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库】石嫣、程存旺：社区支持农业（CSA）在中国大陆
文章来源：第三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交流会资料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2011年10月6日—8日）
一、世界范围内的社区支持农业及相关模式发展
有机农业最初由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先锋从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小农国家引入，而如今在中国又逐渐涌现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消费者合作社（CO-OP）、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源于日本、瑞士和德国等国家，于1986年引入美国并逐渐成熟的多种有机农业组织运营模式，并被学界统称为另类农业与食物体系（AlternativeFood Networks, AFNs）。同时这些模式又与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区域发展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并且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政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的综合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都借鉴了AFNs模式强调的生态性、社会性、本土性等原则。百年前，东西方的碰撞铸就了有机农业在西方的传播。百年后，东西方的交流推动了社区支持农业在全球的发展。
日本于1970s出现Teikei，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Teikei box”，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直销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扶持的原则；截止2001年，55%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Teikei系统直销；日本的综合农协、消费者合作社（主妇联盟）等组织有力促进了Teikei的发展；综合农协或农会是小农国家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通过综合农协一方面联通市场、另一方面连接农户的社区，将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紧密联合，因此成为东亚小农国家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模式。CSA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发展，迄今约有5000家、涉及二百多万户美国家庭。其中又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多，而生活在美国底层的黑人家庭则主要依靠工业化、化学化、低廉化食品体系维持生活需求，导致底层人群肥胖和糖尿病等与食品安全高度相关的疾病发病率畸高，致使美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呈现下降的趋势。CSA之外，COOP、农夫市集等AFNs的形式也在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美国有三千多家农夫市集，甚至出现了与CSA相互配合发展，旨在促进本地社区繁荣的社区货币（Local Currency）。
在欧洲，瑞士于1970s成立了类似日本Teikei的农民—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Les Jardins deCocagne）。德国，1986年建立了“托柯楠堡” （Topinambour），这是在苏黎世附近的第一个为成员提供蔬菜的集体农场。1990年代遍及英国的小有机蔬菜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Box Schemes），农场给预定服务的人们提供常规的箱装产品。丹麦西部的巴里特斯考农场1999年开始为100个家庭配送份额，组织方式叫做Aarstiderne—— 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有机食品配送服务，到2004年已经增长到44000个顾客。在意大利，人们把CSA叫做GAS，1994年建立了第一个GAS，1996年成立了GAS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600家GAS。葡萄牙将CSA称为Reciproco，其国内有52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CSA关系。法国将CSA称为AMAP，2001年，第一家AMAP农场建立，40位份额成员；2001年5月，创建“联合普罗旺斯”（AllianceProvence），帮助其他农场形成AMAP的组织；2004年，该地区有将近100个AMAP，他们重新构建了组织成为六个地理区域分支，每个区域由一些有经验的AMAP农民和一个活跃的消费者组成；2006年参与的农场数量达到了300个；现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由农民-生态学家-消费者组成的联盟（Alliance ofPeasants-Ecologists-Consumers）支持AMAP的发展。
二、CSA在中国出现的客观条件及意义
实际上，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也被称为“城乡互助”，从2006年开始，由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发起的“购米包地”以及2007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就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PCD）也开始在国内推动一些社会组织NGO和小农户做生态农业。2009年开始，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并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产出，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障系统，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另类食物体系网络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约80家CSA；农夫市集也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通过媒体迅速发展，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侬好农夫市集、南京原品农夫市集、常州大水牛有机农夫市集、广州“城乡汇”农夫市集、成都“绿心田·生活汇”农夫市集；消费者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组织并发展壮大，如北京市民有机考察组、北京消费者面对面、苏锡常健康消费考察组等；其他社会力量也参与到AFNs的发展中来。
AFNs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与欧美等国相比存在共性。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危机，日本于19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1990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AFNs正是此过程中形成发展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伴随经济发展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拉动有机食品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中产阶级构成参与主体的环保和食品安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极大促进了AFNs的发展。
无论是中国社科院、还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都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40%。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转向生态农产品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过程。小毛驴市民农园2009年CSA运作至今收到近200家国内外媒体的正面报道，充分说明了生态农业和食品安全的相关事业正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CSA及相关模式在中国发展现状
对小毛驴统计的80多家CSA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
1、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
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陈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小农发起CSA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
2、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
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土笆笆等，在全国诸多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市民凭借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有利于构建CSA关系，投资生态农业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
3、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CSA
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高校的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形式推广CSA。
4、由NGO发起的CSA
如上海生耕农社，尽管完全由NGO发起并操作的CSA案例还不多见，但是NGO在CSA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CSA案例却为数不少，如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参与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成都河流研究会参与安龙村CSA，PCD参与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内的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北京的多家CSA，NGO的经费和社会关系都对CSA运作起到积极作用。
5、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CSA
如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北京“吃素的”餐厅等，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有机小农和农场的生产，成功树立品牌的农场也可择机参与有机餐厅运作。
6、由政府发起的CSA
如浙江丽水市和遂昌县在本地范围内发起的，由小农和市民直接对接的CSA。
7、其他
此外，还有NGO、企业等发起的有机农夫市集，市民组成的消费者组织等其他相关形式，构成了中国的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
四、中等收入群体与CSA发展
CSA的发展伴随着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农村与农业，并且流入有利于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发展的领域，从此方面衡量，CSA具有正外部性。
土地要素在CSA中的变化更加体现出CSA对三农的影响。首先，中国发起CSA的中产阶级尽管应该属于中上等的中资，但大多数仍然不足以达到政府“亲资本”的规模，有利于在资本与其他要素持有者的谈判过程中形成相对公平的博弈格局，土地从农民流转向市民，但仍旧保持农业的主体性；其次，中资参与CSA有利于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土地在三产化经营环境下的要素定价数倍于一产，将提升要素持有者的租金收益；其三，中产阶级群体日益庞大，但是还没有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政治倾向是多样的，无法形成统一的阶级政治取向，但是在福利主义和生态环保上却能达成共识。CSA恰好能在引导中产阶级的群体力量投入到生态环保等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建设领域发挥作用。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人士投身CSA，不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值得赞赏的。
五、CSA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CSA能够有效避免有机农业面临的信任问题，但所面临的部分问题与有机农业具有共性，并且受到整个社会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的制约。一方面，整个农业领域因长期受到工业化提取剩余而处于弱势领域，无论是政策、科研、资金、人才都匮乏。例如：农产品长期以来价格无法反映价值，难以获得优质的有机种子，缺乏适用性有机农业技术，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等；人才问题将是制约CSA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导向CSA，突显CSA农场经理的数量和质量短板的问题；CSA运作的成本因承受地租、劳动力和能源价格增长的压力而随之上涨；国家农业政策仍未明确补贴生态农业及CSA；消费者健康消费理念仍需要调整树立。
土壤是食物健康的心脏，农民是农业健康的心脏。社区支持农业，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理解和参与，也需要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综合研究，更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交流和共识。
让人类与动物和自然和谐相处！农为天下之大本！
2011年10月7日