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潘家恩、杜洁、钟芳：发展幻象的裂隙与社会化农业的兴起——以北京L市民农园为例

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摘 要：近年来兴起的社区互助农业（CSA）源自日益严峻的整体性社会危机与农业内在的“多功能性”，随着生态危机与现代城市诸多困境的出现，农业内外各种“乌托邦”与“发展幻象裂隙”逐步得以显现，进而引发相对于“产业化”的“社会化”农业之兴起。故其既非偶然个案，同时其所内涵张力也非个体层次的困难，而是源自“无限地球”思维前提及影响深远的“三农一农化”、“农业产业化”等“话语/坐标”与利益限定。

一、 问题的提出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 而且具有原料供

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由此引起“三农”学界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关注，但概念意义上的“多功能农业”1988年即已出现（高宁、胡迅，2012：82），这项被认为“农业本质特征”（林卿，2012：19）与“当前农学首要任务”（祖田修，2003：50）除以上诸方面外，还具有文化教育、农村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等非商品产出相关的环境和社会功能（陈秋珍，2007：71；周立，2010：101）。

然而，如此“本质”和“本源”特性为何且如何逐步“失去/被遮蔽”？自2008年三氯氰胺事件以来在全国以不同形式广泛兴起的市民农园与社区互助农业实践能在此方面提供什么样的现实启示？

北京L市民农园（下文简称“L”或“市民农园”）创办于2008年，是国仁

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在其多年积累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公益网络基础上结合海外社区互助农业（CSA）经验而推出的新探索。在发掘和再现“农业多功能性”过程中，L市民农园发挥了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除最主要的健康食材生产外，还包括推广自然教育、创新农业模式、改进城乡关系、培养生态人才、影响政策与舆论氛围等方面。该项目自成立起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国内外产生着较大影响，截至2012年12月，农园已得到海内外近400家媒体的采访报道，吸引了大量市民、农民、大学生、学者、媒体、NGO、工商业者和政府部门等不同身份群体的广泛参与，接待国内外不同身份前来参观的人数逾万余人次，所倡导的模式也已被个别省市正式写入政策法规。同时在该农园的推动下，全国社会化农业日益多元，至今已在20个省市自治区出现近百家多种形态的CSA组织，农园自2009年至今组织召开五届全国CSA交流会，各地近1500名生态农业推动者和500个农业团体参与交流，初步构建起了较为广泛的CSA网络与交流平台。

作为该农园的主要发起人和长期观察者，自2008年至今，笔者对L进行了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与行动研究，积累了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实践者在内的大量一手资料与访谈案例。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借助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视野：一方面看到原来习以为常的现代农业不仅存在着诸多不可持续因素，还内在于所支撑的利益结构与常被忽略的霸权性话语中——比如本代表着“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立体维度的“农民、农村、农业”整体被窄化为单一经济维度的“农业”（“三农一农化”）；本应包括生态、生活、生产等多功能的“农业”被进一步窄化为单一生产功能的食物原料供应方；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从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与内外互动中看到L市民农园“偶然”背后的“必然”，进而理解其真正的动力与张力。

二、理论框架：双向运动视野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这一具有启示性概念，他认为：以激进与乌托邦为特点且形式多样的“正向运动”狂飙突进，但由此相应的“社会自我保护/反向运动”也同样宽广的存在着，它可能包括“人的反抗——劳工运动；自然的反抗——农业人口土地保护运动和现代绿色运动；金钱的‘反抗’——商业钱周期波动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许宝强，2001:69）。如此“双向运动”不仅限于原著对20世纪中叶诸多议题的讨论，同样有助于当下我们对中国“三农”与城乡关系的全新理解。

在波兰尼理论中（2007：121-132）：就像被拉开的橡皮筋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反向运动”广泛和全面，发生在无数毫无联系的问题上，其绝大部分都具有务实性和实用主义特征，行动所针对事项的多样性更让人炫目。然而不应“浪漫化”地看待这种“反向运动”，也不可顾名思义将“自我保护”理解为完全积极意义上的“还原论”——就像橡皮筋崩断，其同样可能产生更大的破坏或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布洛克，2007：16、19）。故重点不是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式期待，而是通过这种“双向运动”视野以避免各种讨论的简单化与静态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双向运动”与“双向运动视野”需进行一定区分。正是波兰尼的理论启示我们，“双向运动”的不同力量一直相伴相生，并非真的只有“正向运动”或“反向运动”，但我们却经常只具“单向运动视野”，其既可能受“正向运动”主导，也可能在特定时空与脉络下过多体现“反向运动”影响，此两者都非波兰尼理论中应有的整体视野。本文所讨论和借助的主要是后者——即“双向运动视野”。除其可更好帮助接近研究目标与问题，打开原来被遮蔽的面向与空间外，笔者还隐约感觉到，当我们直接以“双向运动”为框架进行一般意义的现实指认、命名或预言时，既可能掉入“盲目乐观”的陷阱，还可能失去其视野意义上的更大启示。

