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医生感染新冠，治疗6个月后，又回到了临床……
“我做了62年的临床医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病看好。”
“医生脱离临床这么久，不学习不坐诊怎么行。”
瘦小的个子，一身略显宽松的白大褂，进出拎着个帆布袋，一笑就露出两排牙齿……眼前精神矍铄的张和武，一直絮叨着想赶快回到门诊。
他是武汉市肺科医院（以下简称“肺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国防痨界知名专家，曾获得第九届“中国医师奖”。2003年退休至今，他一直以返聘专家的身份留在肺科医院工作。如今，他已82岁高龄。
每周五，是肺科医院结核病区疑难病例大讨论的时间。8月的一个上午，张和武查完房之后，回到医生办公室。一群年轻的医生将他围在中间，从身边的影像袋里抽出一张张胸片，等待答疑。
有时是一早上，有时是一整天，视疑难病例的数量而定。一问一答，旁人都在仔细聆听，偶尔有笔尖沙沙摩擦纸张的声音。
此时距离他罹患新冠病毒肺炎康复出院还不到一个月。
张和武主任
82岁老将倒在抗“疫”一线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成为疫情中心。
疫情初期，张和武与肺科医院的全体医护一样，日夜投身在抗“疫”一线。忙着收治患者，参与院内查房、会诊……
1月20日，张和武出现了低烧、腹泻等症状。由于酷爱健身，他的身体一直强健，这些“小”症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1月25日，低烧与腹泻的症状未见好转，张和武在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肺已出现磨玻璃影，核酸检测呈阳性，必须住院治疗。当晚，张和武住进了肺科医院。48小时后，他出现了严重急性呼吸衰竭。
“这个病晚上发作得特别厉害，喘不过气，呼吸困难，每天晚上都望不到天亮。”
临床分型上，张和武属于重症病例。武汉市肺科医院耐多药结核病区副主任杜鹃是张和武的学生，也是他的主治医师。病程初期，杜鹃和团队曾想过将老师送进ICU插管，但被拒绝了：“他说自己八十多岁了，知道我们工作量非常大，也知道医疗资源非常稀缺，不肯进ICU。”
肺科医院是武汉当地最早收治新冠肺炎的三家定点医院之一，这里的ICU曾经收治了全武汉病情最重的81位新冠肺炎患者。除此之外，肺科医院还承担着院外武汉3000多名结核病患者的治疗重任。即便是疫情最严峻的时刻，肺科医院仍然有20多位结核病重症患者在此救治。张和武的顾虑也来源于此。
张和武坚持不进ICU，医院和同事见劝不动他，只能在其他方面想办法：在张和武的病房里，医院为其配备了单独的空气净化机；医院还安排了护理团队，三班倒，对他进行24小时护理……
“他（指张和武）一直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武汉市肺科医院结核一病区主任朱琦也是张和武的学生，看着老师躺在病床上，医院上下都心急如焚：“当时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治疗。但是病毒治疗的药物也就那么几种，并不是每一种都有很好的效果……老师还主动申请参与了针对新冠肺炎治疗的新药临床试验。”
病情最严重时，张和武想到了最坏的结果。由于表达困难，记忆力差，他让医护人员为自己记录下遗嘱，通过微信发给了儿子。遗嘱中，每一位给予他帮助的人，他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包括之前照料他起居的护工。
在全院医护人员的抢救之下，张和武的病情慢慢好转。4月下旬，他的核酸结果转阴，成为武汉市最后一批转阴的新冠肺炎患者。随后，他被转入隔离病区，进行康复训练。
住院六个月，留下一本自诊病历
“今天是我住院的第46天。护士照顾我的时候总参（打）瞌睡。因为他们值班太频繁，真是辛苦他们了。我非常难受，是我拖累了他们。我很想感谢他们，但感谢也减轻不了他们的疲劳，我希望我的病情好转，生活能够自理，就不需要麻烦他们了。”
这是张和武写在自诊病历上的一段话。自诊病历从3月4日起开始记录，这是他住院的第39天。
“那时候刚刚好转，想发条微信，手抖得字都打不完，也不能看书。”那段日子，张和武只能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每天记录自己患病的情况和感受。在每个日期之后，张和武都会记录上当天照顾自己的医护名字。
张和武的自诊病历
为了感激这批医护，躺在病床上的张和武只能将自己最珍贵的人生经验分享给他们：对于年轻医生，他会分享临床经验，督促其专注业务，反复学习；对于年轻护士，张和武则侧重分享人生经验，包括择偶观和学习观。在他的影响下，科室的医护都养成了每日读书的习惯。
随着病情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书籍搬进了张和武的病房。他叮嘱家人每日整理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微信发给他。在之后的自诊病历中，他还会自己记录对新冠肺炎治疗方案的分析与看法、针对自己病情的治疗措施和建议，供主诊医生参考。
行医六十载，专攻耐药结核病
1958年，张和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武昌医学专科学校（中专）毕业。随后进入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工作（武汉市肺科医院前身），一待就是62年。
“那时候刚刚行医，还没有处方权。但因为我学得快，进医院没多久就拿到了（处方权）。”1963年，因为工作表现优异，张和武成为科室主任，直至退休。
在患者眼中，张和武虽是“湖北肺结核治疗第一人”，却总是待人亲切，笑意盈盈。但在学生眼中，张和武却自认“颇为严厉”，“因为我教学时很严肃，有些学生叫我‘机械学院院长’。”张和武笑道。
每周疑难病例讨论，年轻医生们都抢着找张和武答疑
