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给国家 这和文物价值有大关系？
中国近代社会早期，存在一批社会精英，他们认为民众需要接受实物教育“启发民智”，为此精英们有责任举办和建设博物馆，并且会把自己收藏的古董和标本捐献给博物馆，由此形成了中国博物馆的捐献传统。
如今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日渐得到承认的同时，它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乎想象；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作为国内藏品数量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截止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藏品规模已达180万件。这其中1939年至今，来自个人的捐赠近800人次，捐赠文物3万余件。个人捐赠已成为故宫丰富藏品的重要来源，这段历史也可作为国内博物馆接受捐赠历史的缩影。
▌ 故宫捐赠史上的三个高潮
景仁宫
“景仁榜”木雕屏风
景仁榜上的捐献者名录
如今曾作为清代后妃居所、康熙帝的诞生之地的景仁宫中，面积并不算大的一面墙壁上，镌刻着曾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捐赠者姓名，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史树青、马衡、郑振铎、章乃器、朱家溍、陈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故宫博物院的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外国人文纳开始的。回顾70余年的历史，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第一阶段：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为之到来。长久的战乱结束后，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
梁金生，原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
梁金生，原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据他介绍，这时候的捐赠者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身份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有口皆碑。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一举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捐出。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陆机《平复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位知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章乃器，也凭借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成为著名收藏家。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曾披露了一份其父于1953年12月致郑振铎的信函底稿，从中我们或可品味到当时章乃器捐赠的心境：
送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
西谛我兄：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否则，一起搬过去将来又搬到您们那里去，十分费力；放在原处过久又不放心，占了别人房子问题也多。
如何先请考虑，不久将面谒作决。
章乃器 1953.12.9
之后，郑振铎从故宫派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商代后期 亚（父乙）簋 故宫博物院藏
春秋后期 越王者旨於赐剑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 竹雕饕餮纹三足双耳鼎 故宫博物院藏
公开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外，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
在解放初期的捐赠浪潮中，1953年-1956年期间，个人捐赠故宫累计83人次，而之后的1957年，更是至今为止捐赠人数最多的一年，仅仅一年就多达40人次。这种高潮一直延续到自然灾害时期。
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这个条例中还提到，对保护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赠重要文物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在这一约束下，当时的文物具有了国有属性，私人不再拥有收藏的权利。
第二阶段：
文革期间，散落在民间各地的字画、瓷器、饰品、古籍首当其冲，被砸烂、烧毁者不计其数。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晚年曾回忆过被抄家的场景：
“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文物，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曾被收藏者极为珍爱的藏品，此时却成了招致迫害的由头，紧迫的时刻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一些人将文物自行毁掉，以除后患。一些人选择捐赠，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
当时，涌现了不少出于保护文物目的而纷纷倾囊捐赠的收藏者。梁金生统计说，这一时期的捐赠以学者为主，尤为特别的是，有些人捐赠了物品，连个接收证明都不要，更有甚者，直接将文物匿名寄到故宫来。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朱家溍
曾经于1950年给故宫捐赠文物，有着“京城第一玩家”称号的王世襄，为保护个人藏品，甚至兵行险招，主动申请抄家。根据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王世襄家中被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件，其中24捆被抄没。这些文物，直到落实政策后的1986年才得以归还。
著名收藏家朱家溍先生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自己捐赠的原因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多数者的心境。朱先生说，一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也是流出境外，同时，也怕招来灾祸。
据景仁榜所列，“文革”十年，个人捐赠文物为71人次，尽管在人数上难与之前的高潮相提并论，但在数量和品级上，皆很可观。
第三阶段：
“文革”结束后，根据政策，被抄家的文物要归还所有者。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归主人的怀抱。但也有心有余悸的收藏者，选择将文物继续留在故宫。
“有些藏品甚至都没有动地方，所有者直接办个转为捐赠的手续，就完事了。”梁金生回忆，“经过十年动乱，这些人可能仍担忧这些藏品会再起事端，而另一种考虑就是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留在故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新时代的尴尬
从1982年《文物法》的出台，到1992年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文物价值通过商业手段，价值日益凸显。而对于博物馆而言，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征集难度的加大，捐赠人数的减少，以及捐赠物品质量的下降。
1995年，梁金生代表故宫竞拍宋代张先的《十咏图》，600万起价的一幅画，经过多轮举牌，最后以1800万的高价，被故宫竞得。事后梁金生回忆，“如果不是代表故宫，可能还会有人举牌，因为知道我是代表故宫竞拍，所以旁边的人当时都在喊‘就给故宫吧’，这样后来才没有人举牌。”
宋 张先《十咏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明 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隋人书《出师颂》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此后，梁金生经受回购的藏品还有1996年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2003年的隋人书《出师颂》，二者分别以600万元和2300万元的价格成交。然而，故宫也常受制于经费，许多曾经从故宫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开了去竞拍。
“出自故宫旧藏”已经成为天价拍品最好的背书之一。被炒高的价格，也让一部分收藏者欣喜异常，一定程度上也抵消了他们捐赠的可能性。过去七十余年中的捐赠文物高潮，仿佛有着一股戛然而止的迹象。但在梁金生看来，今天个人捐赠的传承历史，虽然难称乐观，但也不至于断裂。
以明清宫廷旧藏为主要收藏范围的故宫，近年来也开始收藏近当代藏品。“无论民国时期，还是现在的，只要品类齐全且具有代表性，都应该兼收并蓄。现在的国宝在它们所处的时代，不也就是普通的东西嘛！”梁金生的观点，揭开了故宫近年来从明清宫廷收藏转而向多门类收藏延展的原因。毕竟，国宝级的文物并非时时有，即使有，也未必都会被捐赠。
其实，新时期的捐赠者并不鲜见，只是出现了一种新情况——鱼龙混杂。这让文物管理者们倍感吃力。有些艺术家，可能出于名利的需要去故宫捐赠。因为能入藏故宫，相当于获得另一种大师资格证，也有人哗众取宠，以假乱真，甚至有人拿着一副《清明上河图》到故宫，说故宫所藏的那幅是假的，令人哭笑不得。
那么，在商品社会，捐赠会不会中断呢？梁金生说不会。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数都会选择将藏品奉献给国家。这是对于文物最好的保护方式，也是文化的最佳传承方式。不过梁金生也承认，“如今捐赠者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当收藏从单纯的爱好变成一夜致富的行当之后，人们的关注往往只停留在献宝行为的本身。王世襄先生的收藏观认为，“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比如其家具收藏已经成为经典，万一被拆散则有失价值。而博物馆是永久性机构，能够完成将这一收藏研究、保护、展示的责任，所以可称是收藏最好的归宿。
收藏从根本上说是追求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通过捐赠博物馆，将个人的收藏升华到了集体记忆和社会遗产的高度，是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是个体独立于群体、又复归于群体的表现。而捐献给博物馆的文物，也会被认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世代积累下去（与私人收藏时常面对易手或散失的威胁，博物馆收藏具有稳定性），而显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和自然界发展的连续性、多样性、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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