通过“双向运动视野”，我们将发现：

1、“双向运动”非独立平行的发生于不同时空中，而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进行着包括制度设计、经济利益、文化意义生产等方面的角逐、拉扯与互动。一方面，现代化、资本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力量虽然强大，但实际上从未真正意义上“大获全胜”，其在不同层面上都遇到“反向运动”顽强多样的制衡；但另一方面，“双向运动”的存在决不简单等同于“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式的机械反应，通过经济与文化的实际运作，“双向运动”的现实力量对比时刻在发生着动态变化，故我们需通过对其脉络张力与互动过程的准确把握，进而通过实践介入，培育发掘有利于社会可持续与多样可能性出现的积极力量。

2、不是“反向运动”因本身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由于从整体看“正

向运动”建基其上的乌托邦假设（如“经济脱嵌于社会”）本身的虚拟性。而“正向运动”之所以有效和强大，因其背后是日益演化为一种信仰、无限行动主义、世俗宗教、社会计划、社会组织原则的经济自由主义信条（波兰尼，2007：116-127）。笔者认为这些“教条”表现多样，其所产生的虚幻效果与所构建的主流评价坐标常让我们不自觉的深陷其中。

三、作为脉络的幻象与裂隙

如果说“双向运动”视野有利于呈现这些“乌托邦”的虚幻性，直接回应并引领现实的实践本身则包含着显影这些虚幻与迷思的丰富素材。下文首先将对实践案例所在的具体脉络进行讨论。

（一）、发展幻象的农业表现

“发展幻象”于1991年由沃勒斯坦（2001：1-21）提出，论者首先提出“发展是发展什么？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经济发展是否就等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不同人群的代价与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然后论证指出，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与整体性视野，发展并未如曾经许诺或大多数人所期待那样造福于全世界大多数人，其不是明灯而是幻象。

虽然这个质疑始于90年代，但发展的幻象性一直就存在且延续至今。具体

到城乡与“三农”领域，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全球输出“城市梦”相对，我国农史学者邹德秀较早就指出（1992：170）发达国家三十多前即出现“反城市化”新趋势。同时，全球范围普遍存在之贫民窟的长期存在与不断扩大也正作为主流“城市梦”裂隙及其内在的深层困境。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就认为支撑当代特大城市神话与成功幻影的是“专业幻想家”和“轻信的牺牲者们”的共同行为，这导致生活其中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严峻细节视而不见（2005：559）。

之所以这套“裂隙”叙述能够自圆其说至今，则由于发展主义、科学主义和市场主义等话语体系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动下被强化为霸权话语（周立，2010：3；亨利·伯恩斯坦，2011：110）。下面将就此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农业现代化脉络为例简单讨论，在指出发展“幻象”与“裂隙”的同时，为后文案例提供必要背景。

首先，经过数十年实践与反思，作为农业“现代化”重要论据与支撑的“绿色革命”越来越多受到质疑：全面依赖石油的“绿色革命”不仅直接参与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它更以胜利者的姿态与优越感，深刻摧毁着大部分农业人口相对“低碳”的生活方式，并实际联系着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与“冷战”政治脉络，其高产的定义仅基于狭隘的效益观与严格的排他性（J．托德，1983：106；乐钢，2000：228-229；马格林，2001：280；范达娜·席瓦，2006:9；温铁军、董筱丹、石嫣，2010；阿图罗•埃斯科瓦尔，2011：184-185）。

其次，具体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其对环境产生的巨大破坏和影响也已逐步

凸显。所谓现代农业，其实是利用土地把化石能源转化成食品，高产出的背后却是高投入、高污染、高风险与高依赖，在较低资源禀赋的中国自然存在脱离国情与无视生态限制的结构困境。

