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与转机——（一个“红二代”、“文革时期” 著名“离国者”在德国的逆袭人生，曹景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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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与转机
第六章 回家的路
文｜关愚谦
有了豪华汽车，有了整修如新的房子，有了妻子，有了终身教职，那是我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日子。可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想家。我想念我的老母亲和我年幼的儿子，想念我的哥哥姐姐。眼看国内形势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冤假错案都得了平反。而我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动静。
从小道传来消息说，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对解决我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关愚谦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离国，出来后，没有发现他有叛国活动，应该允许他回国探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关愚谦问题性质严重，他犯的是叛国罪，给祖国脸上抹灰，这种人坚决不能平反。听了这些话，我极为愤怒。某次，我见到从中国北京来的一个官员，我愤怒地对他说：你们不想想，一个人敢冒生命的危险逃离祖国，难道没有原因？那个法制与道德沦丧、社会大乱的年代，你们难道忘了吗？我在国内没有干任何伤害祖国、伤害他人的罪行，我不偷不抢不犯法，在国外的成就你们有目共睹，你们凭什么就掌握着生杀大权，我连一个简简单单的与家人联系的愿望都不能实现，这种做法哪有一点人性？他听了默不作声，只拍了拍我的肩膀。
1978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忽然在梦中听到母亲的呼叫，声音似乎从很远处传来，但却清清麓楚：“愚谦！我走了！” “愚谦！再见！”“愚谦！我走了！愚谦！再见！”母亲的声音由大转弱，逐渐地消逝了。我隐隐约约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她披着头发，张开了双臂，好像要和我告别。我立刻大喊大叫起来：“娘！娘！娘啊！”这时候珮春在我的身边用力推着我：“愚谦，愚谦，醒醒！你怎么了？”
原来我是在梦境中与母亲相见！我在梦中看到了母亲，听到了她的声音。难道真是母亲托梦给我？莫非，莫非，母亲已离开人世？莫非她是万里托梦来向我告别的？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顿时泪如雨下，心里在呼喊：“娘啊！娘啊！苦命的娘啊！你可千万要等着我，我一定会回去看你的啊！”
我再也睡不着了。梦中母亲的形象历历在目，母亲的眼睛是那么炯炯有神，她那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一下子全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尽管珮春如何劝说，我还是离开了卧室，走到我的书桌旁，翻阅我在抽屉底层存放的王殊先生带给我的母亲亲笔来信和她藏在信封底层的那张一寸半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那么的不起眼、效果那么差，但是，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纪念啊！不！我要亲自画一张。
我从珮春的抽屉里拿起了她平时爱作画的画纸和画笔，凭着我梦中的记忆和这张小照片的轮廓，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画了一张母亲的肖像。它是那么的惟妙惟肖，使我大为惊讶。多少年我没有作画了。中学时代俄罗斯绘画老师教的速写技巧竟然还没完全忘记。
几个月以后，正巧南京大学的张家懋老教授来汉堡大学讲学，他毕生研究《易经》、解放前曾留德学习过。因缘际会，到我的“芳草庐”的家做客，于是为我说命，详细经过，我在《浪》一书中曾有记载，他将我的前半生说得一丝不差，以至于我一度以为他是派来刺探我的间谍。
张教授忽然看到客厅墙壁上挂了一张肖像素描。他问：这张肖像是谁？
“是我的母亲，是我忽然出现灵感时画的。”我就把这个做梦的故事讲给他听。
“你把她老人家的灵魂画出来了，找就通过这张画谈谈她的一生吧。”
他简直太神了。他不但把我过去的经历说得八九不离十，甚至只通过我母亲的画像，就说出了我母亲既平凡又伟大的一生。他问我知不知道母亲现在的情况，我说不知，他也没再说什么。我估计他算到了，只是不想直说而已。
1978年秋天，由著名京剧艺术家李玉茹率领的上海京剧团到德国汉堡演出。汉堡大学汉学系的爱泼斯坦博士是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专家，他邀我一道拜访中国艺术家们。当时，中国刚刚开放，来访的中国客人不多，演出团体更少之又少，能有机会和祖国来的人接触，我当然求之不得。
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德国人看不懂京剧而冷场。谁知，大大出乎意料，当晚全场爆满，观众反应热烈，喝彩之声此起彼落，演出结束后，演员谢场数次，最后还加演了片段。我为德国观众深厚的艺术修养而折服，也被他们友好情谊而感动，连夜写了一篇富有感情的文章寄到香港，香港《大公报》连续六天刊载了我的那篇长文报道。北京《参考消息》也用半版的篇幅，分三期转载。这一转载，等于为我的存在做了广告。因为文章署名下面，标明了作者的身份。我在国内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了我的下落，知道关愚谦在德国汉堡大学执教。
