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哪些关键变量决定中国的发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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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既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起始之年。未来15年，哪些关键变量决定中国的发展远景？2035年中国经济社会又将呈现怎样一幅图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决定中国发展远景有三种关键变量，在这些变量相互交织、激荡、重叠的“大变局”之下，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世界将处于震荡与风险并存的状况，中国的改革开放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而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是我们化解风险挑战、抓住发展机遇、实现2035年发展蓝图的基本保障。

01

决定中国发展远景的几个关键变量

面对这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层出不穷的新状况，世界范围内关于经济、政治和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大讨论一直热度不减。人们首先关切的是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如何发生的，未来有哪些的演变方向。

从目前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节点来看，促进“大变局”形成的现实推动力和“整合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沉寂百年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复兴，正在打破几百年来“西方中心论”迷思，逐步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衰落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式微，为人类未来文明的创新和重构提供了新契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需要重新评估；三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物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将深刻地、革命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且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2035年所展现的“发展图景”与这三个方面的演进速度和叠加影响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的复兴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格局。

无论世人是否愿意，中国重回人类文明中心并成为塑造未来文明形态的重要力量，是现代世界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从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和总体态势来看，世界经济的“三大板块”，即北美、欧盟和东亚的经济总量大致处于均衡状态。但未来五年，这种均衡状态会由于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完成而被打破。之前，大多数世界级智库预测，按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规模在2028年左右超越美国，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大国，此前预测的超越美国的时间可能会大大提前（至2025年前后）。

1840年至今，随着中国经济总规模在现代性框架内重新跃居世界第一，必然导致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文明走向都发生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体现为世界经济中心和发展中心的“东移”，更重要的是终结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推动了地缘政治及地缘文化的变迁，从而终结了近现代300多年来的“霸权时代”，开启了以平等、对话、协商、交流为中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时代”。

2035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这个世界将逐步实现“地缘政治中心多级化”的新常态，国际秩序的维护和民族国家间游戏规则的制定，将会是发展利益迥异的不同地缘中心相互博弈和均衡的结果。届时，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推动者，将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国际关系新格局塑造的重要参与力量，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威望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巩固。

其次，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和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将是未来世界几十年内人类文明演化的总态势。

30年前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或“意识形态终结论”，宣称自由民主是人类进化的“最后的、不可避免的终极阶段”之预言，在今天被证明纯粹是新自由主义的幻觉，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在疫情防治、总统大选、种族冲突方面的“突出表现”，暴露了所谓“自由民主社会”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危机”和“意识形态偏见”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事实上，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对资本主义系统极限和结构性危机的讨论便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如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所言：“在了解现代世界体系以资本主义形态运作的法则之后，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系统已经进入结构性危机的末期。由此，便可提出这个末期阶段的运行规律，以及这个末期约20～40年的生命期。”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存在五百多年来，经过了系统产生期、常规生命期和消亡期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消亡期”，即“结构性危机”的末期，并断言以结构性危机“为基础的历史阶段已接近尾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脆弱性和结构性危机末期的症候，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综合性病症开始系统性爆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资本主义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加速衰落的新状况，不仅使人类文明的全球化进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使冷战结束以来由全球化和信息化所推动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遭遇全面冲击，这种新状况全面引发和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使人类文明转型处于一个关键临界点。

最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生物技术所引起的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将深刻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引发一系列变革。

未来一个时期内，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基于本性，会把所有知识综合起来产生一个故事，并且从中重新创造整个世界”。与前三次科技革命产生的对人类劳动的“机械化技术替代”不同，第四次科技革命将是对劳动的“自动化技术替代”，许多传统工种和工作都会消失，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会发生重大变化。人工智能和演化生物学成果将是人类文明形态重塑的关键变量。“一旦技术让我们能够设计人类的身体、大脑与心智，所有的事物肯定都会被推翻，就连过去以为永恒不变的事物也不例外。”

在以上三种变量相互交织、激荡、重叠的“大变局”之下，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世界将处于震荡与风险并存的状况，中国的改革开放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是我们化解风险挑战、抓住发展机遇、实现2035年发展蓝图的基本保障。