再次，正如国际慢食协会发起人卡罗·佩特里尼所指（2010：22、26、32），当前农业正在被依照工业化的方式进行改造而成之为“农工业”，该做法实际是对人和社区因素的抽离，虽然看似掩盖了各种矛盾，制造了将可养活全人类的幻觉，但实际上“农工业”内在矛盾反而日益显现，这导致过去五十年中的食品生产实际上既是破坏者，又是牺牲品，它从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分离出来。对于范达娜·席瓦来说（2006：引言1、12），这种依托工业经济所谓的“成长”实际上是对自然和人类的一种盗窃……因为工业型农业生产的作物“收成”是建立在窃夺其他物种及第三世界农业贫困人口粮食的基础上。

回到“双向运动”视野，当前全球范围内对食品安全的普遍焦虑与自觉意识

也可算是坚持以工业思路改造农业之“正向运动”乌托邦面对现实困境后的某种反应。

（二）、当自圆其说捉襟见肘

近年来，作为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参与者，包括“产前资本垄断/技术排斥、产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后食品安全危机”等农业困境同样存在于中国脉络，此外还因自身文化社会结构与不同力量的互动而呈现着独特的裂隙与张力。

由于人地关系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体制矛盾的长期存在，主流农业现代化往往造成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双重负外部性（温铁军等，2010：88）。农村分散的农户和城市分散的消费者经常同时成为“弱势群体”：不合理农产品价格和不安全食品的被动接受者。虽然，由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与生态型都市农业存在着内涵上的多重契合而对健康安全食品产生强烈的需求（石嫣等，2011：56-57），但绝大多数消费者却因远离食物的生产过程而失去监督能力，被动承受劣质食品和环境污染后果，最终形成食品安全与信任危机等恶性循环（小毛驴市民农园，2012）。

与此同时，受近年来包括食品、生态、金融等危机的影响，更多创新实践日益从边缘进入主流视野并产生着持续影响，其也折射出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一方面，“蜗居”、“蚁族”、“屌丝”与“富二代”、“拼爹”、“土豪”等“现象/现实”的同时出现真切有效的挑战了曾经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农二代”们的“中产城市梦”；另一方面，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所开启食品危机恶性事件此起彼伏及PM2.5来袭、首堵（都）之城、“东方之猪（黄浦江飘猪）”等现状也撼动了现有城市白领与中产们的普遍优越感与尊严身段，以致出现市民下乡、都市农夫等“逆城市化”端倪（潘家恩，2014）。

呼应着上节所讨论的全球脉络，如此新趋势和新可能背后恰是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关于其深刻性已有国内外不同学者进行过分析。笔者认为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各种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食品危机等）利益主体在“两害相交取其轻”中“以危机解决危机”的相互转化，进而导致警报失效并引起更大的“幻觉”；二是当前主流应对和危机处理办法的“去脉络化”而未构成真正的有效应对。

然而，也正是这种整体性“危—机”形成了社会化农业的独特脉络——原本可能的“自圆其说”逻辑在不同层面上逐渐“捉襟见肘”，因为支撑原有叙述的环境前提与现实条件发生着深刻且不受控制的变化。

四、社会化农业的展开与张力

（一）、案例简介

L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背后联系着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广阔实践。

农园占地230亩，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作为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新农村建设产学研基地，农园利用都市郊区的自然条件与交通优势，逐步探索市民参与式生态农业，推动归农运动，实践融合都市与田园的“半农”生活，让市民在农耕中生产食物、锻炼身体、滋养心灵，建立新型人际网络和城乡关系，恢复农业的多功能性，以此探索新条件下的农业“三产化”与“社会化”创新。

农园通过两种成员形式以调整“人与土地、城与乡、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会员数量从2009年的54户增加到2012年的1000多户。其中“劳动份额”集蔬菜种植、儿童教育、周末休闲、老人养生等功能为一体，是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体现与典型形式。具体做法是：市民在农园承租一块30㎡的农地，在种植之初预先支付整年的菜地租金和农资费用。农园提供工具、种子、水、有机肥等农资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市民依靠自身劳动在承租的菜地上种植自己喜爱的各种蔬菜，体验农耕乐趣，收获健康农产品，并参加农园组织的各类活动，协助农园建设。成员们在此过程中形成不同的邻里关系，互相帮助，彼此交流，形成一个多功能的都市农耕社区。

“配送份额”则通过打造社区、家庭与生产基地直供链条与“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产销共同体，既提供本地村民新的就业机会，又将传统市场运作中被分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纽带重新建立起来，以缓解食品安全压力，构建体现社会化参与和监督的多重信任体系。具体做法是：成员与农园建立“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在种植季节初预先支付下一季蔬菜份额费用，农园按照预定计划负责任地生产出各种健康安全的蔬菜和其它农产品，定期配送给成员家庭。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成员需不定期到农场参与劳动体验并监督农场生产。