自律，是身边人对张和武的第一印象：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5点40出门；运动近两小时之后，7点半回家吃完早饭后再去医院上班。
“我一辈子没有睡过懒觉。”说起这点，张和武颇为自豪：“我的生活就像学生一样，按时起床、睡觉、上班、吃饭、学习，从没间断过。”
“有一年冬天下雪，我还穿着深筒靴去雪地里跑步。”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前，张和武每天都要跑个几千米，还要完成30个撑单双杠任务。十多年前，年过七旬的张和武报名参加了院内运动会，取得了千米跑第一名的成绩。
朱琦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前，老爷子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强健，没有任何慢性病。”
除了锻炼，张和武在学习上对自己的要求也近乎苛刻。
刚进医院时，有个老医生提到，呼吸科的医生一定要学会“看片子”，一个医生起码要看2000张胸片，才能达到主治医生水平。
“在那个年代，主治已经是最高水平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和武每天都抱来100多张胸片，同时把市面上能买到的胸部X线学相关的书籍都买来，比对着肺叶等部位认真钻研，然后提出自己的诊断。每晚都研究到半夜。
渐渐地，张和武能发现其他医生诊断中存在的问题。一月后，张和武已经看完了3000多张胸片。当时医院规定，新来的医生必须由高年资的医生带教实习半年才能上岗，但因为张和武的“经验”丰富，主任允许他独立问诊。
从医六十余年，张和武一直从事肺部疾病及结核病临床和科研工作。2006年，武汉市启动全球基金耐多药结核病项目，张和武不顾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复杂、传染性强，也不顾自己年近七旬，主动请缨，承担起诊疗组专家一职。在全世界耐多药结核平均治愈率仅50%的情况下，张和武团队的治愈率达到70%，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武汉也成为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全国示范区。
“我做了62年的临床医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病看好。”张和武认为，临床医生需要针对患者情况做出精确诊断，并进行合理的治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断学习。“医学是一门不完善的科学，需要不断学习加深认识。如果只是通过工作积累经验，许多病症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如果不学习，疑难杂症永远都诊断不出来。”
在张和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医学、人文类的报刊杂志。他每年花费在订阅报刊上的费用便超万元。
张和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类医学期刊、书籍
“当医生的时间越久，越觉得当医生不容易。”张和武表示，每次查房，自己都是慎之又慎：遇到疑难病例，必须迎头而上；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未知状况，又必须给出及时的应对。
“每次的疑难病例查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张和武说，每次看完病，他都会反思，此次处理是否得当，如果发现有缺陷，他会马上改进。
张和武认为，医生之间，不论年资高低，都应该互相学习。“现在每种药物的剂量和用法，我记得不如年轻医生清楚，有时也需要向他们请教。”
“我恢复得比一般人还要好”
张和武在医院住了近六个月。7月1日，张和武正式回到工作岗位的那天，他仍未恢复如初。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评估一种疾病是否会产生后遗症，一般要在疾病痊愈后6个月以上才能开始。但作为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张和武对自己的病情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表示，自己在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期间，患上了应激性高血糖，血压也有所升高，心肺功能受到了很大影响。“我晓得自己的情况，只能通过康复训练改善这些问题。”
刚能下床那阵子，张和武每天都在治疗团队的帮助下做俯卧位呼吸训练。每次一小时，每天做三次。
进入康复期治疗后，他为自己量身制定了康复计划：每天做5组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恢复呼吸功能和肺部回缩力；每天通过走路、爬楼梯的方式，恢复心肺功能；通过单脚站立锻炼平衡性，此外还要增加一些徒手运动，恢复关节的力量。
如今的张和武，可以单腿站立两分钟。“我比一般人恢复得还要好。心率目前能保持在80次每分钟，我还会有意识地做一些剧烈运动，心率达到140次每分钟。”
张和武现在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去门诊坐诊。感染前，他每周会有两次专家门诊，门诊量爆棚。
“我知道有些老病人在等着我，我现在身体康复得不错，早点回去我安心、他们也安心。而且医院花了这么大力气救治我，我也要回报医院。”张和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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