳林峰指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警察通常都会把患者殴打医生的案件当作“互殴事件”来处理，而不是按照“寻衅滋事”或是“扰乱公共秩序”来处理，因此对闹事者的处罚很轻，难以起到有力的惩戒作用。
“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一直偏向于保护弱者。在医患冲突里，患者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因为患者没有专业的知识，没有强大的后台和资本。所以如果医生被患者打了，人们会觉得医生肯定有问题。倘若碰上医疗纠纷，不管医生到底有没有错，医院都要象征性的赔钱。”
有关部门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并规定“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016年，国家卫计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等9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施行，要求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并倡导更多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
传统观念认为，医疗成本高、国家医疗补贴少是导致医患冲突高频出现的根本原因。老百姓住不起院、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心中积压的怨怼多了，自然就要发泄到医生身上。
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从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目前的政府医疗投入情况的确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更是差距悬殊。以瑞士为例，作为高福利发达国家，瑞士政府的医疗投入力度在统计到的国家中最大，超过1/4的政府开支用于医疗卫生建设。而我国的政府医疗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到3.2%， 在政府的全部开支仅占1/10。
事实上，我国的个人医疗花费并不算多。根据2015年的数据，我国私人医疗开支占总医疗开支约40%，也就是说，假如当地人去医院看病，有60%的医药费可以国家报销。2015年我国的人均个人医疗花销仅有1066元，相当于美国的1/3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柳林峰看来，不成熟的国家医药政策或许是医患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前些年大部分药品由政府统一定价，部分药品价格偏高，医生每开一盒药最多能拿20%的提成。于是就有一些无良医生为了赚钱给病人胡乱开药。媒体抓住这些负面案例报道，老百姓看了新闻，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渐渐对医生群体失去了基本信任。”
讽刺的是，前些年患者打医生是因为医生乱开药，而现在则是因为不给随便开药。柳林峰称，“现在国家整顿医疗行业乱象，对药占比进行了限制。我们医院规定每个科室的药品收入不能超过总收入的23%，超过1%就要罚款。现在医生都不敢随便开药了，但是有些患者不理解，觉得我花钱你凭什么不给我开药。”
“医药政策就像个钟摆，一直在来回摆，但不管摆到哪一边总能打到医生。” 柳林峰说着，无奈地笑了笑。
黄志强在厦门市第二医院做了近十五年的医生，他认为中国的医患矛盾既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对医生的观念不够先进的体现。“现在我国普遍将医生、医疗行业当作服务业，大家把医生当成是餐厅服务生一样，我给你付钱，你给我干活，这明显是不对的。”
而在于明看来，医患冲突事件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中国人对医生职业的错误认知。他认为，大众媒体对医疗行业过度美化使公众对医生产生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媒体动不动就宣传医生是“白衣天使”。电视剧里，病人叫了救护车就有一帮医生带着各种设备迅速赶过来；救护车还没到，医院的医生已经在门口迎接了，患者到了就能直接开始手术。但这些在现实中是远远达不到的，现实中医生没有那么万能。”
“我希望媒体宣传也好、影视作品也好，能还原医生真实的形象和工作状态，让患者了解医生也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这样也能促进医患之间的沟通。”
吴新鹏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名记者，今年9月份，他接下了一个选题，跑到湖北襄阳采访了一位被患者家属殴打的麻醉科医生。在跟进采访的过程中，他对医患冲突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吴新鹏认为，造成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医生、患者中的任何一方。“医生每天要接待大量的病人，很难照顾到每一位患者的想法和情绪。而医生是一个职业成就感很高的群体，面对患者提出的‘过多’要求，他们会产生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这种‘委屈感’不断积累，就有可能形成医患间的对立。”
单从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的数量上来看，对医生而言，最困难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但医患之间微妙而紧张的气氛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于明认为，这两年医生被打的事儿确实少了一些，但他依然感到很苦闷。因为前几年患者发泄情绪主要用拳头，这两年则学会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出诊的时候经常会被病人辱骂。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低头不吭声，赶紧干活，生怕激起矛盾，造成更大的冲突。”于明无奈地说道，“我们的行事原则就是放低心态，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医生，要把自己看得比患者家保姆身份还低。”
黄志强认为，现在医患冲突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的医患矛盾，是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或者对护士的服务不满意。但是现在，病人们闹的不是这些。”他颇为无奈地表示，“有些病人，医院的饭菜不好吃要闹，开的药贵了也要闹，甚至连起夜摔了一跤也要闹。”这些与医生的职责完全无关，许多病人只是借此将医生作为发泄情绪的出气筒。这是医生群体的“不应承受之重”。
吴新鹏回想起自己那篇关于医患冲突的深度报道在最初的选题阶段遇到的种种困难。
“在这个时间节点写医患冲突其实有些尴尬，一方面是这几年医患关系已经有一定好转，花这么大篇幅写一件事情，可能被批评视野太局限，社会价值不大；而且如果写不好，还可能加剧医生和患者的负面情绪。” 吴新鹏说，“最后编辑跟我商量，看看能不能通过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试着从更多的角度去呈现医患冲突。”
于是吴新鹏竭尽全力去接触事件的每一方当事人，找到了被打的医生以及医生的家人和同事，找到了处理此事的派出所警察，又辗转到乡下的一处“坟头儿”找到了正在办丧事的患者家属。吴新鹏把这些不同的声音记录下来、写在稿子里，并在编辑的建议下将报道的标题定为“非典型伤医事件”。
报道发表后，相关微信公众号申请了转载，阅读量破了十万加。
而令吴新鹏感到意外的是，伤医的患者家属在看到报道后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感谢，“他们可能觉得我在某些方面帮他们洗刷了冤屈吧。”
“医生和患者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在医患纠纷的问题上，只谈对错，对解决它帮助也不大。我们记者也不是来判断对错的。把事件的真相还原，把前因后果说清楚，增进读者对医患双方的理解：记者要做的应该是这些。” 吴新鹏字斟句酌地说道，眼睛里映着不远处暗黄色的灯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子良、柳林峰、崔淑敏、黄志强、于露、吴新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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