除为市民提供自产生鲜农产品外，L农园还依托乡村建设体系多年培育的农民合作组织，努力通过发展城市健康消费网络，以共同购买（团购）等形式让市民和更多生产者建立良好互信的合作关系，既补充农园在配送和附加份额以外的各种日常所需健康食品，同时支持拥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农户和农民合作组织朝生态方向转型。

因需体现极端气候频繁下愈发增加的农业风险及生态转型成本，同时兼顾生计、生态与生活，确保生产者有条件完成生态转型与再生产，所以该形式所确定的价格高于一般市场的普通产品，但却低于超市或专卖店的有机食品。

此外，农园充分挖掘“农业多功能性”中的“教育功能”，利用特有的农业环境与教育资源，通过面向成员与社会公众开办亲子社区与田间学校，组织开锄节、立夏粥、端午节、丰收节等农业节庆活动，开展农业科普，传承农耕文化，倡导并实践可持续生活。

（二）、内在动力

在五年实践中，许多消费者从最初的不理解到逐步接受，与此同时L农园的影响逐步扩大，进而成为社会化农业的行业引领与知名品牌。为何其能在各类大小资本“抢滩”生态农业新兴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除农园团队多年来的艰辛付出与不断创新外，正如项目总顾问温铁军在第一届全国CSA经验交流会闭幕式所作总结时谈到（2010：78）：“有人问怎么动员市民参与？最好的动员不是我们，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宣传，但并不能被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完全接受。那么，什么是他们最能接受的呢？不是我们的宣传，不是我们的教育，而是产业资本全面过剩条件下的恶性竞争。‘过剩到死资方尽，钱烧成灰泪始干’,中等阶级转变成绿色健康消费是谁教育的呢？不是我们教育的，是那些有毒食品教育的，是孔雀绿、苏丹红的功劳……”，这既是L农园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现实，也正是上文所论“发展幻象裂隙”与“危-机”脉络的生动例证。

如果说类似因素属消极推力，何种内在动力让市民自愿做出“有悖”主流的选择（不“方便”、不“经济”，详见下文“真假生态”讨论），或者说该种农业给他们带去的什么足以抵消主流社会对“农业”长期存在的定型化认识？下面结合L农园部分劳动份额访谈记录（小毛驴实习生小组，2010）进行讨论：

针对大家认为农业或租地最主要目的是获得农产品，S（性别：男，年龄：50-60，学历：本科，职业：离退休）认为：“我们来这里肯定不是主要为了吃这里的东西，我们大老远的来一次光油钱成本都很高……所以不在于收多少蔬菜，主要是一个心情。”

是否仅是从自己或家人的安全健康考虑呢？L（性别：女，年龄：31-40，学历：硕士，职业：媒体）则说：“……实际上还是考虑这个城市人的生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劳作的方式能给人带来幸福感，其实我觉得你们不用总强调所谓的安全，当然安全是重要，其实我觉得快乐感和幸福感最重要，说安全，我可以不用来种，直接让配送嘛。”

是否一定是“有车一族”或“周末减压”替代方式呢？W（性别：女，年龄： 41-50，学历：本科，职业：编辑）指出：“现在城市生活里面有很多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每天忙忙碌碌，……说的很热闹很花里胡哨的东西，其实翻出来看看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意义……我们都是坐公交来的……也不是工作压力，那个用不着来这里化解，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喜欢这种状态中人那种自我的感觉吧。”

可见对许多消费者来说，希望收获或更看重的不仅是自产的安全产品，还包括幸福感等其它东西；田间劳动也非仅抽象意义上的田园梦，还包括一种直接与土地、自然和真实相连接的生活状态。这既丰富了我们重新思考农业的角度，也反身呈现出现代人对城市生活的复杂认知。

类似这些对主流单一论述与简单化归纳的挑战，也得到L市民农园其他研究者的论证：陈卫平（2012）通过对46 位农园成员访谈发现：劳动份额消费属性虽以“娱乐休闲场所”、“不施农药化肥”、“农场环境”、“自己种的蔬菜”为多数考虑要素；但“幸福愉悦”却是核心价值，其来源于“心情好”、“吃到好吃的蔬菜”、“体验农耕生活”、“缓解压力”与“丰富生活”等途径，同时还产生“孩子成长”、“回归自然”、“健康”等最终价值。袁萍萍、简小鹰等（2013：1608）也以L农场消费者为例指出：市民农园的价值并不仅停留在被定义为种菜收菜等经济活动和缓解食品安全压力的有效途径上，它还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学价值——即通过参与市民农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到加强，并对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发挥着一定作用。邵隽，张玉钧等（2012：76）则将这种多功能性体现归纳为“Education（教育）—Association（社交）—Relaxation（放松）—Trust（信任）—Health（健康）模式”。

