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疟疾，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国家如何消灭一种古老的传染病？
撰文 | 朱雪琦
编者按：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正式获得消除疟疾认证。从解放前的每年3000万人感染疟疾，到如今的零新增疟疾本土病例，中国是如何做到的？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坐落在上海瑞金二路207号。3月过后，所里很忙，受新冠疫情影响，原本定于去年年底前完成的“零疟疾” 确认工作，现在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
6月3日，在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见到前所长汤林华教授时，对云南省的消除疟疾终审评估正在进行中。云南曾经是中国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被认为是“瘴疫之区”。两天后的6月5日，云南省通过了国家消除疟疾终审评估，连续4年无本土感染疟疾病例，实现了消除疟疾目标。
去年7月26日，国家卫健委公示，最后的三个省份云南、湖南和辽宁的终审评估，都达到了消除疟疾的目标。“接下来就是完成国家消除疟疾报告，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汤林华说。
根据世卫组织相关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至少连续三年确认无本土疟疾病例时，才可向世卫组织申请“无疟疾”认证。
2010 年，原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消除疟疾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能够按时完成，中国即将成为“无疟疾”认证国家。
“寄研所”
汤林华1949年10月出生在上海，当时，上海也是疟疾的流行区，疟疾是常见的传染病。汤林华在7岁的时候感染了间日疟，这种疟疾隔一天发作一次，发冷发热，冷的时候直打寒战，热的时候大汗淋漓。
因为自己的患病经历，从事疟疾防治工作成了汤林华的初心。高中毕业后，汤林华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九团卫生队当防疫员，早期在基层做疾病预防和控制的经历，使他掌握了流行病学一些基本知识和方法。
1978年恢复高考，28岁的汤林华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录取。1983年，汤林华毕业时，赶上了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的成立，他被分配到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下属的寄生虫病研究所工作。
“当时条件很艰苦，所里只有一栋楼，一个流行病室有29个人在一起工作。”汤林华清楚地记得，他刚到所里时，只领到了一张小课桌，放在侧房门的后面，就算是办公桌了。
当时流行病室的主任刘吟龙教授是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要求汤林华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刚到所里第一个月，汤林华的工作就是养蚊子、看血片，因为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
解放前就参与疟疾防治工作的刘吟龙教授告诉汤林华，解放前中国每年有不少于3000万的疟疾病例，到了80年代初，疟疾病例每年仍有300多万。“我当时就感到，300万病例，这是老一辈的科学家交到我们手上的任务。”汤林华告诉“医学界”。
汤林华到所里工作的第二年，1984年，根据外交部的文件要求，要在重点医学院校选拔一批具备条件的人，到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汤林华到西安参加考试，700多个候选人里，最后留下15个人，他是其中一个。
虽然后来因为复杂的原因，到世卫工作未能成行，但他由此进入了世卫的预备职员和专家库，他和寄研所后来与世卫建立和拓展了密切的关系。2002年，汤林华担任世卫疟疾、血吸虫病与丝虫病合作中心主任。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国门越开越大，国际合作也越来越多，寄研所承担了更重要的国际角色，在一些寄生虫病防治的重大问题上，有了话语权，这是和前一代疟疾专家不一样的地方。”汤林华感慨。
正是因为开放的国门，1985年，汤林华获得到泰国玛希敦大学的热带医学院进修两年的机会。这所医学院的热带医学和疟疾学国际知名，汤林华读研究生的阶段，主要研究中国抗疟药物青蒿素和咯萘啶。他成为了中泰建交后的第一个留学医学生，后来还获得了泰国优秀毕业生金质奖。
因为这样的高起点，“我没有转行的余地了。”汤林华笑着说，“我就下了决心，一辈子就做疟疾防治这件事，把它做好。”
1987年从泰国回国，汤林华很快获得了提拔。1988年，他被提拔为流行病室副主任，1990年成为寄研所副所长，2001年国家卫生体制改革，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他又成为了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的第一任所长。
也是从泰国回来后，汤林华正式开始了疟疾防控的科学研究。
1988年，拿着5000元的课题种子基金，汤林华和两位年轻同事选择到黄淮平原恶性疟流行区考察，研究从河南信阳到大别山区六安、再到江苏里下河流域，这个狭长地带还残存疟疾的原因。研究团队实地调查了两个月，在对黄淮平原4个县进行流行病学调研后，采用了当时国内还很少使用的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方式，找到了当地残存疟疾病例和传播疟疾按蚊滋生土壤等6个因素的密切关系。
这项研究后来为苏鲁豫皖鄂五省联防消除恶性疟提供了指导意见，也让汤林华意识到，“科学研究应该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国家急需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研究什么问题。研究问题，也要解决问题。”
从3000万到0
疟疾是一种国家急需消灭的急性传染病，曾经，疟疾阴影笼罩下的中国，人们“谈疟色变”。
疟疾在中国流行的历史很长，但一直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解放前，据不完全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估算，每年不少于3000万人感染疟疾。“3000万是一个估算数字，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在3000万的发病病例中，死亡约30万，死亡率约为1%。”汤林华介绍。
1954年，在政府部门的重视之下，在全国开展了疟疾试点研究和调查，根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有697万人感染疟疾，占25种传染病发病总数的61.8%。而专家们推断的实际数字则至少是697万的近一倍之多。疟疾作为一种法定乙类传染病，严重性不言而喻。
1956年成为了我国疟疾防治历史上的重要一年。中央政府在《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第四条，明确将疟疾列为限期消灭的5种寄生虫病之一。限期消灭一些重大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写入了国家的发展规划。
但是“消灭”只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宣传鼓动用词，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术语。“当时还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但是并未具备任何消灭血吸虫病的条件。后来，学界也认识到，不管是血吸虫病还是疟疾，是消除，不是消灭，因为消灭是一种全球概念，我们只能以地域概念来消除一种传染病。”