02

2035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图景

2021年既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起始之年。随着2020年中国成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未来15年，我们将处于一个错综复杂、风云变幻、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应努力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使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首先，到2035年，按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美元计算突破了15万亿美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夯实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稳定器”和“助推器”的重要地位。2021年～2035年期间，只要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平均保持在5%～6%的区间，按照正常发展速度，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照汇率计算将达到35万亿美元。届时，按照相关统计资料分析，中国总人口将是大约14.3亿，人均GDP将达到2.5万美元左右，从经济学角度讲，会基本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随着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约1.1万美元，中国社会的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能力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这会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为中国经济到2035年的持续强劲增长提供了关键动力源，为国家发展的远景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到2035年，中国将形成与发达国家总人口规模不相上下的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获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在现代性意义上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2020年，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已经超过4亿，预计203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总规模预计超过8亿。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大大超过总人口的50%。中产阶层规模的持续扩大既是中国社会安全、稳定和秩序的基石，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随着中产阶层总人口超过50%这一保持社会稳定的“安全线”，中国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向心力与凝聚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力会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安心、尊严、幸福的美好生活愿望将基本得到满足，中国道路、制度和发展模式将会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2035年中国中产阶层数量的大幅度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质量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最主要标志。这说明2035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财富分配更加合理的社会，社会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基本实现；惠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产品会更加丰富多样，人民更加安居乐业；生态环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绿水青山”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基本实现。只要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惠留给人民，2035年的中国将是一个人民心情舒畅、人人充满希望的社会。从而，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自信也会更加巩固。

最后，到2035年，中国的“法治国家形态”基本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

未来15年，随着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开展，中国社会治理进程中的法律体系会逐步完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自觉意识会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具体落实，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形成，社会生态得到根本改善，中国社会步入良性运行的发展新阶段。届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会更加巩固，党的建设会取得实质性成效。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公共权力会在民主和法律的监督内规范运行，基本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政治生态和清正廉洁的权力生态。随着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权力生态的改善和公序良治社会的实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会得到根本提升，个体行为的规则意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2035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普及和深入实施，人民的权利意识会进一步增强，人民的权利保护制度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人民的人格尊严会得到严格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规范化程度的提升，政府的善政良治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基本得到实现，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规则意识、诚信意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及人民“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获得，保证了2035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和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03

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国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对未来世界的预测几乎没有“确定性”的答案。未来15年，中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的快速复兴和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衰落以及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等因素的相互交织、渗透、重叠性影响，会为这个世界的未来增加许多变数。

从更深层次讲，如果说中国的复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是客观的、必然的、普世的趋势，那么，在对未来的分析预测中，最难以把握的则是主观的、人为的风险，即由于政治家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饥饿、瘟疫、战争和生态灾难”。比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一些国家的政治决策者无所作为乃至把疫情政治化的做法，强化了疫情的灾难性后果。可以说，在未来“大变局”客观趋势下，“人为风险”可能是未来我们必须面对的主要风险，一些国家或政治集团在意识形态偏见的驱使下，为了个人、种族、本国的利益，故意制造族群国家间的分裂和对立，把当今世界推向“风险社会”，使人类文明前景陷入深刻的不确定性之中。

可以预料，在全球化、信息化这一世界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由意识形态对立所导入的“人为风险”会长期存在。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一直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决定着人们“有意义”的交往方式。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一旦固化，形成“意识形态偏见”，那么，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就会产生重大分歧，进而形成价值与信仰对立。

到目前为止，这种对立一直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在全球化、信息化塑造的现代性世界中，面对充满新状况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对意识形态或有意义的生活的认知和理解趋于多元化，“意义紊乱”成为现在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意识形态对话或争论，将成为影响人类未来生活的主要场域。与以往的时代相比，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意义紊乱”。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境况面临巨大的变革，资本主义把我们带入一个只有生存而没有意义的时代，过去的世界与目前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态背后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都有人类追求“生活意义”的不懈努力。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但人类在形成共通价值和达成理性共识以前，意识形态分歧和信仰纷争仍然会是人类相互交流、沟通、合作的主要障碍，拿意识形态“说事”，制造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和事端，仍然是人类未来所面对的主要风险，特别是在世界大变局和文明大转型的历史时段，更是如此。

英国政治学家吉登斯说：“人类社会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了一种新的风险景象。”意识形态偏见和人们的决策及行为所带来的“人为风险”成为重要的“风险源”。这就是说，面对危机和风险过程，面对目前世界正在发生、未来可能持续的“人为风险”的挑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发展过程中正确的政策决定将至关重要。

未来15年，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进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的外部转移以及以意识形态偏见为核心的“政治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会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只有积极应对和克服这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我们才能实现2035年的发展图景。而应对和克服外部环境的干扰，最重要、最现实、最有力的方法，就是“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路，坚持全面改革开放。

未来15年，只要我们按照既定发展战略，在“一个目标、两个布局、三个保障”的战略框架指引下，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战略的政策落实，见真章、干实事，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能实现203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图景。一个目标就是“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持续的、稳定的改革发展的制度基础；两个布局就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中，注重在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上下功夫，突出改革的战略重点，做到纲举目张；三个保障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提升党的领导力、人民至上和法治国家建设作为我们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和执行性，避免和减少政策失误，保障未来的改革进程在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的指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3月（下）

作者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竹立家

原文责编 | 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