（三）、“真假生态”

正如前文所述，“双向运动”视野下的“双向运动”充满着内在张力，虽然“正向运动”建基其上的乌托邦信条在实践中一直面对着不同表现的质疑与挑战，但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各种利益的结合，影响和效果仍然无处不在。下文将结合另一类型案例对L市民农园及社会化农业展开过程的曲折进行讨论。

2011年11月8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小农场租地种菜只是看

上去挺美 成本高且不生态》的报道，该报道质疑L为代表之农场的生态性，通过老李、老冯和网友“老皇”为例指出：该种农场实存在“不划算、不丰富、不周全、不认证”这四大“弊端”，因为：

“虽说1500块一年的菜地租金不贵，但实际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其他费用让这些菜吃起来很不划算”；“一上午，我就收了这么点青椒……个头只有市面上普通青椒的三分之一”；“看上去，这1500元就是全部成本，其实不然。……收这点菜还不够油钱呢……因为北京的小农场全部分散在城郊”；“虽然有收成，但很难真正对接家里的餐桌……成熟期一来，你看这白菜、萝卜，全可以收，又多了，哪吃得完啊！”；“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大背景下，有机食品似乎被认定是一种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其实并非如此。……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有机食品更营养健康”。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种农场只是以生态为名，实则不生态。

该报道引起L市民农园消费者与实习生们一场公开讨论，正是这些讨论引起该报派同一记者再次前来调查并发表立场与角度都有很大差异的补充报道。针对第一篇报道的质疑，很多实际参与其中的消费者不这么认为，L配送份额成员范敏坚（2012：21-22）指出：

“这个成本高，是怎么比较的呢？的确，如果是自驾车，油费就要30人民币。可这是和什么在比呢？我不来种菜取菜，去郊区的农家乐或是休闲度假，里程、耗油油费一样不少，成本可低？就生态了？……我在家门口买到的菜，难道是家门口长的？且不说蔬菜本身的生态性，单说蔬菜的运输距离计算过吗？……贵就不划算吗？我吃着放心，踏实，这个感觉，买得来吗？多少钱算合理呢？客观效果上讲，看中国近年的发展，就是恩格尔指数降低，这算发展进步，可降低的那些百分点，都补到医疗支出上了，那么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吗？”

L劳动份额成员、退休市民尹瑞庆（2012：26）则认为：“对于这些付出，我们不但不会把它列为菜的成本，反而成为我们到郊区呼吸新鲜空气、强身健体和朋友交流的需求，成为我们向往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收获的蔬菜反倒成为了副产品”。

此外，多位终日与生产者及消费者相伴的农园实习生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们首先指出“在中国，都市农业虽然冠以‘都市’之名，但其在中国城市的生存状态是尴尬的，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残留物，城市发展在哪里，农田就消灭在哪里”；

这在黄巧真看来：“在一个过度开发的大城市里，无论如何强调‘在地农业’要做到‘低碳’‘生态’‘有机’，都是达不到概念里所寄托的市民期待。我觉得这是作为北京常住民的人要去认识的一个道理。”

罗逸在《白菜，劳动，生活》中谈到：“劳动不仅仅只意味着干体力活、收获健康的食物，它也承载着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功能。很多城市家庭觉得沟通越来越少，是因为城市生活最大限度地剥夺了人们一起劳动的机会。”

罗龙吉则认为：“我觉得有种委屈在里面，农场有苦说不出。来农场种菜是成本高，但并非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北京这种极端城市化，把农田都挤到六环之外。如果L真的能把农场开到公园里，开到社区里，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市民来种地不仅收获菜，还收获快乐，收获家庭的融洽、收获孩子的教育，收获健康的身体，这些难道不需要算到种地的结果里面吗？为什么如此片面的追求种地的GDP呢？”。