我开始陆陆续续地接到一些老友的来信，有的来自青海，有的来自上海和北京。他们敢和我联系，尤其是和我这样一个戴着“中右分子”和“叛国”双重帽子还侨居“军国主义”德国的人通信，说明国内的政治宽松许多。信封上，有的只写着“德国汉堡大学关愚谦收”，还有一封信只写了“汉堡关愚谦收”，我竟然都收到了。原来汉堡的邮政局不懂中文，很自然就把看不懂的信转到我们系里来。写信的老朋友们都为我高兴，因我仍热爱和怀念祖国而感到欣慰。可是，偏偏家里亲人仍旧音信全无，使我特别着急。难道，他们都因为我出了大事……我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它好像一颗原于弹，在中国的心脏爆炸了。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公开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说它是“十年浩劫”，公开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包括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正式提出对外开放政策。
当我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花怒放，立即跑到厨房，把正在做晚饭的珮春从后面抱起，把她吓了一跳。我当晚兴奋得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一整夜就坐在短波收音机旁，拼命寻找各国的电台，想知道世界各国对此一惊人消息的反应。
1979年的秋天，我的朋友爱泼斯坦教授又打来电话，请我参加一个宴会，客人是刚从北京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其中有著名的诗人冯至。这也是北京来的第一个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官方代表团。我的心情立刻紧张起来，这里面会不会有我认识的人？北京虽大，但是知识圈子就是那么一些人。不管是外交界、新闻界、文化界，总能碰到朋友熟人。尤其是上海解放前那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各个部门都有，多多少少都与我父亲、姐姐、哥哥有些关系。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坐了一桌子人，全是社科院各部委的，领队竟然是我父亲的老战友、社科院的秘书长杜干全。他看见我，笑得很开心的样子，我则好像老鼠见了猫。在整个代表团里，有三个认识我和我家里人，一半以上的人都知道我的事。当我向他们问起我的家人可好时？我的泪水好像决了堤的黄河，怎么也挡不住。我哭得那么伤心，一顿饭下来，几乎很少有人动筷子。大家只好都劝我，要向前看，要相信党的政策。
杜秘书长是个有心人，第二天晚上他就把我叫到他旅馆去谈话。他说：“你的情况我在国内也略有所闻，知道你不但没有出卖祖国的利益，还在宣传祖国文化上做了一些好事。你父亲年纪也不小了，你应该回去看看！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
“什么？回去看看！我能回中国去看看？”我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两天以后我们去波恩，我将向中国大使馆反映你的情况，不管怎样，对你的事应该有个了断。我回北京后再继续做工作。”
三天后，我真的接到杜干全秘书长由波恩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去旅馆见他。我匆匆忙忙跳上了火车，路上我总觉得火车跑得太慢，我想尽快到达波恩，好知道是有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到他那里已经是晚饭时间，杜秘书长在房间里等我，旁边还有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参赞。杜秘韦长和我寒喧了几句就严肃地对我说：“关愚谦，大使馆党组就你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我也参加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共同代表使馆党组和你见面。我们共同的意见是：你关愚谦，私自离国出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你在国外的表现不错，为祖国文化传播做了些好事。我们决定把你的情况汇报到国内，并建议国内同意你返国探亲。”他站起来跟我握握手，说：“关愚谦！你都听明白了吧？我现在还有事，你回去吧！”
“听明白了！”
一上火车，我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发现自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我知道杜伯伯不想让别人看出我们之间有一层深的私人关系，所以对我那么严肃。但那个场面，就好像经历了一场法院审判。我等待了十一年，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我总算有了回祖国的机会了！想到这里，我忽然打了一个冷战：家里的人还承认我吗？他们为了我一定受到了很多的苦吧？为什么他们不来信呢？
本文节选自——《情：德国情话》关愚谦人生三部曲之二，讲述“红二代”、“文革时期” 著名“离国者”在德国的逆袭人生。
作者：关愚谦，历史硕士、文学博士、作家、时事评论家、翻译家。作者授权华人影视特约发布（转载请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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