此后20年间，在前期调查和重点防治的基础上，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有计划的疟疾全面防治工作。1964年，中国制定了《疟疾防治技术方案》，开始用系统的科学方法控制这一急性传染病。
据汤林华介绍，因为自然灾害、社会动乱，以及国家经济困难、防治经费短缺、没有一个很好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等原因，疟疾防治措施中断，疫情反复。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黄淮海平原和江汉平原等地区暴发了两次间日疟大流行，病例数最高达到2700多万。
“这是个深刻的教训，没有持久的防控措施、联防联控机制，没有科学研究结合防治实践，哪怕当下控制的比较好，也会反弹。”汤林华说，正是因为这些教训，后来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疟疾防治经验——包括“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反复斗争”的策略，联防联控的机制，“两全、两服”的预防措施，“一防、三治、压高峰”的防治措施。
80年代初期，疟疾病例还剩下300万。“这是一个明确的数字，因为当时全国性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就是300万的病例。我们这代要做的，就是从300万到0。”汤林华说。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疟疾病例以每年20%-30%的速度递减。本世纪初，正式报告病例是15万多。“但是为了申请全球基金项目，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加上漏报病例估算，其实还剩下65万病例。”
国家政策的制定基于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疾病控制的进程。2007年，国家卫生部门评估整个流行态势，全国只有1.2万左右的疟疾病例，发病率低于1/10000，已经达到了启动消除疟疾的门槛，应该从控制转向消除。
2010年10月，原卫生部牵头13个部委联合下发《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提出消除疟疾的国家规划，这是我国疟疾防控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科学和国家组织的力量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将疟疾病例从上世纪40年代的3000万例降至0，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出成就。
2010年5月，13个部委签署了联合行动计划，旨在到2020年实现彻底消除疟疾，这是包括教育、财政、发展和旅游在内的多方所共同作出的承诺，而不仅仅是卫生部门一家的努力。
“中国工作方式的一大特点是，从首都到各省、市、县、乡、村各级，设有类似机构。如果中央制定了一项政策，各级都会大力落实。”世卫组织在介绍中国经验的文章中写道。
中央财政保障了对疟疾防治工作的投入。2006年，财政部、卫生部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安排专项经费2400多万元，支持部分疟疾高度流行省份实施疟疾防治项目。在中央财政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大力支持下，2007年疟疾防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汤林华教授的学生、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疟疾室副主任夏志贵教授从2003年开始从事疟疾防治工作。他直接参与了2003年到2013年中国的5个全球基金疟疾项目的实施，项目总资金达一亿多美元，为全国疟疾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2003年后，为了加强重点地区防控工作，卫生部每年以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支持疟疾防控。从2010年开始，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疟疾防控经费逐年增加，2010年4272万元，2011年增加到4658万元，2012年猛增到1亿2081万元。全球基金项目撤出中国，留下的巨大的资金缺口，同样由中央财政弥补。
《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 年）》则指出，科学研究也是是防治疟疾的重要保障。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通过总体部署，组织跨学科联合攻关，研究病例追踪溯源、高敏感性检测与筛查、媒介监测和药物抗性监测以及输入性传染源传播风险评估等技术，及时转化科研研究成果，并在防治工作中推广和应用。
全国性的疟疾防治与科研大协作同样至关重要。汤林华介绍，1991-1994年，在近1500万人口地区开展中华按蚊为媒介地区疟疾流行病学特点和监测方案研究，2000-2005年，开展中国嗜人按蚊生物学与防控研究，这些研究都为疟疾防治策略与疟疾监测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根据国家疟疾流行趋势和防治工作现状，国家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消除疟疾的政策和技术标准。
汤林华和其他专家共同制定了疟疾消除阶段以病例和疫点为核心的“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略和消除疟疾“1-3-7”工作规范，为我国大规模的消除疟疾提供了指导方案。“1-3-7”工作规范要求：病例确诊后1日内完成疫情报告；3日内完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日内完成疫点调查与处置。“1-3-7”工作规范也被世卫组织消除疟疾技术文件采纳，向全球推广应用。
“消除疟疾‘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略和‘1-3-7工作规范’能够落实，离不开国家各级组织的支持，以及中国近4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体制改革。”汤林华说。
启示
汤林华从事疟疾防治工作近40年时间，对于如何用科学和国家组织的力量，消灭一种长期威胁国人的传染病，深有体会。
“有诊断、有药物，有预防的方法，通过科学研究解决了疟疾防治的关键问题，我国消除疟疾体现了科学进步的重要。此外，要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还要高度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并且将其纳入现代国家治理的法治轨道。”汤林华相信，这也是防控新冠病毒以及其他传染病的必然道路。
参加工作近20年，夏志贵直接参与和见证了我国疟疾防控从控制到消除的这段进程。“这一过程还是很快的，刚刚参加工作时，以及参与全国消除疟疾规划时，还很难想象，到2020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完全实现消除疟疾。”
现在，输入性疟疾成为了国内疟疾防治的重点。2011年到2019年，我国输入病例持续增加，2019年境外输入达到2673例，死亡19例。尤其在云南边境地区，4060公里的边境线、25个口岸、643条边境通道，每年1452万以上的入境人数，使得输入传播风险长期居高不下，防治输入性疟疾再传播，将是长期的任务。
消除以后，一种疾病如果在国家议程层面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投入有所减少的话，也是一种风险。“必须保持必要的经费投入和长期的监测响应能力，巩固来之不易的消除疟疾的成果。”夏志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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