无论“尴尬”还是“委屈”，类似张力其实存在于L发展的整个过程，正如L农园的第三方评估所指：“被消费主义、客户至上等理念浸淫多年的城市消费者，往往出于简单的惯性思维，把自己对奢侈品的概念平移到市民农园，把成员费用当作对一般意义上高端品牌、服务或功能性产品的购买，往往会把L的产品与服务市场上的一般产品进行简单而直接的对比，而没有考虑L市民农园在保护环境和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正外部性及在多功能性农业方面的多元供给（董筱丹 张兰英，2013）”。

笔者进一步认为，以生态之名将复杂脉络简单化并拉回产生着问题的主流坐标内，既造成农业主体从“被代言”到“失语”这一基本现实，也使得尝试做出反思与可能性重构的“社会化农业”充满张力。当下生态农业所存在问题，不仅是生态或农业本身的问题，它存在于以资本逻辑与城市中心为导向且日趋定型的现代社会结构中。面对“要素市场化、人才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等多重压力，社会化农业同样面对着“正向运动”所构建出来基于“无限地球”前提下的现代农业逻辑与基本判断，逐渐失去数千年中华农耕文明的多重功能与丰富意涵，而窄化为纯粹的物质生产。这既是农业社会化与多功能性再现的重要挑战，也是当前L及相关团体内在局限、在实践中不自觉的接受派定位置并复制主流逻辑的原因之一。

（四）、“新农人”的纠结与反思

社会化农业兴起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越来越多新生力量关注并投身于农业领域，相对于传统农业主体，有传媒将之命名为“新农人”（或“新农夫”）。对于L市民农园来说，“新农人”既包括二十名左右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工作团队，还包括农园每年都招募培养的各类实习生志愿者——该项目每年面向全国高校、NGO 团体、社会青年招募对生态农业和CSA运作感兴趣的有志青年，既让农场成为年轻人接近农村、接触农业的“中介”，同时也为生态农业与城乡互助培养储备人才，在社会层面推动一种重视农业、回归乡土的氛围。

自2008年农园启动实习生项目以来，前后共有5批次约60位年轻人及大量志愿者参与其中。实习生学制9个月，经历整个农业生产周期，参与农园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在实践中，这些“新农人”一方面通过将劳动与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适应于社会化农业的视野与技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的纠结与反思中展开现实介入，其中充满着兴奋、执着、困惑、无奈、不甘等复杂情感与认知。

一方面，正如有团队成员在“种菜/送菜”过程中隐约认识到问题与困难的整体性：“我绝对不相信，北京城的居民会因为吃了我们的蔬菜就健康起来，至多只是生活问题的一角能暂且缓解而已，还有空气、水、工作和生活上的客观压力、情绪上的影响、整体大环境等等，我们是无法替他们分忧这些问题的……（徐凌涛，2010:12）”。实际上，早在L农园前身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3-2007）阶段，工作团队就在现实中经历过从局部到整体的观念转变：最初认为生态农业是技术和生产的问题，但在与本土实践的结合中发现不仅如此，而是市场的问题，因为光有农民的可持续生产不够，生态产品必须能卖出去；2006年开始，团队直接在城里帮助农民卖大米、致力于城市市场的开拓,但却处处碰壁，这让他们深刻意识到农业既不是技术和生产的问题，也不仅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问题。

对于生态农业的困难和挑战，L工作团队也在实践中逐步体会到，虽然周围许多农民已经意识到农药化肥本身的问题，但依然选择它们，因为他们有着更精确的计算：如果减少化学投入，则不仅需花费更多时间和劳力，而且还需更多的现金成本，在外部环境与参照坐标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实践生态或有机农耕反而对农民来说意味着高风险、低回报和低竞争力。可见，只有“跳出”农业，才能真正“理解”当前背景与条件下社会化农业的边界与限制。

另一方面，无论实习生还是工作人员，L市民农园的“新农人”们都面对着由于“乡村与城市、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张力而面对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外部压力。在农园工作两年的Z，他的心路与状态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在这段时间里，我有过疲惫，有过厌倦，有过失望，有过纠结，但是心中的那个田园梦想支撑着我，让我坚持了下来……（现在）我已经不那么觉得农业是辛苦的事业了。对我来讲，农业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是很让人满足的一件事情。”

除了说服自己并选择一种更适合内心需求的生活方式，“新农人”们其实一直面对着外界的“不理解”或“误解”，正如2011年加入L的罗逸所谈到的（2011：1）：“就像一只猎狗，你只看到它在林子里疯跑，其实它是在追一只兔子。你只看到了狗，没看到它的猎物，所以你不理解它的行为。人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他们以为我们都疯了。他们没看到我们的猎物……”

然而，面对外部不切实际的过度期待，她们也清醒认识到L当然不是世外桃源，和周围北京人及“80/90后”同龄人一样，她们既面对着各种消费社会下形形色色的宣传与诱惑，也无法完全摆脱各式各样的苦恼和压力，即使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农业多功能性的再现及人与土地关系的重建而有所不同。“遇到挫折，大多数人都会打算‘逃离’。城市人还有一片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可以逃，那么已经在‘桃源’中的农场人，该逃到哪里去呢？”（罗逸a，2012）。

可见，由于“正向运动”和主流文化的影响，困惑与焦虑、无力感与浪漫化等现代社会常见情绪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于L农园中，制约着“社会化农业”实践者主体性与新参照坐标的真正建立。

五、结论与讨论

借助“双向运动”视野，本文希望结合案例指出：

1、从“城市梦”到“城市病”、从CSA的个案到社会化农业图景，既说明发展幻象裂隙的内在性，也呈现出社会化农业兴起的深层原因——农业性质的扭曲性改变所产生的反作用与能动性：本来农业是“养人”且净化环境的，但当下各种激素与化学物质的高残留高污染却让农业成为“害人”的源头；本来农业是通过转化太阳能以创造能量的，现在却成为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消耗单位（邹德秀，1992：167）；本来农业作为人与自然的合作，属于更符合人性本质的生命逻辑，现在却因工业化改造而依附于本只从属于生活和社会逻辑很小部分的生产逻辑（E.F. 舒马赫，1985：208）。正是这种落差与扭曲，脱离了社会与生态脉络，并在现实中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进而逐步受到挑战。

2、因此，北京L市民农园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并保持不竭创新动力，

既非简单个案也非偶然事件，而是由于长期受“正向运动”乌托邦信条的影响，致使生产与经济之外的其它面向受到有效遮蔽。然而，随着生态危机与现代城市普遍困境的出现，农业内外的各种“乌托邦”特征将逐步得以显现，这让农业多功能性的再现与重新认识成为可能。进一步说，这些不同形式与表现的努力实际从属于全球各地日益兴起的替代性农产品体系（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及可持续食品系统，其代表着一种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respatialize）和社会属性重构（resocialize）（石嫣，2010；伊丽莎白·亨德森，2012：19）。当然，这种兴起与展开既面对来自案例内部的困难和张力，也遭遇着源于“无限地球”思维前提及“三农一农化”、“农业产业化”等波兰尼意义上经济脱嵌社会之“话语/坐标”与利益限定。因此，真正的社会化农业不是一般意义的“郊区式”逃避，而是以“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的双向互动带出对“城市优先”这一主导信条的拒绝与城乡关系新可能的探寻，同时以之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为现实层面带去一种不一样的价值与可能。

3、社会化农业的兴起有助于我们对农业产业化的主流思路进行反思：作为“三农一农化”之逻辑产物与典型做法，追求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农业产业化既对劳动与社会参与产生排斥机制，同时这种产业化食品系统还因为存在大量中间环节而导致真正需要支持的小农主体实际收入大幅缩水。从“产业化”到“社会化”，不简单等同于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超越，也不只是农业主体的多元化拓展，而是希望在面对现实与限制的情况下承认农业的多功能性及“人”本身的完整属性，由此摆脱各种遮蔽与乌托邦信条，进一步让农业重新回归社会与更大的生态系统中。

参考文献

1.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 2011，《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叶敬忠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布洛克，《导言》，载于《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2007，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3. 陈秋珍，2007，《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4. 陈卫平，2012，《社区支持农业劳动份额的消费者价值认知结构: 方法目的链的应用》，《农业技术经济》第9 期。

5. 程存旺等，2011，《多元主体参与、生态农产品与信任———“小毛驴市民农园”参与式试验研究分析报告》，《兰州学刊》第12期

6. 董筱丹 张兰英，2013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项目评估报告（2010-2012）年》（内部档案），评估单位：香港社区伙伴。

7. E.F. 舒马赫著，1985，虞鸿钧、郑关林译，刘静华校，《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

8. 范达娜·席瓦著，2006，唐均译，《失窃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

9. 范敏坚，2012，《我对‘四不’的看法》，《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内部资料）第1期，下载地址：www.littledonkeyfarm.com。

10. 高宁、胡迅，2012，《基于多功能农业理论的都市农业公园规划设计——以莫干山红枫农业公园为例》，《建筑论坛/ 南方建筑 》第5期。

11. 亨利•伯恩斯坦，2011，《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 侯珈骏、王艳光，《小毛驴市民农园2009年劳动份额访谈记录（2009年10月）》（内部档案），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

13. J．托德，1983，《一项温和的建议：科学为人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农业出版社。

14. 蒋高明，2013，《生态农场纪实》，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5. 卡尔·波兰尼，2007，冯钢 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16. 卡罗·佩特里尼，2010，《慢食运动——为什么食品要讲究优良、清洁、公平？》，尹捷译，新星出版社。

17. 乐钢，2000，《评梵当娜•施瓦的<活下去：妇女、生态、发展>——兼论知识生产的价值问题》，《视界》，李陀、陈燕谷主编，第1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18. 李玉红，2012，《农业生产方式与环境影响——以美国为例的一个讨论》，《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五卷）：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林卿，2012，《中国多功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 期。

20. 赖青松，2002，《从厨房看天下：日本女性“生活者运动”三十年传奇》，台北：远流出版社。

21. 刘健芝等主编，2009，《抵抗的全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2. 刘易斯·芒福德，2005，《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3. 罗逸，2011，《卷首语：守住美好》，《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内部资料）第12期。

24. 罗逸，2012a，《小毛驴不是世外桃源》，《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内部资料）第7期。

25. 罗逸，2012b，《在小毛驴工作时因为离家近》，《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内部资料）第8期。

26. 马格林著，2001，卜永坚译，潘永忠校，《农民、种籽商和科学家：农业体系与知识体系》，载于《发展的幻象》，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27. 迈克·戴维斯，2009，《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潘纯林译，新星出版社。

28. 迈克尔•布洛维，2011，《从波兰尼到盲目乐观：全球劳工研究中的虚假乐观主义》，《开放时代》第10期。

29. 潘家恩，2009，《毛驴、传统与雪灾》，《天涯》第4期。

30. 潘家恩，2014，《发现故乡视野下的青年返乡路》，《天涯》第2期。

31. 萨米尔•阿明著，2011，《过时的资本主义和新的世界紊乱》，彭松译，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32. 邵隽，张玉钧，李雄，李昭，2012，《社区支持农业型市民农园休闲模式研究》，《旅游学刊》第27 卷第12 期。

33. 石嫣，2010，《替代食物体系中的信任建立机制：一项社区支持农业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34. 石嫣等，2011，《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 CSA) 运作的参与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第2期。

35. 藤田和芳，2013，《一根萝卜的革命——用有机农业改变世界》，李凡等译，三联书店。

36. 王绍光，2008，《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37. 汪晖，2010，《“九十年代”的终结》，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38. 文佳筠，2011，《环境和资源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古巴、朝鲜和美国农业的启示》，《开放时代》，第4期。

39. 文佳筠，2012，《未来农业科技走向如何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五卷）：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0. 温铁军，2004，《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41. 温铁军，2010，《市民农业的实验》，《第二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

42. 温铁军 董筱丹 石嫣，2010，《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第10期。

43. 小毛驴实习生小组，《小毛驴市民农园2010年劳动份额访谈记录（2010年8月）》（内部档案）

44. 小毛驴市民农园（科研创新团队），2012，《多年打磨日臻完善 经验推广恰逢其时——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共建产学研基地项目总结报告（2009-2012）》（内部报告）

45. 许宝强、汪晖选编，2001，《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

46. 徐凌涛，2010，《蔬菜配送记》，《小毛驴市民农园田间地头》（内部资料），第8期。

47. 杨帅、温铁军，2008，《发展生态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本土试验研究》，《环境保护》第15期。

4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1，《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发展的幻象》，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49. 伊丽莎白·亨德森 罗宾·范·恩，2012，《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石嫣、程存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 尹瑞庆，2012，《就“四不”问题，与孙先生商榷》，《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内部资料）第1期。

51. 袁萍萍、简小鹰、陈雁、王瑞雪，2013，《市民农园促进人际互动和谐关系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学》41 卷4期。

52. 邹德秀，1992，《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53. 周立，2010，《极化的发展》，海南出版社。

54. 周立，2012，《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及多元化农业的兴起》，《绿叶》第11期。

55. 祖田修，2003，《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为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重庆大学重点项目“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历史脉络与实践案例研究”（项目批准号：CQDXWL-2012-Z027）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乡村建设史述要》阶段成果。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执行董事；杜洁：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助理研究员；钟芳：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